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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辽: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三大分歧

——对《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的回应

更新时间:2015-11-06 10:18:27
作者: 陈辽  
赖不了的,能说张爱玲“远离时代与政治”吗?能说这些作品是“时代的艺术”吗?

   日寇投降,国民党政府又重新统治了上海。这时胡兰成“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但又不甘束手待毙,积极策划,与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一起匆匆宣布武汉独立,并拥兵数万,妄想成立武汉军政府”。“‘独立’了13天,便分崩离析了。(注:《世界著名女作家传•张爱玲》(欧美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15-116页。)胡兰成逃到上海,曾到张爱玲处住了一宿,后又逃到温州,化名张嘉仪。此时,张爱玲一方面包庇汉奸丈夫,以稿费支持潜伏浙江乡下的胡兰成,还路途迢迢地看望背着张爱玲已和范秀美结亲的胡兰成,苦苦哀求胡兰成在她和小周(胡兰成在武汉活动时的情人)之间作出选择,在已被通缉的文化大汉奸胡兰成面前,仍然“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另一方面,她却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对抗舆论界对她的揭发、批评,大言不惭地申明:“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其实,当时舆论界指责张爱玲是“文化汉奸”,是有根据的。她不但作为知名女作家和大汉奸胡兰成结婚,而且和上海很有权势的日本人池田纪笃友善,出入汪伪第三把手周佛海的家门;日本军人宇垣大将到上海,也想与张爱玲结识。上面我引述的张爱玲的多处文字,更揭露了张爱玲所谓“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是骗人的假话。至于拿什么“津贴”,根本没这个必要。她的稿费多得很也高得很。《传奇》出版的第四天就再版,她还要“津贴”做什么?不过,当张爱玲得知国民党捉拿胡兰成不过是一阵风,胡兰成的生命已保无虞以后(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的“惩奸”,完全是装模作样给百姓看的,当不得真),她就立刻在文学作品里企图向国民党的政府靠拢。她在1947年发表的《华丽缘》里有意插进这么一段:“我注意到那绣着‘东怡剧团’横额的三幅大红缦子,正中的一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掉了,露出祠堂里原有的陈设,里面黑洞洞的,却供着孙中山遗像,两边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那两句话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分外眼明。我从来没知道是这样伟大的话。隔着台前的黄龙似的扭着的两个人,我望着那副对联,虽然我是连感慨的资格都没有的,还是一阵心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段文字,对于《华丽缘》的主题和“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都是不搭界的,只能理解为张爱玲急于向国民党的政治靠拢。张爱玲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上海的年代里,又何尝“远离时代与政治”呢?如此作品又作能成为“时代的艺术”呢?

   新中国成立,中国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国民党统治区没有逃跑台湾仍然留在大陆的作家艺术家,抱欢迎态度,采取团结他们一起建设新文艺的政策。对张爱玲也不例外。上海举行第一次文代会时,正式邀请张爱玲作为代表参加。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上海文艺界领导人夏衍打算请张爱玲来担任编剧,后因为有人持不同意见,只好稍待一时。上海的《亦报》连载了张爱玲的中篇《小艾》和长篇《十八春》(后出版了单行本)。镇压反革命期间,对张爱玲毫无触动。共产党对张爱玲是争取、团结的。但是,我们后来从张爱玲的《浮花浪蕊》(收入《惘然记》,1983年)中得知,她以主人公洛贞从罗湖桥出境后的心理描写写出了她自己1952年从罗湖桥出境后的心理体验:“自从罗湖,她觉得是个阴阳界,走阴间回到阳间”。她把新中国视为“阴间”,这倒恰好用得着这么一句话:对新中国怀有刻骨仇恨!然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张爱玲在新中国生活期间的作品,却又发现她在字面上对共产党的政治比国统区留下来的任何一个作家跟得都紧,简直到了热衷为政治服务的程度。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张爱玲写在纸面上的全是假话。为了让读者了解张爱玲在新中国生活期间的阳一套、阴一套,我们不妨对《小艾》、《十八春》中的某些文字略作引述:

