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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仲湘:也谈沈从文与萧乾之失和

更新时间:2015-10-30 15:33:30
作者: 苏仲湘  

   前些时日,读到傅光明先生写的《沈从文和萧乾:从师生到陌路》一文,心中愀然不已。两贤40年的挚谊,以生分为终,何等令人惋惜。不过掩卷有思,又添出一些不安,因为文中所述,有些异于我之所知,有些甚至悖于常理,当然更远离沈从文先生的为人风貌。我有缘晤识沈先生,早在40年代就曾得领教益;而于萧乾先生却惜乎无缘直接交往。不过,我对两位先生的钦慕是无所轩轾的。现在,两位先生都离世了。他们的交往史迹已成为一段空白的河流,如今则由傅先生根据一方面的指引来标划这段航程,而且还是凭记忆而录下的斑斑点点,事谊岂得曰平,事实岂得为准。

   不久前,我有机会晤见沈先生的家人,我愿藉此机会,就我之闻知,对傅文略加补正。

   傅文中,用来勾划沈从文的“激进思想和行为”的例证,一共举了4件。下面不妨依次略析。

   第一件是:“1957年反右时,在文联的批斗会上,沈从文发言揭露(萧乾)早在30年代就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萧感到这“太伤人心了”,不过事后又想:“他那样做一定是出于强烈的自保意识”,也就算了。

   这段叙述是很像当时的情况的,但是有一个致命的讹误,就是,开批斗会时,沈从文恰巧不在北京,所以“发言揭露”就不可能了。这有清晰的材料可证。1996年2 月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中收录了张兆和1957年8月14 日从北京写给在青岛的沈从文的信,信上说:“明天在大楼开批评萧乾右派言论的大会,我们都去参加。”显然,沈从文是不可能参加在15日召开的人员众多的批判大会了。

   一直到8月底,沈从文都在青岛。同书收有沈从文8月26日在青岛写给张兆和的信,信上说:“这里票不易买,可能还只有29日的票。”沈的家人现在已无法记忆沈从青岛回京的确切日期。无论如何,那已是萧乾批斗大会以后半个月的时间了。

   8月15日的萧乾批斗会,规模较大,在此以前,应已有所行动, 再拖到月底,就该告一段落了。文联的对象很多,济济多士,不会在萧乾身上翻来覆去地花力气。所以沈从文颇久之后才回京,恐怕已无须安排大会去召他发言了。

   傅文说:萧“清楚记得”沈的发言,不过人的记忆有时是会迷误的。说萧早就和美帝勾结,这样的话,早在8月中的批判会等场合, 就已甚嚣尘上了,张兆和的另外的信件中即提及此事,萧当然也会亲耳听到。会不会有“张公吃酒李公醉”的情况呢?可惜两位先生都已不在,找不到互敞心扉,订正误记的机会了。

   第二件事,据傅文说,是沈萧两人绝交的主因,而它其实只是关于沈从文生活上的一桩事。就是说,沈从湖北干校回到北京后,1972年,萧乾看到沈因住房问题,“生活很不方便”,主动找朋友去活动,为沈“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惜未办成,“不想”沈“极为不高兴”,写信“指责他多管闲事”。后来,萧又去信解释,沈“硬是不能原谅萧乾”,“两人由此绝交”。这里还引发出一个情节,说是有一天,两人偶然路遇,沈劈头就是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房子的事你少管,我的政治前途你负得了责吗?如是等等。

   这段关于沈萧二人失和的主要原因和经过的记录,令人读来纳罕之处不少。

   作为矛盾高潮的两人的路遇谈话,恐怕还会有更多的情况可以说说罢,现在只剩下了萧乾传出来的劈头劈脑的那么一句话,或者说是,今天的记述者写下的一句话。这也罢了,问题的实质,使人可以提出几个有关的疑问:

   首先,一个朋友的主动帮忙,纵不成功,就会引起这个人的“极为不高兴”和“怪罪”,以至于连这位朋友的一再抱歉解释,都导致本人的“硬是不能原谅”和“绝交”吗?

   其次,友人关于房子问题的主动帮忙,就该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承担责任,就会有损于“我正在申请入党”的目的吗?

