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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民间社会叙事”的失败与张爱玲小说的意识形态性

更新时间:2015-11-02 11:19:13
作者: 韩毓海  
他们共同怀抱着儒家文化激进主义的大同理想,但却又在不同程度上看到了新儒学温和的现实主义的现实有效性,“宋学”的分裂正是这样被桎于现实的矛盾之中;正像墨子刻所看到的,儒家“文化激进主义”与“温和现实主义”不但被提出研究,而实际则用来作为表述40年代知识分子困境的历史的“它者”:〔4〕

  

   于是,朱熹和王阳明就成为40年代知识分子交替使用的两个理想形象。朱作为学术思想的楷模和精神象征而存在,而在分析现实世界时王阳明的立场往往被汲取。因为朱熹赞扬语言的作用,认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交流外部世界的知识,因而强调学术的重要性,即通过学术研究来打开理想与现实的分隔,但它却认为对现实体制作细微分析,承认它的不同规则是必要的。因此,一方面,夏志清所说的“为了要保持我们生活的正常,我们常常不得不牺牲理想、迁就现实”是40年代的共同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知识分子的大同理想主义被放弃了,相反由于丧失了通向这一理想的笔直的康庄大道,沉溺于通商口岸的国学知识分子才陷入不可化解的焦虑之中,才把这种问题的探索深入到知识之中去。

   因此,我们今天当然有必要问,一个植根于“时尚”,表述了“时尚”和创造了它的作家,背后的这个“时尚”是什么?既使最抽象、最严密的知识和思想,又其实是怎样密切地联系着“时尚”,并成为它牢不可破的“元话语”和基础底座?以往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研究,倾向于鼓励思想家把书桌搬上十字街头去,但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书斋里的康德和黑格尔,欧洲的十一个国王就不会被砍掉脑袋。“时尚”作为一种现代游戏,只有“冷”与“热”的循环,但在它背后,真正不能被“消解掉”的是血淋淋的真实和残酷的生活的悲剧。于是,我们要追问:什么是那个残酷的历史生活的实际背景?什么是那些被压抑、忘却了的血淋淋的真实的思想学说?只有探求和回答这样的问题,才可以使我们今天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地图”的文学史学,重新以充满激情和思辩,充满意识形态霸权的,具有感召力的姿态重现于当代生活的地平线,并在其中安放我们可以具有的,对于前人的适当评说。

     2.走投无路的资产阶级反抗:“民间社会”与民族国家和现代性叙事的分离

   西方的现代化论者在研究中国现代史时,一直强调通商口岸的自由市场和资产阶级与现代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因为国家对资产阶级的扶持在许多迟发展国家的现代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正如白吉尔(bergere)所描述的:

   “在落后国家走向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家的作用举足轻重。当贫困的农村市场限制着消费需求和资本提供的时候,发展资金可以由国家预算直接提供(例如19世纪的俄国),或通过实业银行贷款间接供给(例如同时期的德国)。即使是一些新近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台湾)的经验也可以证明,虽然国家并不一定能保证发挥自身作用,但它对于确定投资优先权,设立适合于经济发展新的需要的法律制度,仍然是十分必要的”。〔5〕

   但是,这样对于现代国家与资产阶级关系的描述并不适用于1927~1937年中国国民党政权与城市资产阶级的实际存在的那种关系。比如说在1927年以前,在通商口岸城市承担管理共同体责任的是商会,这个19世纪以来经济发展的产物正是被国民党所终结。1927年4 月的上海特别市场法规,1928年7月和1930年5月的组织法,迅速地剥夺商会的职权而将一切权力归于“大上海市国民政府”,1929年11月,上海国民政府成功地解散了最大的上海商会“上海马路商家联合会”,蒋介石政府不惜动用青红帮来完成这项工作,该江湖流氓组织不仅在1927年用来对付共产党,而且一直是民国政府恐吓那些不肯向国家纳税的巨贾的有效力量。