   小艾作为女佣被主人席景藩强奸后,对主人景藩、主母忆妃,“她是恨透了他们,但是不光是他们两个人,根本在这世界上谁也不拿她当个人看待。她的冤仇有海样深,简直不知道要怎样才算报了仇,然而心里也常是这样想着:‘总有一天我要给他们看看,我不见得在他们家待一辈子。我不见得穷一辈子。’”比起《白毛女》里的喜儿来,小艾的阶级觉悟高多了。其后,小艾听说丫头连喜出逃被人骗卖成妓女的故事,“心里非常难受,对于这吃人的社会却是多了一层认识”。金槐大骂国民党,“说到后来上海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又十分愤慨”。小艾“听他说说”,“长了不少见识”。小艾和金槐后来结了婚,苦尽甘来,“那是蒋匪帮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天,五月里就解放了”。小艾在旧社会里带来的病还没有好,解放后的小艾对金槐说:“我真恨死了席家他们,我这病都是他们害我的,这些年了,我这条命还送在他们手里。”金槐道:“不会的,他们已经完了,现在是我们的世界了,不会再让你死的。不会的。”小艾住进了医院,起初只是觉得那程医生人真好,三等病房那两个看护也特别好,后来才发现那原来是个普遍的现象。“她出院以后,天天去打营养针,不由得感到医院里的空气真是和从前不同了,现在是真的为人民服务了”。小艾到印刷所里做折纸工,“通过学习,把眼界也放大了,而且明白了许多事情”。小艾怀了孕,“有时候想着,现在什么事情都变得这样快,将来他长大的时候,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世界,要是听见他母亲从前悲惨的遭遇,简直不大能想象了吧?”

   比起《小艾》来,张爱玲在《十八春》里对共产党政治的服务更到了触目皆是的程度:

   “我觉得我姐姐(曼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指解放前的旧社会)逼得她这样的。”“我也不是个共产党,我还没有那个光荣。我不过想着,像我们这样一个工程师,在这儿待着,无论怎么样努力,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还是上那边去(指往苏区)或者可以真正为人民做一点事情。”

   “我告诉你一桩事情。别的朋友面前我都不说了,告诉你不要紧——我预备到解放区去。”(按:叔惠去的地方是苏维埃地区,简称苏区,那时还没有“解放区”的说法)“像我是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可政治不清明,简直就没法子安心工作。”“其余都是些有名的乡绅,其实也就是地头蛇一流的人物,靠剥削人民起家的”。

   “她(指曼祯)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长大的,那一重重的压迫与剥削,她都很习惯了”,“在她看来,善良的人永远是受苦的,那忧苦的重担似乎是与人生俱来的,因此只有忍耐。她这还是第一次觉得冤有头,债有主,她胸中充满了悲愤。”“到底是解放区那边什么人才都有。”“从前我们医院的院长(指张慕瑾)给国民党捉去了,冤枉他是汉奸,跑到医院里来搜,简直像强盗似的,逼着那院长太太叫她拿出钱来,把她吊起来打,拿火烧她的脚后跟。……”“你可以加入家庭妇联(按:新中国成立后并无“家庭妇联”那样的妇联组织,是张爱玲自己编出来的组织),她们那儿有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可做,有机会还可以参加学习,像你这样聪明的人,思想很快就可以搞通了。”“老实说,我对新中国的前途是绝对有信心的,可是对我自己实在缺少信心。”“你(指世钧)要到东北去(工作)我也要跟你一块儿去。”“所以还是那句话:‘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我结果是弄得家破人亡!”

