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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泉: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

——张爱玲个案分析

更新时间:2015-11-02 11:10:25
作者: 张泉  

   一、张爱玲“文化汉奸”论的由来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在上海全境沦陷不足四年的时间里,她以其不同凡响的作品,使沉闷的上海为之一震,仅短短两年多,便确定了她在沦陷区文学中的位置。几十年的沉寂之后,先是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及北美,后是80年代在大陆,张爱玲和她的作品重新被认可,并逐步形成热潮,最终被纳入中国文学史。(注:参见张炯等主编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中的“张爱玲与其他作家”专节,华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

   然而,却有极少数文章从政治上对张爱玲现象提出异议。

   《“张爱玲热”要降温》(注:陈辽:《“张爱玲热”要降温》,《文艺报》1996年5月3日。)一文宣称:张爱玲是“文化汉奸”。理由有三:1.上海沦陷时期,她“与大汉奸胡兰成先同居后结婚”。2.沦陷后期“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敌伪主办的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3.抗战胜利后“对大汉奸胡兰成还是一往情深,不辨民族大义”。

   很明显,上文第二点的失误的原因在于未经调查研究便想当然地作判断,与台湾《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刘心皇,1980)中机械划一的汉奸标准如出一辙。第一、三点不足为据:胡兰成是胡兰成,张爱玲是张爱玲,不能因两人曾有感情纠葛而在政治身份的界定上实行封建制的株连原则。

   几年之后,同一作者在批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钱理群主编,1999)总序时,仍坚持认为张爱玲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注:陈辽:《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艺报》2000年1月11日。以下简称《问题》。)的代表。到目前为止,在海内外几百项涉及张爱玲的论著中,完全赞同上述观点的,只有《谈沦陷文学研究中的认识误区》这一篇文章(注:裴显生:《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认识误区》,《文艺报》2000年4月18日。以下简称《误区》。)。而两文所列主要罪状,仍是她与胡兰成的关系。其次便是与价值判断无关的所谓“搞色情文学”。

   需要指出的是,两文虚构出的张爱玲“文化汉奸”论,又以讹传讹、升级上纲,成了反映文坛新动向的案例,在公众中造成了错觉。比如,有的反映“思想战线动态”的材料,将有关张爱玲的学术研究视为“另类”:“对于不齿于中国人的大汉奸周作人、张爱玲、张中行等,也出了‘专著’,重新给予高度评价”;一些人公然主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作品选中,用汉奸文人周作人、张爱玲、张中行的作品,取代革命作家的作品。这样的断语的要害,是把本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领域内的学术问题,歪曲成了子虚乌有的政治错误。这里只讨论张爱玲。

   可以肯定地说,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张爱玲界定为“文化汉奸”,在学术上是谬误的,在政治上很不负责任的。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结论,除了思维方式和政策尺度方面的失误外(注:参见张泉:《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对“沦陷区文学评价问题”的回应》,《文艺报》2000年3月28日。),还由于所依据的材料不实:两文叙述张爱玲与胡兰成关系的段落,仅史实差错就有十来处。为了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在这里略加辨析。

   二、胡兰成其人其事

   要理清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不能不了解胡兰成。

   胡兰成(1906-1981),浙江嵊县人。抗战前,曾任《中华日报》主笔。沪战爆发后,调任香港《南华日报》总主笔。在港期间,经不住汪精卫派系的物质利诱,很快落水附逆,被视为“公馆派”分子。1940年3月伪国民政府成立时,胡兰成回南京任行政院宣传部政务次长。还担任过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等要职。后因所写文章中有“日本必败、南京政府必亡”的字样,激怒汪精卫。1943年12月7日,胡兰成被投入监狱。48天后,经友人斡旋,写悔过书获释。1944年以后,胡兰成与汪伪上层断了往来。当时,或出于个人官场受挫,或感到日伪大势已去,伪政权中陆续有人试图另谋出路,投奔国民党或共产党。胡兰成也曾有与重庆联络的机会。但他自觉陷得太深、为时已晚,便仍滞留在沦陷区编报刊。

