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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会:文化怀乡:沈从文创作的意义

更新时间:2015-10-30 15:22:01
作者: 陈继会  
十几年的征战生活耗去了他的生命,但并未泯灭他的善良、纯朴的天性。他怀着一种美好的(虽然是虚幻的)理想,肩挑百余斤的伙食担子,一路歌唱,充实生活着。《灯》中的老兵,足迹遍及半个中国,未染半点江湖恶习,一身朴厚之气。他虽然来到繁华的都市,但始终未被都市风习熏染。小主人送他到繁华世界取乐的钱,被买回母鸡清烹,连同一瓶家乡米酒,送与主人。他为自己置办的新衣也是与都市环境极不协调的旧式军服。诚然,在会明和这位老兵身上,隐隐地让人感到有几分悲凉的愚蒙,但同时又透着令人震动的善良与真诚。《贵生》尽情歌唱了一位倔强的乡村生命。贵生不为金钱权势所诱逼,为了真正的爱情,为了自己人性尊严的做人态度,在那一炬大火中被照得分外光彩。这是一曲人性不屈的颂歌。沈从文在给友人的通信中,曾极力张扬称颂这种做人的原则:不管你处于何种艰难境地,地位如何卑微,都应当“总还象个‘人’”样的做人。保持那种“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做人气概〔7〕, 以此作为被“文明枷锁”囚制的现代都市人生的反拨与型范。

   如果说上述这些作品,沈从文还只是从“人性”的某些侧面,表达着他对现代社会生存方式的批判,筹措着他设想中的“精神家园”的材料;那么,在《边城》、《长河》、《龙朱》等篇什中,沈从文则开始全面建构他的“精神家园”。沈从文以诗意的笔触,在《边城》中向人们展示了生活在湘西这块独立自足世界上平凡人的值得称颂的人生方式。这是一个平静而又单纯的世界。“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却又不往往合乎情顺乎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在人格上达到平等。人们遵从着约定的社会礼仪,运用“习惯规矩排调一切”。这里的人重义轻利,守信自约。生活在这里的少男少女们,他们的爱情也像那雨后的苍峰翠峦,清纯、素朴。翠翠与傩送,这对吮吸着山涧岚雾,丛林珠露,沐浴着乡野古风,碧水灵性的有情男女,他们一时难以遂愿只好遥遥等待的爱情,给人以忧伤,更给人以感奋。《长河》是沈从文作品中最趋近“现实”的小说。虽然通篇回荡着湘西社会“常”与“变”的冲突带给人的沉痛感慨,但作家全力塑造的年高德劭的乡村长者老水手与青春娇美、活泼潇洒的乡女夭夭,终难遮他们身上人性的光辉。它使另一文化圈内的人惊羡、倾慕并进而反省、批判自己。中篇《龙朱》,这部洋溢着浪漫气息和古典情调的边地风俗人性的传奇,是湘西已经过去的时代(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社会风情的热情颂歌,但它却是唱给现代人的。奇风异俗中仍有着平实的人生真实,单纯而又奇崛的故事叙说着沈从文期慕中的现实。主人公龙朱作为“单纯而又质朴的氏族制度”特异社会风习的体现者,他的自信、自尊、刚毅、坚强,以及他在爱情生活中所表现的勇敢、坚毅、执著、真诚,与灰色都市中虚伪庸鄙、自私势力的道德形成鲜明的对比。作家以此反照都市文化圈内“文明人”矫饰、庸懦、萎琐、苟且的生命形态。沈从文用不同的选材,从不同的侧面,精心营造着这“精神家园”,并期望以此“慈航普渡”——超渡生活于现代都市(同时也包括为“现代文明”所困扰的乡村)的那一个个迷途的灵魂。

     三

   “失乐园”的忧戚悲患与“复乐园”的执著精诚,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最具魅力的个性。导致这种个性形成,以及确立沈从文如此文化选择态度的最内在的东西是什么?

