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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冬伟:沈从文文化选择的两难性

更新时间:2015-10-30 15:32:20
作者: 俞冬伟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1]这字里行间充分流露了作为艺术家的沈从文执拗的乡村意识,同时也透露了他蔑视都市的信息。

   正是这位宣称自己是“乡下人”,不喜欢“城里人”的沈从文,面对“城居生活”,一方面沉浸于乡村世界的回顾,鄙视都市文明的侵袭,一方面又渴求现代文化的熏陶,以摆脱封建文化的缠绕。沈从文的情感就是在这文化选择的矛盾中徜徉,置身于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而一旦把这复杂的心境投射到他的文学创作,就构筑起两个互为观照、互为发现的文学世界,在礼赞湘西世界抨击都市社会之中实现他的审美理想,但又潜意识地流露出对乡村文化失落的哀惋,对都市文化无奈的认同。

     感伤•幻想•超越

   沈从文自身文化心态的尴尬,孕育了他忧戚悲患、执著精诚的艺术个性,铺就了他创作生涯的孤独和寂寞。因此,我们仅就文本层面“感觉”沈从文,就很难从整体上把握他那凝重的文化内涵。要解读沈从文复杂的文化现象,体恤他精神矛盾和心理痛苦,就必须以作家自身的生存现象、独特的生命感悟为切入口;对都市有一种精神上的独立又有身体上的归属,有一种自觉的反抗又有下意识的接受;疏离都市亲和乡野,鄙薄城市中人厚爱乡村生灵,以乡野生命强力为内在灵魂与都市搏斗获得自立城市的结果。

   沈从文进入都市具有很大的冒险性和迷茫性,且不乏天真,充满传奇色彩。1923年,沈从文厌弃了乡村的流寇生涯,突然闯入京城,决计放弃乡野文化而皈依于都市文化。沈从文选择都市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对乡村的经验,二是对都市的想象。“经验”是实在的,他从乡村“那本社会实践的大书”中感受了愚昧野蛮的战争残杀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下难以预卜的人生命运,潜意识中有了对乡野文化愚劣一面的不满和反叛,从而带有一种生命的觉醒和朦胧的超越。“想象”是虚拟的,由于《新青年》、《创造》、《新潮》等新文化刊物里有“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2],外面新世界的引力更使他对自己的生存处境产生焦灼,激起了他超越现实的自我冲动。为了掌握命运,证实个人理想,他急切需要介入城市,而此时的北京恰恰就是他新的人生理想的载体,于是他主动且虔诚地投入了都市的怀抱。

   但是,求学受挫,卖文受辱,生活潦倒,使他陷入毫无心理准备的困境之中,极大地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在原本自卑的心灵中又增加了伤感。沈从文早期一系列以都市为题材的小说,如《篁君日记》、《第二个佛佛》、《焕乎先生》、《先生》等都显示出明显的感伤色彩。小说大多围绕着一个囊空如洗的青年主人公展开,他天资聪颖,孑然一身,面对冷酷的都市,窄小的房间,拥挤的街道,借以避寒的图书馆和较富有的亲戚朋友的家。这是1924年到1927年间沈从文本人困境的写照,通过这样的人物,尽情宣泄了一个小人物的城市苦闷和卑微心理,抒发了他初涉都市的坎坷际遇和凄清而忧伤的情绪。

   然而,湘西文化的特质毕竟赋予沈从文敏感、真诚、坚韧、执著的个性,并在他的肌体里注入了“超越自卑”的血性,使他不致于在都市的伤感中沉沦。沈从文采取了精神逃避的方式本能地保护自己的灵魂,在乡村梦影里寻求痛苦的解脱。早期乡村题材的作品,如《瑞龙》、《玫瑰与九妹》、《市集》、《往事》、《腊八粥》、《炉边》等多以回忆的方式动人地写出了美丽的乡村童年,创造了一种可供疲惫的灵魂栖息的温暖而充满人性的氛围。主人公被包围在由妈妈、哥哥、姨婆、叔叔所组成的世界里,享受着充分的安全,敏感而弱小的心灵在亲情的呵护中舒展着。这种乡村童年的记忆是经过幻想化了的,是受到都市文明惊吓后产生的极大的心理负效应,是在不堪忍受都市文明的心理折磨时,一种痛苦的曲折显现,是对伤感发泄的升华,从而使他摆脱内心无着无落的空洞而达到一种充实感。