   自办的杂志有《苦竹》(南京)和《大公》周刊(南京)。前者从1944年10月至1945年3月共出3期,主要刊登随笔散文。后者为政治事实杂志,1945年共出13期。对于后者,陶菊隐的《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中有记述:该刊的文章“反对列强在华作战……提出日军撤出中国……还登了延安、重庆的电讯”;“这个刊物问世以后,在上海设有办事处,销路特好,一再加印,亦可见当时‘反战’情绪高涨”。对此,一位当代作家作了这样的分析:《大公》既反战又分明亲日;想八面讨好;多重人格(注:胡辛:《张爱玲传》,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沦陷区各种人物和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由此可略见一斑。这说明,即使像胡兰成这样的汉奸,也决不能像《误区》那样,用“在沦陷区里为日寇作前驱,畅言无忌”轻轻一句,就一锤定音了。

   胡兰成编的官办报纸是《大楚报》。1944年秋,他赴武汉沦陷区接手该报,任社长。同时还带去两位来自北京沦陷区的活跃分子沈启无和关永吉(张岛),分别任副社长和总编辑。前者原为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与周作人产生矛盾,1944年3月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后,被排挤出文化界。后者原为官办杂志《中国公论》的编辑部主任,1944年春因公开发表反日言论被当局注意而逃离北京。

   抗战胜利后,为躲避国民政府的通缉,胡兰成改名换姓,隐藏在浙江乡间,当过温州中学教员及淮南中学教务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出逃香港,后转赴日本定居,用中文和日文从事著述和研究。由于汉奸通缉令在满20年后自动失效,于是,胡兰成在1974年回到台湾,应聘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1975年,胡兰成的旧著得以在台湾再版。后发现其中有侮辱中国抗战的内容,遂被台湾警察总署查禁。胡兰成也悄然离台返日,最终客死他乡。

   胡兰成的著作驳杂繁复。主要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的传统》,收抗战时期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山河岁月》(1954),从产业的观点分析东西方文明和中国历史;《今世今生》(1959),以《浮生六记》的笔法撰写的回忆录;以及用日文出版的《建国新书》(1968)、《自然学》(1972)等。1990年至1991年,台湾集中出版了胡兰成作品集,包括《今日何日兮》、《革命要诗和学问》、《闲愁万种》、《禅是一枝花》、《建国新书》、《中国礼乐风景》、《中国文学史话》等。胡兰成后期的著作把时事、国际政治、民俗、中华典籍、高科技、宇宙未来学、哲学、历史学等混杂在一起,意在对世界和历史作总清算,发现大自然的基本法则。从总体上看,由于缺少材料和证明,多是大而不当的新说和设想,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但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他的学术生涯还是值得研究的。

   对胡兰成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我们就不难发现,《问题》、《误区》的有关描述和判断,与史实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

   三、史实差错例一:大学四年级“高才生”

   《问题》说:“当张爱玲1943年12月与胡兰成结识,先是姘居、后来结婚时,张爱玲并不是无知的小姑娘。她是圣约翰大学四年级学生,在当时大学生不多的情况下,可称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误区》进一步引申说:“1943年日寇败象已现,张爱玲却与大汉奸胡兰成由姘居而结婚。她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是圣约翰大学四年级的‘高才生’,民众和舆论能不清楚张爱玲的政治面目吗?”