   沈从文创作这种疏离都市亲和乡野,鄙薄“城市中人”厚爱乡村灵魂的艺术倾向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普遍意义上讲,我们不能忽视“人”之于“土地”的精神联系这一潜在久远的因素。对于土地的亲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尤其是对于乡土根性极强的中国作家更是如此。沈从文(以及诸多现代作家)这种强烈的“怀乡”情绪,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山海阻隔的地理位置,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大陆农耕的文化土壤,以及普遍而又强烈的乡土民俗风情,都是造成现代作家乡土情感的文化渊源。土地,给了华夏远祖一种生命的固执。同时,这种“固执”又逐渐凝化为一种强固的思乡恋旧的社会文化心理,它必然潜在地、强烈地影响着现代作家。

   从特殊意义上讲,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态度的形成,还有其个别的、更深的原因。主要的大约可归结为这样两个方面:第一,它源于沈从文独特的文化个性——他敏感、真诚、孤独。沈从文生活的湘西,历史上一直是苗族、土家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后来才有汉族的侵入。在沈从文身上,有一部分血统即属于苗族,而苗族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被征服被压迫的地位。苗族为改变自己屈辱地位而进行的一次次斗争,形成了苗族孤独而又痛苦的历史。这种潜在的文化孤独对沈从文文化心态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当沈从文身处那种以推销、张扬、矫饰;以诡诈、欺瞒、攻击作为人际交往原则的现代社会,“乡下人”的沈从文倍感孤独。朱光潜先生深味于此,他说过,“《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乎显出从文自己这方面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8〕沈从文这种独特的文化个性, 决定了他不能不与他生存其间的现代社会发生冲突;自然也决定了他必然要回归“乡土”——那里人情淳厚、质朴,人际交往单纯、率真,生活在那里,人们不仅有一种“安全感”,同时还会感受到一种纯净、素朴的人生美。

   第二,它源于沈从文独特的生存环境与生命感悟。这是同第一点紧密相关的同一问题的另一方面。不妨设想,假如沈从文一直蛰居于湘西蛮乡,他大约很难有这诸多的独特的生存体验。唯因沈从文是以一个“两栖者”——生活于现代都市中的“乡下人”的独特身份去体味感悟生命,才有了这独异的收获与选择。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沈从文喜好关注、思考在一般人看来玄远的问题,知识者的“杞忧”带给他以痛苦,也带给他以甜蜜。〔9〕同时,也带给他以深刻和独异。

   然而,这“深刻和独异”并非全都为人们所理解。过去,我们对此曾有过一些误解。诸如批评他的创作远离时代生活,歪曲现实,不真实等等。这些误解,除开一些客观的历史因素外,不曾读懂沈从文的“文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沈从文早就说得清清楚楚而我们却不曾注意。他说:“有人用文字作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心和梦的历史”〔10〕。在《习作选集代序》中他说得更为明白:他无意追求作品与现实的对应。作品中所营造的那个“乡土”世界,“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认真说来,沈从文笔下的乡土,是一种心理上的乡土。他所营造的这片艺术世界,是被艺术化了,象征化了,心灵化了。那是一片文化乡土。作者借以表达对于一种文化价值的追怀与呼唤。并以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存在状态,排斥抗拒别一种生活方式、文化存在状态。“浪漫气息”很重的沈从文,试图以自己“心和梦的历史”解构现代生活的病态历史,重建健全的人类生命史。其忧也深,其情也切。他不止一次地真诚而深情地说过,他希望“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的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居然能刺激你们,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11〕。他希望以他作品中人物正直与热情,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实现民族品德、民族灵魂的拯救与再造。沈从文苦心孤诣的艺术追求其价值既属于当时,也属于现实更属于未来。如若放在一个廓大的文化背景下去看,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在20世纪世界文化的骚动迁徒中,“精神家园”的失落早已成为困扰西方思想界的一大难题。“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状态”引起了诸多文化哲人的忧思。伴随着工业社会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极大的繁盛,社会日益走向极端理性化和程序化。人为外物所役,不断地沦为机械、金钱、名誉、物欲……的奴隶,人们于是日益感到了生命的萎顿,生存的危机。返回自然,追求和谐的人性;抨击现存价值观念,眷恋传统道德……西方作家倾力为重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而求索创造。沈从文的艺术追求,契合了世界文化的这种潮动。而且十分有趣的是,沈从文的艺术追求同与中国文化精神相去甚远的美国现代作家福克纳竟保持了如此多的相同和神似。稍稍比较一下两人的创作,其意义也许会看得更为分明。