   与西方普遍的现代化模式相悖的是,“国民党政府对于发展私人企业的态度是相当冷漠的。这里可以举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工业萧条的最初几年里(1932~1935年),南京政府竟然不愿为濒临绝境的资产阶级提供任何支持,以帮助企业克服和渡过危机。”〔6〕

   但是,南京政府的作为却可以在另一方面被看到,那就是在蒋介石和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对重工业和采矿业进行无情没收的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研究了德国和苏联获得成功的经验,发现这是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同时它制定了一个计划:在国家控制下,依靠贷款,加上中国内地资源的条件,创建两湖、山西、四川的工业基地,目的是发展军工,制造基础设备,最终取代并终结通商口岸发展轻工业鼓励私人资本的模式。

   因此,在研究30~40年代时最不能忽略,也是最深具讽刺的悲剧意味的是,中国近代通商口岸民间社会的地方利益的得以保持,恰好是日本侵华战争为其造成了契机,否则在3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日益加紧的国有化步伐之中蒋氏政权势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地迅速结束这种通商口岸地方与中央国家的对峙,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的小说氛围,成为揭示了现代中国国家与通商口岸资产阶级不可化解的悲剧性冲突的“民族寓言”,——在《倾城之恋》的结尾她写道:

   一座城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艰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香盒盘踢到桌子底下去。(重点为引者所加)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化地将张爱玲置于一个反对现代民族国家霸权的意识形态立场上,这样就与抗战胜利后对张的如潮指控没有什么不同了;但是,既然我们可以将张爱玲小说当作夏志清和杰姆逊(Frediric•Jemerson)所说的杰出的象征性的“民族寓言”来解读的话,兼顾到作者侧身于其中的中国文化历史背景,我们却几乎可以肯定张爱玲与中国现代性的某种深刻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可以通过中国文化内部发展——即40年代学术思潮中新儒学与经典儒学的不可化解的矛盾看出,而且也可以从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现代性的认识的分裂中看出,中国怎样理解自己的传统和怎样理解西方,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最重大的课题,既规定着中国式行为的当下性,而且也规定着我们阐释鲁迅或张爱玲的这样伟大作家可能达到的理性的深度和意义(解释)的有效性。

   但是,我们有什么证据来说明40年代,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认识也发生了分裂呢?这种分裂被作出了怎样的描述呢?还有,置身于儒学内部冲突的张爱玲及她所代表的“民间”,其立场偏向于分裂的西方的哪一极呢?

   回答这样的问题相当困难但却并非不值得一试。比如我们起码可以通过朱光潜先生酝酿已久的《西方美学史》明确无疑的体例安排——一种其实是地缘政治的现代史背景的安排,感到这种中国人眼里“欧洲的分裂”,这是朱先生所描述的:肇始于英国经验主义,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世俗化进程”,与德国式的追求“对更高级假定的假设”的“文化革命”,即为摆脱内在焦虑而进行的“创造历史”的伟大叙事的分裂。

   我认为,朱先生的论断是对晚近中国的“西方主义”表述的一次总结。今天西方的学者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把人类现代进程描述为经验合理主义的一系列结果,还是描述为“摆脱困境”而进行的一系列有关意义的叙事,的确是西方近代传统不同的两面。结果,一方面,当代西方“记忆”起自己传统的二重性,在一定程度上恰好是通过非西方文明的学者作出的关于西方的理解;另一方面,中国人为什么倾向于把西方近代文明的两面理解为“分裂的”甚至“不可调合”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在根本上理解为互为因果的,这与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当下需要把西方普遍化、整体化和“它者化”有关。尤其与中国特殊的,也是悲剧性的处境有关。一般说来,在40年代以前,中国人倾向于把西方现代性理解为与追求不可见的意义秩序相关的文化叙事,而在政治、经济上,法国的“公民精神”和德国的“国民经济”被当作“现代”之核心。而在40年代的短暂时期里,追求“直接满足的有限价值”的世俗化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才在通商口岸被表述;正像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感到她在历史上有什么特别之处”一样,“历史”和“真理”这些不可见的意义秩序不再被强调,在政治经济上,生活情趣代替了公民精神,民间社会代替了国家经济。我们可举一个与张爱玲相并的例子来说明中国人的“西方主义”表述。这个例子便是严复。