   问题的答案,放在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的面前,应当都是否定的。试想,平日的熟人发现了自己的实际困难,主动设法奔走帮忙,总会使自己增加一点喜色而不是怒色吧。纵使这个熟人有点不大惹人喜欢,伸手不打送礼人,一般不会把人骂走吧。至于友人为自己的住房困难向人说项,却会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虽稍有政治常识的人大概都会视为过虑,难道识者皆知其温厚的沈从文却反而因此跳了起来吗?读到这些情况介绍,总使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毋庸讳言,沈萧二人之间,在长期交往中,是互相产生了一些不满的。萧乾方面的不满,傅文已备举事例说明,尽管这些事例分析起来颇滋疑问,其不满情绪是清晰的。在沈从文方面,的确在岁月往还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印象和感受。这种印象和感受,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发生,使沈开始有“他始终是不大妥当一位”的惋叹。这方面的情况,本文不去多谈了。总之,随着这些印象和感受的累积,两人终于逐步生分而分手了。但是,这一分手的主因,却并非如傅文所言,用萧乾的主动帮忙的事实过程和沈从文的渴求入党的心理过程,拼在一起,就构成答案的。整个失和的过程,也未必是如傅文所描绘的,沈几次给萧添加麻烦而萧犯而不校,萧几次向沈主动关怀和道歉而沈不依不饶,去组成一幅这样的画面。傅文说,萧被沈责为“多管闲事”,言外之意似乎是,这是好心未得好报的萧乾获罪于沈从文的唯一罪状。其实,即使沈有此言,那也是沈在更多的事实背景和更复杂的感受下冲口而出的短语,它哪能说明问题的全部实质。

   这里就可以再提出一个问题:沈从文从干校回北京后,是在热烈申请入党吗?这个问题很吃紧,因为傅文中正是以这一点来解释导致两人失和的思想动机,来诠释文中为沈从文所下的“激进思想和行动”的政治结论。

   唉!这真是一个十分稀奇的说法。

   沈从文本是在1971年冬季,由于心脏病、身体浮肿日益显著,从干校被批准回北京治病的。当时是一个怎样的历史年代呢?林彪刚刚折戟沉沙,“四人帮”正日益横冲直撞,并在不到两年后召开的“十大”上,把大批骨干分子塞入中央去,党的正常生活远未恢复,知识分子,包括干校内外的知识分子的受歧视的地位并无多少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干校归来、席未得暖的沈从文会受到什么样的召唤来投袂而起呢?

   再就沈从文的本身来说,傅文中有一处说得很好,解放后,“沈从文心里很清楚自己当时所处的位置:若想平安度日,只有放下笔,远离文学,古代文物里才没有是与非和阶级斗争。”经过20年来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十年浩劫和干校生活的体验,政治环境更加严酷了,自己的观照也当更为莹彻了,怎么忽然想不起“自己当时所处的位置”了呢?不错,在整个时代和环境的影响下,沈从文不可能不具有当时习见的一些心理定式,诸如“紧跟、照办”等,但是若说多年淡泊、跣足归来的沈从文,却忽然会萌发出一股与自己的位置不相当、与当时的氛围不合拍的渴望来,这不能不说是稀奇的。

   其实,沈从文归京后的各种言行,可以充分证明他生命与灵魂的全心全意的寄托之所在。

   20多年来,他把全部身心投入对文物、对中国物质文明史的研究。十年浩劫把他的工作打断了。他从干校“一回来就把1963年搞的几件工作接手过来,不管心脏怎么样,整天守在桌子边不动了”(沈从文1972年致巴金夫人陈蕴珍信)。沈从文原在1963年受周总理的信托,开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他全力悉心投入这项工作,仅用七八个月就完成初稿,但却在“文革”中被定为毒草,不能打印。他回来后,立即把搁置幸存的图稿和说明从出版社库房搬回,重新核对和整理。他在既无助手也无工作场地的情况下,自付4个月的酬金, 请人摹绘文物专题图稿,以至于只能在自己所住的斗室中,挂满这些图像。亲友们见而感叹,劝他不必这样傻干。他只用微笑回答。他说:“我虽已70过头,身体随时会发生故障,报废是迟早间事。但人既然还活着,就有责任待尽。工作条件即或再差,趁头脑还得用时,只要能把近20年所学种种,想办法分门别类理出点头绪,哪怕走的还只是第一步,至少可给接手人一点便利。尽可能把工作继续下去,这是我热爱国家的唯一办法。”1979年1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这部第一本系统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的大型学术专著终告定稿。1981年9月正式出版。 它曾被作为文化交流的礼品,由国家领导人赠送给里根总统和日本天皇。就这样,沈从文在他的暮年,以近10年的时间,全力以赴,心无二鹜,用他的整个身心,镕铸出这部中国物质文明史学领域中的扛鼎之作,这才是他当时唯一的心心念念之所寄的追求。

