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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涛:沈从文作品中的时间形式

更新时间:2015-10-30 15:36:00
作者: 刘洪涛  

   沈从文笔下,遍是些缺乏时间观念的乡下人,他们航船、从军、种地、为娼、做匪, 各以不同方式,把一大堆日子打发过去。对他们产生实际影响的,是节气变化,寒暑更 替,时间以此等赤裸、本真的形式,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带给他们生老病死。在时间的 长轴上给一个精确的刻度,标明这些事件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似乎近于奢侈、毫 无必要。然而,在缺乏具体时间认定的沈从文作品中,我们仍然有许多关于时间的话题 可谈,如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把握形式,这种把握形式对他的创作产生的影响,以及他 的时间哲学。经过细密的文本分析之后,读者或许能从混沌的自然时间流之下,发现中 国现代小说史上对时间最出色的感受和处理方式。而对时间日益深刻的感受和把握,正 是20世纪世界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 叙事时间与《边城》结构和人物的“自由意志”

   叙事涉及两个时间序列:被讲述的事件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前者指事物存在的客观 形式,是一个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单向度连绵不断的系统;后者是对这个系统的 控制。叙事得以发生,依靠的正是“控制”,它改变时序(如顺叙、倒叙、预叙等),改 变时距(指叙事速度,包括省略、停顿、场景等),还关系到频率(叙事的重复能力)。( 注:热拉尔•热奈特把叙事时间分解为三项内容:时序、时距、频率,读者可参阅他的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一书第13页,王文融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11月中文版 。)法国批评家让—伊夭•塔迪埃指出,叙事时间“处于小说艺术的顶峰,并将人们所 看不见的东西创造出来。在作品中创造时间,这是小说的特权……它是想象力的胜利。 ”[1](P284)沈从文就是通过叙事时间创造了奇迹的人。

   赞赏《边城》的人,很少注意到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巧妙安排,而这一点,恰恰是作 品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小说情节开始启动,在第3节,日期是农历五月初一,端午节 前。两艘龙舟在长潭试水,鞭炮和牛皮鼓的声响把翠翠唤回到两年前同一个节日。4、5 节,借翠翠的视角,补叙前年和去年两个端午节上,翠翠分别认识了二老和大老。三个 端午节期间,是两年空白,连盛大的中秋、新年,记忆中也散漫、模糊,少留痕迹。作 者叙事的速度相当快,概要交待过必要的事件人物后,不再驻笔留连。第6节,追忆结 束,回到现时,即今年五月初一,叙事速度明显放慢,叙事密度增大,事件纷繁叠出; 作者用3、6、7、8、9、10共六节篇幅叙述从初一到初五这五天里的情形。从第11节, 大老托人说媒,到第20节,爷爷之死,花去十节篇幅,时间约两个月。最后一节(第21 节),写爷爷安葬,白塔重建,时间由夏至冬,历时半年,叙事速度重又加快。

   如果把时间比为一条大河,这段历时两年半的故事就恰恰位于河流的回旋处、转弯处 。汤汤河水从无涯的传说中平静流淌过来(前两节决不是可有可无)在这里遭遇拦阻,变得狂暴起来,波浪齐天,汹涌澎湃;闯关夺隘之后,又陷入无言沉默中,静静向不可知 的未来流去。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故事极少有这样的回旋和一波三折。小女子调动神祗为 爱情而战,爷爷徒劳却相当固执地四方奔走,一般湘西人所没有的“自由意志”,在《 边城》主人公身上有上乘表现。它把时间从混沌的状态中分辨出来,缩小了时间的计量 单位,由星河纪年转为分秒计时,让我们注意到一日一时的人物命运。

   时间的叙述,在《边城》中不是取单向进展,它也频繁地回溯。分两种情形:一种为 补叙情节,如第4、5节,对前两个端午节的回忆。另外还有第7节开头,祖父和翠翠在 端午节前三二天的对话,他们议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使用过去时态。再就是第7节末 尾,讲“前几天”天保大老过溪时向爷爷表达对翠翠的好感。这个“前几天”,指第3 节提及的五月初一,“天保恰好在这一天应向上行,随了陆路商人过川东龙潭送节货” 的那一次。前后时间衔接得天衣无缝。实际上,第三个端午节期间,大老一直缺席,但 由于不断回溯,给读者造成大老在场的错觉。作者要的恐怕正是这种错觉——以最紧凑 、最简约的文字,处理人物情感纠葛。另一种是爷爷和杨马兵对翠翠父母恋爱悲剧的回 忆。它反复出现,对当前事件产生影响,“现在”被“过去”先验决定,“现在”是“ 过去”一种必然的、无可奈何的延续,当前的人总是生活在往昔“情结”、“原型”的 阴影里。