   但是逃避终究是一种消极反抗,幻想的世界能够缓解真实世界中的痛苦,但却无法干预真实的世界,真正解救沈从文。为了排遣痛苦,超越自卑,获得自尊,沈从文对都市采取了双重态度,一方面无意退回乡村,而是拿出湘西人的勇气和韧性,一定要在都市生活中寻得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又对都市耿耿于怀,怀有强烈的敌意。也许是出于军人血统的抵抗本能,沈从文没有长久沉湎于感伤与幻想,他开始积极主动地向都市展开攻势,一是把自己的劣势变成优势,重新发现湘西世界的文化价值,在那里找到了与都市文明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与生活风尚,并对之进行热情的讴歌和赞美,以此来增强他在都市奋斗下去的信心。二是把都市的优势变成劣势,“都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良,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以外,别的感觉官能有点麻木不仁。”言语之中明显流露出了一种“乡下人”的优越和对城里人的怜悯。“乡下人”不知不觉地成了沈从文的情绪灵感和人格力量的来源,成了他与都市搏斗的阵地与堡垒。

   沈从文自觉地站在都市的边缘,并用一种“城市里的乡下人”的目光来看待都市与乡村、文明与朴野的对立与冲突,所见所感自与“读书人”和“乡下人”都不相同,而在他自身的两难情感与理智及其价值取向中,也便深藏着一种深刻的痛苦。总之,自身的生存境遇使沈从文悟出了人的生命存在之意义。

     构建互为观照的两极世界

   从湘西到北京不仅意味着空间位置的变化,而且意味着文化环境的更新。在沈从文的意识里,湘西是一个“桃源”世界,是一个封闭的“文化自足体”,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中西文化剧烈碰撞、融合的中心。在这个全新的都市文化环境里,沈从文面对的是中国现代文化,他可以从中汲取不同的乳汁,给贫乏的“肌体”注入鲜活的血液,触发“精神”的亢奋。但是,毕竟是都市的“傲慢”,乡村的“远离”使他在体验并认同孤独的同时,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在文学创作中探寻“独特的人生式样”,实现生命的价值。通过对“乡村体验”和“都市抗争”的冷静观照、理性思索,在两极世界的构建之中展现表面的都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和深层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冲突。

   像沈从文这样的地域性乡土的逃离者,“只有当他们在进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当他们重返精神故乡时,才能在两种文明的反差和落差中找到其描写的视点。”[3]在坎坷生活经历中凝固起来的“乡下人”心理素质,造成了沈从文与都市社会的严重情绪对立,导致了他与故乡湘西的水乳交融的精神契合,意味着从感情到理智的对故乡更全面更自觉的认同。

   沈从文毫不掩饰他对湘西世界的一往情深和对都市世界的极度厌恶。一方面湘西世界的美好使他发现了都市世界的丑恶,不惜用漫画化的手法进行抨击;另一方面都市世界的丑恶使他更加感到湘西世界的美好,情不自禁地用理想化的笔调进行讴歌。一边是乡村朴野的劳动者,完美、崇高、纯洁,一边是都市萎缩的“文明人”,异化、堕落、虚伪。两种人生形式,两种生命形态在两极参照中更加剧了它们的逆向背离。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自然山水荒莽而又秀美,人们单纯而又勇敢,他们不分贫富,不讲地位,均以诚相待,以善相亲,充满了温爱,而对虚伪、做作、欺诈一无所知。“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的绅士还更可信任。”[4]沈从文不仅大量描写了湘西人世代因袭的优秀品质,而且注目那些为世人所轻蔑、所不齿的方面,并大胆进行人的价值的评估,“野蛮”中见雄强,“低贱”中见诚实,“天真”中见热情。他们的生活、行为乃至一切都是准乎自然,是一群与自然完全契合的人,他们总是“很从容地在那里尽情性命之理”,尽情享受造化赋予“生命本来的种种”,宣泄生命的美丽与强健,同时也体现出生命的庄严与价值,在生活与感情的撞击中闪现“生命”的火花,呈现“乡下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沈从文在湘西世界里忠实地传达了企图以湘西传统文化对抗“现代文明”的愿望和心声,满腔热情地礼赞人的美好心灵和天性,站在生命价值的角度,弹奏人性美、人情美、人生美的交响组歌。在“乡下人”身上寄托了与“文明人”迥然有异的审美理想,表现了他对伦理道德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审美价值取向。

