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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甦:与经济体制改革同行:公民财产权利保护机制的不断完善

更新时间:2006-04-06 22:05:53
作者: 陈甦  

  

  □公民财产权利,是公民依法拥有的重要权利之一,是整个社会的财产权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今天,进一步完善公民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机制,不仅有助于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也应当有助于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有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确实如此。翻阅一下建国以后先后实施的四部宪法就会发现,不管建国以来的历史进程如何曲折起伏,我国法律一直把保护公民财产作为其任务之一,即使在改革以前法律为数不多的年代也是如此。然而,公民的财产权利需求与相应的制度体现成为建构法律机制的一个动因与内容,只有在改革以后的今天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意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现实的法律决定于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熟悉改革以前社会状况的人们都知道,当时公民的财产状况是极度贫乏的,公民可以拥有的财产限于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的种类、数量与获得途径,又被严格得近乎严酷的配给制度所限定。生产领域的高度计划统制,生活领域的严格配给限制,使得有限的公民财产的取得、持有、使用和处分,几乎不需要用权利作为观念介质。因此,当时的公民财产权利是残缺不全的:不存在知识产权,几乎没有债权,所有权单一代表财产权利,并且所有权中的使用、处分权能限于消费性使用与处分。由于当时不存在产生普遍而全面的财产权利需求的必要和可能,因而确认和保证财产权利的民商法律制度成为社会制度体系中不重要的一部分,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只要靠几条刑法性规范即足以够用。由此可见,私有财产的普遍贫乏与公民财产权利的残缺相一致,而公民财产权利残缺又与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欠缺相一致。公民私有财产在数量上的增加和结构上的丰富,以及公民在使用、获取私有财产方面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结果之一。人们愈来愈关心公民财产权利问题,要求完善公民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机制,不仅是出于对自己私有财产的关心和对他人私有财产的关注,也是基于公民个人物质生活日趋富裕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健全财产权利体系的进一步要求,这实质上是改革的重大成就之一,是社会制度进步性和合理性的表现之一。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给予了重新规定。这对健全公民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机制有什么意义?

  ■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来说,其重大意义是多方面的。仅就公民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机制而言,该宪法修正案就具有以下意义:(1)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从而相应提高了公民财产权利在社会财产权利体系结构中的地位,这有助于实现公民财产权利在内容上的丰富性、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性、在受保护上的充分性。(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充分发展,应以其投资者的财产权利能够得到法律的充分尊重和保护为前提。该宪法修正案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在具体法律中完善有关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为完善公民财产权利保护的法律机制,提供了宪法依据。(3)该宪法修正案表明,公民财产权利在内容上的丰富、在法律地位上的提高以及在保护机制上的完善,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密切相关的。我国法律一直力求及时反映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现实,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公民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机制也必将不断得以完善。

  

  □能否以具体的立法实例说明,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的完善过程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

  ■从改革以来法制建设的历程来看,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密切相关、同步进行的。现行宪法中有关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制度的规定以及历次宪法修正案对此制度的规定,已经明确而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结论。

  时值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推进阶段的1982年,颁行了现行宪法。其中第十一条即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益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私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需要法律予以明确其地位、肯定其作用、规范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因而1988年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的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提高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需要对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以法律形式给予重新定位。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即将宪法第十一条修改为:“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从上述过程来看,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政策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宪法即规定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私营经济又大量出现,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又规定私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人们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现阶段的地位与作用有了更为科学更为现实的认识。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又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由处于“补充”地位确定为处于“重要组成部分”地位。

  

  □从历次宪法修正案的内容来看,法律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规定,确实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但本文限于公民财产权利问题,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一种经济成分或经济形式,应当属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范畴,难道法律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规定也与公民的财产权利有关?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必须使用一定的物质资料,而在市场经济的法制环境中,进行经济活动所使用的物质资料在法律上即称之为财产。财产既是经济活动的条件,也是经济活动的目的。经济主体对财产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活动,如果能够得到国家代表社会的认可、尊重和保护,便是拥有了法律上的财产权利。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投资主体是公民个人,因而法律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规定,自然与公民财产权利制度有关。

  从法律角度来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运行过程,在法律上体现为公民个人财产的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公民投资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公民财产权利的实现方式和途径之一。公民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的财产权利,是公民财产权利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受法律保护的状况,最能反映公民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变化,最能反映公民财产权利保护机制的发展变化。国家政策和法律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态度,最能反映对公民财产权利所持的基本态度。因此,当我们描述、分析、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公民财产权利保护机制的发展变化时,必需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为基本着眼点。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公民也是拥有个人财产或者说是私人财产,尽管与今天相比是少量的单调的;有关变化公民财产权利的法律也很不健全。但能否可以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公民有个人财产而无财产权利呢?