   小说结尾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对矛盾的解决,不作时 间保证,留下许多期冀,也凭添不少哀愁。

   这种充分利用叙事时间在时距和时序上的变化之潜在能量的作法,使整部小说在结构 上显出极强的节奏感:疏密有致,张弛得法;同时,它使时间安排服从或受制于情节变 化,随情节发展需要压缩或延伸。在沈从文小说中,这一点有特别意义:它暗示人的行 动对时间的支配作用,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边城》中的人物都在为自己的目标执着 地行动着,在其他湘西小说中,这一点极其罕见。

       二 叙事时间与命运的显现形态

   沈从文多数小说的叙事时间,倒不象《边城》这样。它们在时序上追求与事件时间的 一致性,即平铺直叙,把一个故事原原本本讲出来,故事躺在时间的怀抱里,跟着它向 前漂,有放任自流的意思。文论家自来对这类凭本能就能掌握的办法诋毁颇多,以为是 记流水帐,不足为训。古希腊时代荷马史诗之《奥德修斯记》,已经知道从奥德修斯返 家说起,早先的海上冒险故事通过倒叙合盘托出,为后世提供了叙事范例。沈从文反而 倒退了不成?

   当然不是。对事件时间的顺从恰恰表明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重视。当小说情节进展动 力剔除了因果律和逻辑关系时,时间就成了决定性因素。“顺其自然”,才得以让情节 发展接受时间的约束和制裁,或者说,情节进展只是一大堆日子的延续,而时间的堆积产生出意义。湘西小说中的人物屈从于命运,受制于造化,时间就成了命运和造化的显 在形式。

   例如《阿黑小史》小说分“油坊”、“病”、“秋”、“婚前”、“雨”共五节,时 间历春、夏、秋、冬、春五季。季节的一个轮回,人物经历了恋爱、结婚、生病、死亡 或发疯的生命历程。自然界万物春华秋实,生生不息,人却由兴旺走向衰败,不可挽回 。两相对照,反衬出人生的无常。时间在这里是神,他把人物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阿 黑和五朋的悲剧,根源不在社会恶势力破坏,也没有双方家长干预,它纯属天意,是时 间支配的结果。

   沈从文另外一些小说,如《萧萧》、《一个女人》,截取人物生命中相当长的一个时 间段落,演示她(他)们的命运。《萧萧》写小女子萧萧12岁过门做了拳头大丈夫的童养 媳,15岁被人引诱,16岁生子牛儿,26岁与丈夫圆房,28岁时又为牛儿接亲,前后时间 跨度有16年。这期间,萧萧遭受了种种磨难,一度性命都岌岌可危。很多论者从中寻找 宗法制度的罪恶,他们忘记了刚才还在用湘西的温情和诗意对抗都市资本主义罪恶!这 种机会主义的批评态度于研究无补。时间才是这篇小说的主角、支配萧萧命运的核心力 量。是时间和成长给了她应该得到的一切,并没有什么恶势力格外的馈赠。《一个女人 》的构思同《萧萧》相似。三翠13岁给苗子哥做童养媳,15岁圆房,16岁生养儿子,18 岁时,爹病死,丈夫被抓了壮丁。儿子长大取亲。三翠30岁时,抱上了孙子。生活裸露 在时间里,17年的日子就这样流水一般过去了。萧萧对自己的悲剧没有自觉,三翠也没 有自觉,但作者在两篇小说结尾,给她们的下一代安排又一个生命轮回时,却分明感到 并渲染了时间的残酷和分量。个体生命按命定的形式,周而复始,却不产生意义。