   他是抱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始终不渝的热爱和责任感来投入这项他生命中的大业的。从50年代起,他已看清了自己的位置,这种认识,只在不断的风雨中加深。他几十年来的行为,证实了他的认识。没有内外环境的特殊突变,他怎么就会改变自己的定识呢?简单说,他一直是以“合格公民”、“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定位自己,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他曾在一封写给次子虎雏夫妇的信中,抒发了自己的心曲:“我这卅年能维持下去,工作信心未丧失,体力情绪也比不少熟人还健康,主要也像是从总的方面学会了最妥的自处之道,即用个社会主义公民的资格严格律己。凡事先想国家和民族,再考虑自己,所以永远不至于灰心丧气。即所学本业,也不是什么一帆风顺或得天独厚,其所以取得与人不大相同的进展,就只是不断努力结果……只有真正明白‘公民’的责任的人,才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十分认真的照国家所需要的去尽职。”为了保障正在黾勉从事的工作,缓解自己对有限生命的紧迫感,同时也得到家人生活在一起互相照应的条件,他在归京后的几年内,确实也需要解决住房问题。他自己曾为此向有关领导写过信,也不乏一些热心亲友纷纷向有关部门代为反映,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不引起什么大惊小怪,更无从爆发出什么杞忧。

   所以,傅文中忽然出现了下面这样的反复论议,诸如:沈从文“一直巴望有机会出头露面。他希望能得到表明自己政治进步的机会,哪怕违心地说话做事都在所不惜。”他“有权利以他自己愿意的方式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申请入党。他说不定早就对自己写过的、被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里骂为‘桃红小生的作品’进行了清算,才有了今天的政治觉悟。”面对这样的突然而来、无迹可求的案定,真叫人不知道怎样说才好。

   傅光明先生的文章中,以“沈从文在政治上的激进思想和行为……”的标题,点明了文章的主旨。标题下引用了沈从文信中的一段话,其中说:“近廿年在社会剧烈变动中,能免大错,已属万幸……一切工作都永远只抱着个学习试验态度,不存在什么个人名利野心。”可是,紧接着,下面就展开了一段赫赫扬扬的评论说:“这时的沈从文早已不是‘对人生具有深厚同情与悲悯……’的那个沈从文。他已被扭曲成政治的驯服工具,政治意识在他头脑里占了第一位。他活得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没有了朝气和勇敢,也没有了坚强和乐观。他的人生意识,在精神上早已把五四的民主思想丢到脑后。难道他会为了简单的迎合政治,而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封存起来吗?未可知。”如此行文,从上段所引的几句话,就导引出下文的大段议论,其间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吗?用什么来支撑这些一段又一段的议论呢?如果是文中所载由萧乾先生一方提供的几桩事例,那么,它们无不是大有可疑的。如果“说不定”、“未可知”这些三字语能具有“莫须有”三字同样的威力,它也没有资格使作者能够代替沈从文,描绘出沈从文的内心活动和思想动机吧?难道作者确已十分熟识沈从文,了解沈从文,具有充分评估沈从文的真实品格和仪范的能力吗?然而据知,作者只是因跟随师承萧乾先生多年,根据萧方面的说法写成本文,关于沈这方面的情况“至今尚不知”。知人论世,可以这样吗?

因此,我在这里不能不说,用“激进思想”、“激进行为”来与沈从文相联系,这真是太不了解沈从文、太远离沈从文了。用“激进”一词来坐实他的动机,再用住房以及和当时历史氛围不合拍的入党等事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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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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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纵横》(京)1999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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