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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会:文化怀乡:沈从文创作的意义

更新时间:2015-10-30 15:22:01
作者: 陈继会  

     一

   文学批评的历史表明,“方法”并不仅仅是一个“手段”问题,它同时含有“观念”的意义,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因为,一种批评方法的运用,同时也是一种文学观念的确立,一种批评视界的设定,和一定的价值判断的尺度与原则的择取。不同批评方法的择定,必然显出不同的批评视界,并将因此带给我们以新的批评景观。以文学一文化批评的方法阐释“怀乡”这一中外文学的传统的、重要的母题,我们一定会有许多饶有兴味的发现。

   人之于土地的联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难于明言、藤蔓胶结、撕扯不断的精神纠葛。怀乡,作为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现象,曾敷演了多少慷慨悲壮、甜蜜忧伤的故事;孕育了多少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诗章。不必去说奥德修斯(《奥德赛》)十年历险,诸般诱惑(即使如令人忘却故乡的迷莲)也难阻归乡行程的坚执与痴迷;也不必说郝思嘉(《飘》)痛感距故乡红泥太远,坎坷困顿中每每思返故乡,其灵魂自语“我要回到我的家乡”时的那种甜蜜与痛楚,是怎样的让人怦然心动,为之唏嘘。仅是在中国,就有多少世代传唱的动人诗章。屈原仆悲马怀,难舍旧乡远逝,成千古绝唱;李白对月怅然,勾起乡愁万种。春夜闻笛,顿起故园之情,唱为世代传诵的华章;杜甫闻官军收复其“田园所在”之洛阳,涕泪横流,宣泄成其生平“第一快诗”……对于“乡村”的眷顾,对于“故土”的怀恋,对于“土地”的亲和,乡思,乡愁,乡情,乡恋,成为一代又一代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作家不倦诗情之源泉。

   作为“乡土中国”的生于斯长于斯的现代作家们,十分自然地将自己的诗情毫无保留地呈给了这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的乡村和土地。浓烈的怀乡、思乡情愫在五四之后的现代作家的创作中,依然被大量地抒写着,吟唱着。虽然,海德格尔说过:“一切诗人都是还乡的”,然而因为时代的变化,表现在中国古代与现代作家创作中的乡思、乡愁,明显地具有了不同的内涵,被赋予了新的特质。大略说来,在古代作家那里,多是一种羁旅的怅惘,返乡的渴望,一种对于故园乡土的依恋与热爱,一种长久漂泊后的精神依托与慰藉。在现代作家的创作中,对于乡土的怀恋与歌吟虽也不乏上述意蕴,但更多的却是一种“精神还乡”;“乡土”在这里已成为漂泊的现代都市灵魂失落的“精神家园”的代偿物。

   历史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五四之后),乡土中国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步伐日益加快,一批批自我放逐的知识青年反叛了故乡封闭的凝滞的生活方式,从闭塞偏远的乡镇走入开放繁盛的现代都会。迈步之初,他们就踏上了一条现代“漂泊”之途。“物质”上的移地,并不能保证他们“精神”上的“安家”。他们是生活于都市中的“边缘人”,精神上的“梁上君子”,滞留于都市的“乡村”羁旅者。强固的乡土文化心理积淀,与陌生的病态的城市生活体验,其间的反差与冲突,使得他们“在”而不属于其置身的都会,他们的灵魂游离都市,漂泊于乡野大地,他们渴望“返乡”,却又事实上不曾返乡,于是,他们只有在创作的“白日梦”中精神还乡,去营构自己心理上的乡土,去参与民族文化的现代重建。这种创作特性,在沈从文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突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说过自己是“乡下人”并明显地表示了对于乡土的依怀和对于都市的疏离的作家不在少数,但像沈从文那样“执拗”的“乡下人”却不多见。沈从文同城市似乎“天生”的有一种对立感。他同城市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冲突之中。1922年,当沈从文受着五四运动的冲击,为着追求知识、追求光明来到北平,一下子便与这都市接上了极不协调的关系。他感到了陌生。他为“乡下人实在太少”而“感觉异常孤独”〔1〕。但他丝毫没有卑怯与自惭。 他坦然申明:“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2〕