   《我的教育》是一篇很有意思的作品,可以和加缪的《局外人》参照来读。小说按日 记体铺排,记的是流水帐,今天如何,再一天又如何,不外是军营里千篇一律的生活: 出操、罚跪、看审匪、看杀头、赶场、吃狗肉……叙述人“我”和默尔索相似,智力平 常甚至略有缺陷,从这一切当中,得到肤浅的快乐,从不追究背后的含义。时间日积月 累,持续的单调和烦闷得到升华,有了荒诞意味。

   汪曾祺很称赞沈从文小说的收尾,以为精妙异常。促成这一结果的主角,仍是时间。 《旅店》、《第四》、《石子船》等,都让结尾——主人公最终情况的简介——与叙述 的核心部分,在时间上有一个间隔,这结局常常是不幸的突然降临,或暴卒,或被杀, 或失败。时间带给人命运以突兀的剧变,与前边主人公的上升、得意,形成鲜明对比。 人力在时间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沈从文小说中,对自然时间的信任以至放任,并非总是有利。短篇犹可,处置中长篇 时,却常常捉襟见肘。《边城》之所以十分紧凑、精致,原因是叙事时间根据情节需要 安排,具有自我生成性。《神巫之爱》、《凤子》、《长河》等篇,纯粹依赖外在自然 时间,又不象《阿黑小史》等,服从某种宇宙轮回观念,因此,容易给小说带来不良后 果。沈从文这三部名作,都没有写完。《凤子》前九章完成于1932年,事隔5年,至193 7年,才加了第十章“神之再现”,沈从文是想给这部被金介甫誉为“中国的《追忆逝 水年华》”[2](P218)的神奇之作一个收束。从格式上看,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情节可 以说还没有开始,因为起头三节,在青岛海滨,交待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是美丽少女凤 子,她必是苗乡某女子的后代,且与那采矿工程师有一段传奇经历,但事先的伏笔在后 来的回忆中没有任何回应。《长河》算得上宏篇巨制,就现存的第一部看,规模也超过 沈从文其他任何作品。完整的《长河》,沈从文预备写三部,只是后两部迟迟没有动笔 。至80年代,沈从文访问美国时,别人问他,如果写,这两卷多久可以完成,沈从文满 怀信心说:“半年。”我看未必!这三部作品,在叙事时间安排上,都有先天不足之感 。小说情节推进速度十分缓慢,时序维持在同一个方向上,一天一天拖下去。就象《神 巫之爱》中的几个标题:“第一天的故事”,“第二天的故事”,“第三天的故事”, 情节线索本来就薄弱,加之风俗描写的消解,如此拖延,即或勉强草就,必冗长累赘。

       三 反复叙事与“地志小说”的生成

   按通常对叙事时间的分解,除时序、时距外,还关系到频率,即叙事的重复能力,也 就是讲述一个事件的次数。一次叙述中,事件出现一次,称为单一叙事,而“一次叙述 从整体上承受同一事件的好几次出现”[3](P75)的叙事方法,被称为“反复叙事”。叙 事时间是小说叙述的最基本层面,又是小说形式中最尖端的操作项目,在频率问题上也 不例外。

   在传统小说中,反复叙事从属于单一叙事。作品开头或人物第一次登场里,用得着这 样的句子:“林淳先生和他的女儿常常走到收割者中间去”(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 庄》),“又有同年兄弟六人,时常催促同行。”(《醒世恒言》)。它描摹物景,介绍 人事,为人物活动提供环境和背景,为故事开场作准备,反复叙事此种功能的发挥,在 一般小说中已成惯例,除非有作者想格外借重它来达到特殊的叙事效果,否则,没有必 要引起过多注意。

   第一个使用反复叙事,使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叙事方式,并在主题实现、艺术构思上 发挥史无前例作用的,是法国现代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这开头的名句,奠定了全篇反复叙事的基调。通过反复 叙事,普鲁斯特找到了“现时”与往事频繁联系的入口处,并最终找回了消逝的往日时 光。沈从文在这方面毫不逊色。且看实例:

   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田地里新得的包谷新米……,七月中元节,作佛事有盂 兰盆会,必为亡人祖宗远亲近戚烧纸钱……。八月敬月亮,必派人到镇上去买月饼,办 节货,一家人团聚赏月。

——《长河》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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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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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海口)2003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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