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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民间社会叙事”的失败与张爱玲小说的意识形态性

更新时间:2015-11-02 11:19:13
作者: 韩毓海  
而不是作为另一个赛珍珠加入到争夺诺贝尔奖的行列之中。因此,与其说张爱玲认为中国的实用理性大于西方的绝对理性是伟大的优点,不如说她认为中国城市民间的内在的合理主义,要比外在的乌托邦意义理性的强加更有利于中国的现代进程。在《中国人的宗教》中她写道: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了空白——并非懵腾地骚动着可能性的白雾,而是一切思想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有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空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了均衡。不论在艺术里在人生里,最难及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歌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正像西方学者用“反现代的现代”来概括中国民族因素的现代性论者的悲剧性追求那样,德利克(Arif•derilik)指出, “浮士德在现实中树立起的自己理想的大厦的同时,却在自己的内心中制造了废墟”〔8〕,——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论者所现实的富国强兵理想, 竟然是以丧失通商口岸的繁荣和私人资本主义,以及中国人民最基本的世俗愿望为代价,这种为了“理想”而牺牲“现实”的悲剧之残酷,当然是张爱玲所谴责的“道德和意义的恐怖”主题(夏志清)。《金锁记》的成就实在是指出了道德、意义的追求最终将成为追求者劈死主人和自己的黄金枷锁,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给追求者在内心中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废墟,这便是七巧的疯狂的变态。——史学的立场理应让我们看到比直观更多的东西,正如夏志清分析道,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的中的道德女神娜斯塔霞死了,“苍蝇在她身上飞”,当垂暮的七巧“在半夜里,她回顾自己的空虚的胜利”时,让读者看到的也是,她的“理想”的胜利,“正是代表道德的破产,人性的完全丧失”。如果说娜斯塔霞这个人物身上凝结着俄国东正教乌托邦主义的疯狂,那么七巧同样也应是一个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读者牢记不忘的意象”。〔9〕

   这是为“理想”而牺牲“现实”的悲剧,那么40年代更为普遍的“为了迁就现实而牺牲理想”的悲剧又如何呢?《倾城之恋》是《传奇》集中唯一以大团圆结局收场的小说,但充溢其中的,却是更为浓重的悲剧情调。成为柳原名正言顺的妻子是值得庆幸的——“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这一桩看似可靠的婚姻,都让她体会到更为广大的人生真实:“……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部可靠了。”流苏成功了么?我们毋宁说她和七巧一样在成功的瞬间体会到更大的虚无和失败,这失败绝不是指自贬身价地投入柳原怀抱,出身望族的她不得不抛弃孤傲、矜持。“她失败了”,是因为在她面前的,是一场毁灭的陷城战火,成为全不可知的人间命运的主宰。

   中国通商口岸新兴的资产阶级“民间”,即《传奇》里“这时代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他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如屏风上的蝴蝶,“飞不走”,如脑袋乱了套的传庆,“他跑不了”,生命没有辉煌,没有飞扬,也没有悲壮,有的只是无奈和苍凉。

   中国“现代”的青春时期已经结束了,到来的是现代性不可化解的悲剧性矛盾全面呈现的40年代。思想已经没有出路,解决的方法唯有通过实践。离开了路翎在他伟大的杰作中揭示的那种致命的大“悲”,我们怎么能现解40年代的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的同体相联,“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对于乐观主义的胜利论者,张爱玲善意地指出:“生活在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千疮百孔的”,而对于悲观,她在《年青的时候》则这样告诫:“无论什么事,都不可以大意,无论什么事,都不能称自己的心愿的”。——正如胡兰成指出,二十几岁的张爱玲写出这样的话,“连惊叹号都没有,只是八个冷冷的逗点与句号。”

     3.“扬弃科学与民主,建立自由与秩序”?