   与湘西世界相观照的都市世界,在沈从文笔下是一幅庸俗、浅薄、腐化堕落的群丑图。“有学问的人”都有着肮脏的内心世界,“绅士的太太”们精神空虚、生活糜烂。这些所谓的“社会的中坚”,他们的言与行,表与里分裂,“聪明”中见出虚伪,“大度”中见出自私,“文明”中见出肮脏,“自大”中见出怯懦,“稳重”中见出庸鄙。在这些人身上,人性已经异化失落,古老的价值与道德已经消失殆尽,有的只是对金钱、物欲的膜拜。“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老实说,我讨厌这种城里人。”[5]沈从文还用他那把“乡下人”的“尺”与“秤”衡量他们,用锐利的目光去透视那些文明外衣下人的本质的失落和人性的反自然性,认为外在的知识和理性是造成都市人内在生命丧失和灵性枯竭的原因。正是文明的重压扭曲,变异了自然人性与生命的强力,让人感到民族振兴的渺茫。

   沈从文是从带有原始、自然物质的人性与非人性的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切入社会批判和人生臧否的。他在湘西与都市的比照中发现湘西“乡下人”生命意识的强悍和都市“文明人”生命的萎缩,由此抽象升华成独特的美学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离析出沈从文文化选择的情感线索:从对湘西人所遭苦难的体恤到对都市文明丑恶现象的厌恶,又从对都市人生的遗憾转而对湘西生命形态的赞美。同时也可以发现沈从文信奉的人生哲学就是自然人性理想,即一种未经现代文明玷污,未受世俗礼法羁束的自在状态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6]。

   沈从文倾心的是被历史凝固化了的湘西,是现代知识者审美理想中的湘西,反映了他对传统的膜拜,而他对都市社会的描绘和对经受都市文明侵蚀的湘西人事的哀痛,反映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抗衡和对“都市文化”的批判态度。两个世界互为参照,互为发现,“‘都市文化’使‘湘西文化’具有了理想化的形态,而‘湘西文化’则使‘都市文化’呈现真正的病态。”[7]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对湘西文化的热爱并没有使沈从文一味沉浸在“自足式”的礼赞之中,随着经验的逐渐丰富,理性认识的不断增加,沈从文对湘西文化也表现出忧虑与不满,反省与批判,对都市文化也开始由早期任情宣泄的“憎恶”转向后期理性认知的“批判”。

     重造民族的希望

   沈从文一开始创作,就把探索生命真谛,揭示民族生存出路作为自己使命,基于对都市和乡村两个生命世界的对照考察,他的创作基调呈现出复杂的态势。但总的说来,沈从文试图以“文”的努力解构现代生活的病态历史,重建健全的人类生命史。“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热情”,他希望以他作品中人物的正直与热情,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实现民族品德、民族灵魂的拯救与再造。

   面对文化选择的两难,沈从文尝试着在两种文化中取样化合为一种新的民族灵魂的实验。他热爱自然,因而绝不会放弃湘西文化中崇尚自然,单纯朴实的优秀部分,同时他亦渴求知识,因而他又不愿放弃都市文明中知识丰厚的那份精华,他试图将两种文化的优点集于一身,使自己具有那个重造的理想民族的标本意义,并希望在两种文化的交汇冲激中诞生一个文明而强悍,富有知识而又自然纯朴的新的强大民族。这是他对人类发展的理想型范,同时也构成他创作的最高宗旨。

沈从文一九三四年的返乡,完成了他认识的飞跃和情感的转变,推动他在两种文化的感情选择中,注入更多的理性思索。眼前的现实破灭了他的“湘西梦”,一方面自然宁和的往日已经不复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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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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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杭州)199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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