   路易斯•哈茨在为本杰明•史华兹的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德国、法国甚至美国,的确走了一条与英国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形成了两种有联系但又不同的现代传统,然而正是严复对西方的论述使西方认识到自己传统的二重性,哈茨指出:

   “西方国家本身发展的不平衡……即西方国家不是同等先进的,在富强这一特殊优点上,所有国家都‘落后于’英国。法国崇拜英国的资本主义活力和公民精神,尽管法国本身给予亚当•斯密以重农主义的灵感。德国否认古典经济学的竞争的个人主义,在极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它需要李斯特的‘国民经济’来补偿它的落后面。……然而这些态度中,没有一种发展成史华兹教授在此阐发的反应模式(即只强调国民“公益精神”和“国民经济”,而排斥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引者注)……不仅因为西方国家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而且因为各国成长和发展的不平衡在某种程序上随着历史的前进已被消除了,所有这些国家都寻求过近代化的道路,这一事实的确反映在严复的观点中,而这一事实已在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严复使之明晰地显示出来了;因为严复似乎不关心干扰与打搅西方的国家间的差别,并不费力地从讨论英国进而推向对整个欧洲的讨论。在欧洲,人们哪儿还能发现类似严复的这种欧洲国家采取共同近代化道路的看法呢?其实,为了发现‘西方’,人们不得不到东方的思想中去寻找,至少也得到俄国去寻找。”〔7〕

   这种可以称为“西方主义”,即东方人如何理解现代西方的方式,之所以比赛义德激进的“东方主义”,即西方人如何虚构东方的方式更有意义,是因为中国的现代主义者,一直是通过他们在不同处境、需求下对“现代西方”的一种特定看法,来引导中国的现代进程的。在此意义上,认为中国现代知识者仅仅是“西方的眼睛”的观点是站不位脚的,因为中国现代知识者同时也更是西方现代传统的再阐释者,重新发现者,有时甚至是歪曲者。正像严复特别强调理性、公益精神乃至“社会主义”是英国现代性的核心,并且歪曲性地认为中国的老子思想恰好符合此—西方现代性一样,张爱玲则认为自由个人主义、世俗的现实主义和大都市文明里的民间社会,是英国现代性的核心,而中国的“民间”理想,恰好也符合这一现代性。由此看来,张爱玲在40年代像严复当年站在“西方”和“现代”的立场上一样,又一次声明了“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的这种东、西方互相印证的辩论方法。

因此,一方面,正如40年代的批评家所见到的,在英文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用漂亮的英文写作的张爱玲,有些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看中国的倾向,即“张女士真正是用一个西洋旅客的眼光观赏着这个古旧的中国的。尽管她的笔法在模仿着《红楼梦》或《金瓶梅》,可是,我还是模糊地觉得:‘这是一位从西洋来的旅客,观察并且描写着她所喜欢的中国。’我想起了赛珍珠。”但是把张爱玲的40年代立场等同于“中国文明论”的西方汉学的东方主义立场还是不妥的,对于赛珍珠来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是一个美丽的它者,但是,张爱玲对中国文明的批判却是十分激烈的,她更多地不是为了表现中国文明静止的美丽,而是寻找其现代发展的途径。即使她是在美化中国民间社会的世俗性的功能,并以此来批评西方宗教和理性对人的宰割和霸权的时候,她也并不是用一个美丽的它者文明来反观西方;相反,她是用一种现代都市的个人主义,来反抗晚近以来追求意义的乌托邦的中国现代性主导叙事。她的诸种言说正是作为这样尖锐的“意识形态之声”加入到40年代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道路的血与火的厮杀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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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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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西安)199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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