   究竟城市中的什么东西使得这个执拗的“乡下人”在情感上如此疏离城市而近乡村?沈从文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有可能被“城市中人”误解时说过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这一问题。他说:“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了。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3〕(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一个现代社会”,一个畸形发展的现代社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藉此我们找到了沈从文何以生活于都市却失落了自己“栖居之地”,偏去作精神的漫游并寻找最后归宿的答案。

   沈从文生活创作其时(20、30、40年代)的中国都市(尤其如北平这样的古都),几乎无一不表现出那种畸形发展的“中国味”——一方面,这些城市深入骨髓处仍是沿袭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张惶失措不加选择地接受涵纳了被商业文化污染的西方资本主义的都市文明,从而呈现出了一种类如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所讥讽的“乡村化的时髦”,一种独特的20世纪东方都市文化景观。在沈从文看来,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人们,既不曾悟得西方文化的个中精义,却独对其中的酒绿灯红,纸醉金迷,浮淫繁盛倍感兴趣。人们失却了乡村社会固有的率真,执著,坦诚,放达。人与人之间虚伪、矫情、自私、势利。生命在卑怯、苟且、龌龊、庸懦中消解,少了乡村人的几分素朴和宽厚,少了乡村人的几分洒脱与雄强。

   沈从文丝毫不想掩饰自己这种情感态度。他称颂“乡下人”“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使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阶级还更可信任”(《边城》)。他不止一次地批评“城市中人”耽于物质文明,享受腐烂现实,生命在“吃点心喝茶的方式”中消耗殆尽。尤其是理应理性地承担起社会良知与责任的知识阶级,也如众生一样麻木苟活,以玩牌消磨生命。这种生存方式,“去腐烂堕落只相差一间”,“对他们应当把‘羡慕’变成‘轻蔑’,‘尊敬’变成‘怜悯’”,他鼓励那些人格伟大,生命庄严,怀抱崇高理想生活于下层的人们,不要为职务卑微而感到自卑,不必为事情平凡而感到自轻,你“只要活下来一天,就总得象个活人。是活人,就不会无所谓活下去!”〔4〕永远认真地、真诚地、充实地生活着。沈从文在对现代都市中人生存状态的批评中,呼唤张扬着一种健全的于国家民族前途有意义的生存环境与存在方式。

   现代物质文明所挟带的“疾病”,“现代社会”所造成的生存困扰其实并不止于城市,当沈从文把忧郁的目光投向乡村时,他发现乡村也并非一块“安定的绿洲”,那里也到处充满着“喧嚣与骚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有形的物质与无形的观念已经侵染到湘西这片绿色宁静的和平世界,并不断地加速着湘西世风和人心的腐烂。这种变化,带给湘西的不是进步——使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命方式得到改善与提高,而是潜在着更大的生存危机。沈从文为此而感喟忧思。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他为现代物质文明带给湘西表面的繁荣下,那种金钱支配一切,人们道德的沦丧和朴素人情美的消失而感慨忧伤:“地方的好习惯早已消灭了,民族的热情也下降了,所有的女人也慢慢的象大城市里的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为无用的东西了。”1934年,沈从文从北平回到故乡,一番考察,几多感慨。“表面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葆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20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只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的大量输入。乡村的所谓时髦青年,多是衣插水笔,腕带金表,眼遮墨镜,口叼“三五”,哼京戏,比牌艺。挥霍前辈积蓄,享受腐烂现实,“既有钱而无知”。〔5〕环顾乡野, 忧思哀来。沈从文不禁再一次从心底默默呼唤那个“家”——可以让他灵魂栖居的“精神家园”。

   这是一种怎样尴尬的精神存在状态:一个从偏远乡村走入现代都会的知识者,他难以适应都市“现代生活”,不被这一文化环境所见容(自然,也是有意拒绝认同);当他返顾最初出走的乡村时,那里也变为一片他所陌生憎恶的世界。沈从文感到了“迷途”的焦灼。