   数年前,甘阳先生在《二十一世纪》以《扬弃科学与民主,建立自由与秩序》一文,表达了当年学人挫折感中的反省,也表达了新的一种“西方主义”视野。甘阳指出,德法式的“科学与民主”在实践中只能导向普遍主义的霸权与革命,我们只有放弃它,重新去理解、评价英国自由经验主义的“自由与秩序”的模式,才是新的出路。

   对此一创见我们也许可以稍加补充的是:导致了中国普遍主义霸权的并不是追求不可见意义秩序的乌托邦主义者,而恰好是英国经验主义者,是1921年来华讲学的罗素最早指出的中国应该有一个俄国那样的专政政府,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革命的爆发也并不是由于民主激进主义“作怪”,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错误的农村政策,同时更错误地放弃对私有资本的支持反过来又丧失了来自对方的支持,这样一个实际上已经没有现实基础的政权垮台的原因在于它自身,文化激进主义并不能为其负责。

   反过来说,五四的最大成果白话文是通过民国政府的推行才确定下来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离开国家法律和基础投入的支持,历史证明根本无法成功。

   因此,正像路易斯•哈茨所指出的,东方的“西方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妄图找到一个排它性的普遍现代模式,要么是完全国家和集体的“公”,要是么是世俗和个人的“私”,但问题的关键仿佛应该在于去考虑西方传统的这两面是在什么契机下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斯宾塞的激进主义和托利主义的保守都是应该被取缔的反动势力,正是这种被取缔的危机使得二者携起手来。而中国现代国家和自由资产阶级市场认识不到自己的共同利益,正像40年代的激进的保守的知识分子看不到自己追求的共同点一样,这是40年代中国文化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因此,当我们今天“回到”市场特别是民间社会”时,我们就不应该片面地回到“四十年代”,回到通商口岸,起码在“回到”之前,我们应该要认识到:①通商口岸的弱点是国家主权脆弱,理性价值荡然,在最终意义上,这一点不是有利于其发展,而是阻碍了其发展;②中国的“江湖”思想与“天下”观一样有害于体制合理化;③中国民间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现代焦虑的能力,最多只能是一种“发散式”的现代功能,而非集约式功能,中国民间不可能自发地生成现代合理化功能,这是民间社会与哈贝马斯之公民社会之本质不同。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当代西方已经把“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当作所谓“过时的东西”交还给社会主义,而今天台港以市场消费主义对于大陆的渗透,促使大陆受挫后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向“民间”的调整,但是体制优先合理化在台港现代化进程中起到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同是中国人,台港与大陆有同样的,属于20世纪中国人的悲怆,有着同样的缺失和不可弥补的创伤,有着与成功相联的惨败构成的同样的深重的悲剧感,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一个“市场”成为大家沟通的话语的和心理的最基本前提。

   也正是这一点让我们重新理解“张爱玲热”由台港而波及大陆所能产生的超过市场意识形态的价值和艺术的悲剧之美:1990年,严浩的《滚滚红尘》在“金马奖”成功的同时引起争议,剧作者三毛以她擅长的“浪迹江湖爱情”的模式投射中国历史,此举受到了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理念的抵制,这一抵制不是来自大陆而是来自台港自身。

   1994年,关锦鹏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在金马奖角逐中大获成功,然而这不过是商业的成功,张爱玲的原作已在市民趣味的基础上,被改编为一个《过把瘾就死》式的由三角恋爱回归道德主题的庸俗故事,一个既满足观念情欲又满足其道德欲望的,既可以被牧师作道德称赞,又可以当作脱衣舞来欣赏的好莱坞产品,那种由不可化解的真实的悲剧感,无奈的怆然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只有被市场的手改写过的本文、历史、真实和被市场控制着的观众。然而也正是这一点使本文的写作也许不是毫无意义的,——正象Carr所说,既然历史不可能让我们回到过去,它也从来不可能告诉我们怎样摆脱过去的话,那么张爱玲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坚持民间社会有效性的借口,相反她作品巨大的悲剧性,正提示我们把不可化约的现代性矛盾,当作我们阐释当下的前提。

   注释:

   〔1〕〔2〕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1972年。

   〔3〕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49~150页。

   〔4〕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第147页。

   〔5〕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33页。

   〔6〕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 第325页。

   〔7〕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4~5页。

   〔8〕德利克:《反现代的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 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4.2。

   〔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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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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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西安)199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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