   短短的陈述,有几处与实情不符。

   首先,1943年12月,胡兰成还被关押在南京伪政府的牢房中。两人初次相见,应该是1944年2月4日。胡兰成后来记述道:2月1日,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就找苏青,不顾苏青有关张爱玲不见来访者的告诫,要了她的地址。“翌日去看张爱玲,果然不见,只从门洞里递进一张字条,因我不带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离她那里不远,她果然随即来到了。”(注:《今世今生》,东京,1959年。)

   其次,张爱玲1938年就通过了英国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被该校录取。但因战争的关系,经校方安排,延至第二年就近入香港大学学习。三年级时,香港沦陷,遂中止学业,返回上海。1942年秋,插班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四年级半工半读。两个月后,因体力不支辍学,成为无业人员,主要靠写作所得稿费维持生计。1943年1月,她开始用英文为上海的英语杂志《20世纪》撰写稿件,介绍中国电影以及中国的日常生活、文化教育和宗教礼俗。与此同时,用中文发表了一批小说和散文,并很快成为知名作家。因此,与胡兰成初次相见时,张爱玲的确不是“无知的小姑娘”,但也不是“大学四年级学生”。至于“高级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语词,与《问题》的题旨无关。用它来标识30年代的人与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纵观前后文,《问题》在前半部分曾用“红得发紫”来形容张爱玲的知名度,而在后面又肆意使用“无知的小姑娘”、“大学四年级学生”、“高级知识分子”等词语加以贬损。两相对照表明,这完全是一种以成见为转移的非学术叙述方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缺乏最起码的认识历史真相的客观性立场。《误区》引入的“家庭妇女”一词,更是一个可疑的模糊概念,具有贬低未受高等教育或未能获得公职的女性的意味。在这一点上,一直呆在家里的张爱玲似乎与家庭妇女沾边。而根据社会习俗,人们又很少给未婚女子冠以家庭妇女的称谓,因为她们还没有组成需要用全力来操持的小家庭。这样,又很难把张爱玲归入家庭妇女之列。可是按照《误区》的逻辑,只要是进过大学门的女人,不管婚否,就不再是没有辨别是非能力的家庭妇女了,与汉奸相恋理所当然就是汉奸。一般的家庭妇女可另当别论。这表明,在确认张爱玲的政治身份时引入“家庭妇女”概念,是不可取的。

   四、史实差错例二:靠婚恋登龙文坛

   《问题》认为,张爱玲“是在明知胡兰成是文化大汉奸的境遇中依附于他并指望胡兰成对她在文学上予以提携和支持的”。证据是,“果然”,当1944年5月,柯灵主编的《万象》发表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文章后,胡兰成立即在同月和7月发表《评张爱玲(上)》和《评张爱玲(下)》的长文,大肆吹捧张爱玲”。

   这完全离开了历史的真实。

   与胡兰成相识之前,张爱玲已经发表了《金锁记》、《倾城之恋》等成名作,已是首屈一指的畅销书作家,经济上完全独立。胡兰成则是一介文化官僚,主要写政论时评,在文学上没有什么名气。而且,两人相见时,他已跌入赋闲失落期。因此,已经“红得发紫”的张爱玲根本就没有必要为了登上文坛而“依附于”什么人;胡兰成本来就没有,此刻更失却了在文学上对她予以“提携和支持”的条件。

   实际上,两人的相识,始于胡兰成的无聊和好奇。胡兰成只身在南京任职,家眷安顿在上海,每月回去住八九日。无所事事的胡兰成在翻看刊有他的文章的《天地》(2期,1943.11)杂志时,偶然读到同期上的小说《封锁》,被深深打动,才知道上海出了个张爱玲,并产生一睹芳容的念头。于是,借回沪与妻子团聚的机会,他贸然前往张爱玲的寓所探访。这才有了以后的故事。实情仅仅是,正当张爱玲攀上了文学生涯的顶峰的时候,失意潦倒的胡兰成慕名而至,从而使张爱铃一直是封闭的私人生活,发生了剧变。《问题》所说的“依附”、“提携”,纯属空穴来风。

此外,胡兰成的文章《评张爱玲(1)》(《杂志》13卷2期),以及迅雨(傅雷)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1期),是在1944年5月同时面世的,不存在一先一后、批评和反批评的关系。可是,《问题》的一个“……后……立即……”句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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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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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0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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