     二

   对于每一个健全的生命来说,如同“失根”的恐惧无法逃逸,“寻根”的渴望同样强烈而又执著。“无根”的精神状态不会永远保持,人们永远在不停地精神“寻根”。对于一个始终关注着人类的健全发展、始终美好地期望着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作家,其必然也应当寻找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沈从文在自己的创作中,重建了那失落的“精神家园”,作了一次精神上的“返乡”。

   沈从文在重建“精神家园”的求索中,始终遵循着两条最基本的原则,并由此形成了他创作的两大明显特性。第一,他始终以“人性”,以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有时他又称之为健全的“生命”形态)作为其评价、选择的价值尺度;第二,他始终在两相比照、褒贬之中,即在上流社会与下层众生、都市与乡村的比照中,并在对前者的贬抑、抨击,对后者的褒扬、称颂中,描绘社会,评价生命。作家在“重建”中所涉及的文化历史、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全都在上述原则下被一一重新审视评说。

   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沈从文提示读者,请对照去读《柏子》和《八骏图》,即可从中明白他对于“道德”“爱情”以及“人生”的态度,明白“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这的确是两篇精妙的可以作比的作品。一写乡野,一写都市;一写朴野的下层劳动者,一写都市“文明人”。两种人生形式、生命形态中的迥然差异,让人从中感悟颇多。《柏子》在有限的篇幅中描写了乡野的一种奇特而又平俗的生活:一个长年漂泊水上无家的水手,与一个固守一地独处吊脚楼妓女的爱情生活。初初看来,他们是那样粗鄙:日炙雨淋,肌肤粗糙;泥脚泥腿,不加修整;连互相传情的语言也是那么粗鲁的对骂。然而,他们爱得狂放,活得洒脱。他们彼此被对方激活着生命,活得充实、雄强。《八骏图》则剖析了到青岛海滨避暑的八位大学教授的人生态度和恋爱心理。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生活于“文明人”的文化圈内的知识者,全是现代文明病患者。他们一个个为厚重的“人格面具”所苦累,精神变态,成为沈从文所讥刺的那种“阴性人格”的“阉人”。〔6〕他们表面道貌岸然,但实则心存诡谲。虽已儿女成行,却仍心猿意马。或在枕边放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在蚊帐内挂着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或是独对海边身着新式泳衣的青年妇女兴味盎然;宣布不愿结婚的却大谈别人的风流韵事;信誓旦旦忠于爱情者却因海边女郎的一见钟情而谎称有病,改变与未婚妻的相会日期。所有这些无不罩在一副至尊至优的躯壳内。虚伪矫情,无聊庸俗。较之于前者,这群“文明人”显出了他们萎缩与苟且,庸鄙与可怜的窘相。

   与上述两篇意旨颇为相像的《雨后》与《有学问的人》,同样表现了不同文化形态下的两种不同的“人生”(“生命”)方式。《雨后》写一对情窦初开互相爱悦的乡村少男少女,在雨后乡野的自然环境中,因了“自然”的陶醉,自然之中,做成了那“神圣的游戏”。他们同这醉人的大自然浑然成为一体。《有学问的人》则与《雨后》形成强烈的反照。北平城内黄昏时分,暗黄的灯光下,一位绅士正同一位“标致而有身分的女人”(原为这位绅士妻子的同学)进行着一场守中有攻的调情战。“犹抱琵琶”,虚伪做作。彼此心中强烈的欲望却因了作伪设防而终成一幕闹剧。闹剧背后显现着现代社会“文明人”生存的悲剧。

沈从文还在另外一些篇什中,描绘了作为都市炎凉世态对比物的一种未被金钱社会的文明所腐蚀的自然人性。《会明》、《灯》、《贵生》等,均属此类作品。沈从文以一种“不可言说的温暖”的笔调,创造了他理想中的“英雄”。会明作为一位始终保持着农人质朴品性的下等军人(火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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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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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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