   美国批评家斯通贝克直白地说过,沈从文就是中国的福克纳。“乡下人福克纳”已是为人熟知的称谓。福克纳是一个置身于美国现代南方社会的具有传统思想的人,对于其时泛滥的商业与都市文化,他怀着极大的厌恶与反抗。如同沈从文创造了“湘西神话”,福克纳通过他的一套“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创造了美国南方传奇——“福克纳神话”。在这些神话中,始终存在着两种文化与两个世界的冲突。一是乡村社会,农业经济文化;一是现代城市,都会商业文化。前者的代表是沙多里斯世界,后者是斯诺普斯世界。福克纳在他一系列作品中,都细致地发掘着这两个世界,并对这两个世界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进行了戏剧性的描述。这是一场带有普遍意义的冲突。沙多里斯的世界是“平静”的,他们按传统精神行事;斯诺普斯的世界是“喧嚣”的,那里充斥着爵士音乐,摩登少女和油头粉面的奶油小生。从这个世界里不断地掀起一次次反传统运动。福克纳对沙多里斯们充满着同情、悲悯与敬意。他在他们身上找到了纯洁的道德力量。像沈从文称颂“乡下人”一样,福克纳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为“沙多里斯”式的“传统人”张目:“虽然我们都是人,都是牺牲品,可是我们是不同环境的牺牲品。我们的环境更为单纯,因而就整体而言也更为广阔,更为崇高,人物也更具有英雄品质。我们不是矮小的猥琐之辈,而是毫不含糊的人;我们活得象样,死得也象样,决不是那种从摸彩袋里随便抓出来拼凑而成的被到处弃置的生物。”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那些不屈的灵魂一样,福克纳笔下的“传统人”比斯诺普斯们活得洒脱充实。他们以其率真、雄强、质朴、诚笃的人格及其相谐和的生存方式,成为斯诺普斯世界那些迷途“无家”的灵魂的生命型范。福克纳的意义已为一位美国批评家所阐明:“我认为不应该把福克纳的作品看作南方与北方的对立,而应该看作是写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所共通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这传奇不仅仅是南方的传奇,而且也是我们大家的苦难和问题的传奇”。〔12〕福克福与他同时代的、远距大洋彼岸的黄肤黑发的异邦精神朋友沈从文,不谋而合地以各自的艺术创造,成为他们那一时代乃至当今社会、未来时代人的最真实的神话——迷路的现代人的神话的发明者,明白地显示着这些社会良知们救助人类的阔大的博爱悲悯之心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仅此一点,我们即可足以感到沈从文艺术追求的意义。

   自然,我们也无意将这种追求的意义怎样夸大。因为文明的演进始终会伴着文化的冲突,每一位求索者都无法跨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文化两难——历史与道德的悖论。也许,对于他们,真正的“精神家园”只能在想象和梦幻之中,回归精神故园的“乡土之恋”命定地要成为永恒的悲剧。由此看去,我们便不难理解,沈从文的作品里何以始终弥漫着那种淡淡忧伤的氛围;何以始终回荡着那种甜蜜而又微带忧郁的乡音。这将是一代又一代的现代知识者悲壮而又迷人的“西绪福斯神话”,其价值与意义是昭明的,沈从文不应也不会有悔。

   注释:

   〔1〕〔2〕〔3〕〔11〕《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4〕〔7〕沈从文:《云南看云集•给一个在芒市服务的小学教员》。

   〔5〕《长河题记》。

   〔6〕《生命》,《沈从文文集》第11卷。

   〔8〕朱光潜:《从沈从文的人格看沈从文的文艺风格》, 《花城》1980年第5期。

   〔9〕参见拙文《对文化失范的困惑和忧思》, 《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

   〔10〕《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

   〔12〕《美》罗伯特•潘•沃伦:《威廉•福克纳》,《福克纳评论集》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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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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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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