  ■这里首先要在概念上明确,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个人财产”与“私有财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后者是指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无可否认,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公民也是拥有个人财产的,并且这种财产也是受到国家保护的。尽管当时的法制很不健全,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在当时公民只有财产而无财产权利。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公民也是有个人财产的,尽管当时的个人财产仅限于与生产资料相对应的生活资料。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资料概念,在实质上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活资料概念不同,其差异不仅表现在数量品类上的巨大不同。更重要地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公民对生活资料的取得方式、生活资料在公民生活中的意义、公民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在整个社会财产格局中的地位等等,与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都具有本质不同的差异。

  第一,公民个人财产的数量和种类,完全是计划经济运行过程中有计划分配的结果。公民在取得个人财产方面,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而言,也就是说,不论公民在劳动工作中能力如何,自己不能决定其个人财产的数量和种类。公民个人财产的数量和种类,由国家通过配给制度有计划地平均分配。配给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凭票供应,当时我国票证种类之繁多,为任何国家和平时期所少见,有粮票、油票、肉票、蛋票、糖票、布票、棉花票、工业券等,还有与票券同等功能的各种供应证,如副食供应证、日用品供应证等等。配给制度的特点之二是定量供应,即按照家庭人口的数目平均分配种类相同的生活资料,至于每个人对生活资料的不同需要,是配给制度无暇考虑的问题。配给制度的特点之三是定点供应,如粮票分地区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一个地区的粮票不能在另一个地区使用;各种供应证只能在指定的商店里才能买到物品。配给制度使公民失去了对生活资料的选择,在没有选择的地方便没有权利。所以,尽管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人们也在商店里用钱买东西,但在公民个人与商店之间,与其说是建立了基于法律的买卖关系,不如说是建立了基于计划的供应关系。

  第二,公民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仅限于生活必需品,以维持起码的生存需要为目的。配给制度的分配原则是“满足需要,略有节余”。实际上许多人是没有节余的,节余过多本身构成对配给制度的破坏,会产生将节余用于“投机倒把”的危险。在此分配原则下,公民个人财产只能用于生存,而不可能用于享受和发展。我国长期不重视无形财产,如著作权等,盖因无形财产的人身属性较强而又与个人的生存无关。所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财产是重要的,没有个人财产意味着不能生存;个人财产又是不重要的,因为它与个人的发展无关。

  第三,公民个人财产的功能具有单一性和固定性,公民不能通过其财产来取得财产。在此情形下,公民为自己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极为单调,向单位提供自己的劳动几乎是唯一途径。通过财产权利的行使来取得收益的权利,只有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或“集体”来行使,才是正当的。公民个人以财产获利,是为社会制度所不容许的剥削行为。公民在付出自己的劳动取得报酬后,除了储蓄和购买生活必需品外,不得用于投资性的用途。即使个人将工资等节余存入银行而取得利息,那也不是财产作为资本增殖,而是国家给存款公民的“奖励”。

  第四,公民个人财产在整个社会的财产格局中处于相当不重要的地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民个人财产处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的末端。公民个人财产只能用于消费,而不能重新进入生产过程。由于公民个人财产没有增殖功能,公民不可能利用其个人财产改变自己的生活,更不可能利用其个人财产影响其周围。经济体制改革以前的国民经济计划主要以积累为目标,公民个人财产与其说是发展的动力,不如说是发展的负担。允许公民拥有个人财产是不得已的,其目的主要在于社会稳定的需要,配给制度除了能满足人们的起码生存需要外,亦可把公民个人固定在固定的单位或者社区。

  第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与公民有关的财产关系,与其称为法律关系,不如称作计划关系。公民个人财产在数量上的贫乏,在种类上的单调,在取得方式上的单一固定,使调整财产关系的法律,特别是民商法,成为经济现实中的多余之物。只有盗窃和抢劫等是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的常见行为,因而刑法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主要手段。

  

  □如此说来,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公民也是拥有财产权利的。但是与今天相比,当时公民财产权利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制度状态?

  ■财产权利实质上是一种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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