   ……

   我之所以摘来这么多张爱玲在《小艾》、《十八春》中如此紧跟共产党政治的话语,只是为了指明:一、张爱玲及其作品不是“从来没有涉及政治”,而是从敌伪统治时期起她的创作一贯与政治密切联系,而她生活在新中国的日子里,她在文学上紧跟共产党的政治比任何一个原在国统区的作家都更要表面化;二、张爱玲在心底里把新中国看作“阴间”,但她在作品里却把“阴间”写成光明的“阳间”,把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解放前的旧社会写成黑暗的“阴间”,如此阳一套阴一套,也是国统区留下的作家们中间所仅有的;三、张爱玲把对新中国的仇恨隐藏得这么深,而对新中国的歌颂又歌颂得如此表露,这倒真有点难为了她;四、凡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有点感情的人,如果得知张爱玲一方面把新中国看作“阴间”,另一方面又在《小艾》、《十八春》里对共产党这样歌功颂德,对国民党这样大骂特骂,仍然还要做“张迷”,是不是有点儿“冤大头”?!

   1952年,张爱玲去了香港。很快供职于美国新闻署在香港的新闻处。麦加锡是她的顶头上司。张爱玲在香港期间写出了《秧歌》、《赤地之恋》两部思想上反共、艺术上拙劣的作品。麦加锡后来很得意地告诉著名女作家陈若曦:“是他们提供资料,张爱玲便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张爱玲自己也在后来坦言,故事大纲预先已经定好,她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秧歌》写农民在土地改革后被勒索“捐献”,终于“暴动”。女主人公月香纵火焚烧粮仓,却丧身火海。不久,村民们奉命备齐年礼,扭着秧歌到军属家去拜年。《赤地之恋》写了“土改”、“三反”、“抗美援朝”,在张爱玲的笔下,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土改”,反对腐败的“三反”,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抗美援朝”,全被写得面目全非,黑白颠倒。这时,张爱玲已明目张胆地、肆无忌惮与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密切联系,为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服务了。当年曾经发表过张爱玲的较好作品《金锁记》的老作家柯灵直率地说,《秧歌》、《赤地之恋》是“坏作品”,“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部都是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

   从上可见,有奶便是娘,就是张爱玲的“创作趋向”。不同的只是,张爱玲对敌伪、国民党政府、美帝国主义,是心里“叫娘”;而对共产党是心里“骂娘”。

   所谓张爱玲及其作品“远离时代与政治”,完全与张爱玲的创作实际不符。“远离时代与政治”之作反而成了“时代的艺术”,也与张爱玲创作实际相悖。至于说张爱玲的作品达到“历史水平”,“给后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张爱玲的“创作趋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新质”,是“中国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都和张爱玲的创作实际相去远甚。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张爱玲之所以在沦陷时期走红上海,很大一个原因即在于,抗战爆发后,绝大多数的优秀作家或到革命根据地或撤退到了大后方。被迫留在沦陷区的作家,有的忙于做地下工作,写文章只是余事,而且他们不可能有言说自由;有的隐居;有的暂时搁笔;加之,敌伪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柯灵语),所以,被《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费力收罗来的作品,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上佳之作。这也并不奇怪,正如迅雨(即傅雷)说的:“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象,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

   分歧之三:对沦陷区文学和沦陷区作家作出评价时,是既要谈文,还要论人,讲究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还是谁讲究民族大义,谁便是“仍停留在大陆地区九十年代以前和台湾《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的思维框架和定论之内”(《前提》),“在学术上是谬误的,在政治上是很不负责任的”(《个案》)?

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既谈文,又论人,把“文”和“人”相统一。特别是在涉及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时,一点也不含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所以,尽管明末阮大铖在文学上颇有成就,但因他投降清王朝却不齿于士人;吴梅村失足仕清,他在临终前的绝命诗中谴责自己:“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抗战时的附逆作家周越然也还有羞耻之心,曾在《从林庚白想到南社》一文中说:“我自己也做过南社社员。当时南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文学气节,我真惭愧!”世界上有过多少文明古国,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早已不存在了。古埃及也已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所取代。印度在外国人统治时尚能保持国家的统一,一旦外国人离去,立即分裂。惟我中国,自有国家以来,从秦汉起始终保持中国的统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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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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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0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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