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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冬: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5-10-30 15:21:13
作者: 云冬  
戕害美,却不能在人世间灭绝美、消尽美。第三是作者“从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的角度,对形成湘西民族独特而又复杂的社会人情(包括风俗习惯、心理素质、道德信仰诸方面)的生活底蕴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究。”论文通过《凤凰》、《苗民问题》等篇章的分析,充分肯定了沈从文对湘西民族性格中的“洁身信神,守法爱官”,勇敢尚武、轻生好义和对“放蛊”、“行巫”、“落洞”等三种“女性变态神经病”所作的探颐索隐的理性探究。指出:“沈从文以他丰富的知识和深邃的眼光,通过《散记》和《湘西》对隐藏于湘西风俗背后的社会生活底蕴所进行的认真思考与探究,不仅为文苑提供了别人所未曾提供的反映湘西人民生活的艺术珍品,而且为中国的民俗学、社会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文献;不仅开拓了人们的艺术视野,而且丰富了人民的社会生活知识。”

   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 期上陆文綪的论文《名篇,而非杰作——读〈湘行散记〉、〈湘西〉随想》,在肯定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取材新颖、内容丰富、艺术特色突出的同时,较多的指出了作者创作思想上的缺点和局限。论文认为:沈从文在《湘行散记》和《湘西》这两部散文集中,确曾用多样的手法和色彩,朴素传神的文字,丰富的知识,淡淡的诗意,不绝如缕的情思,编织成一幅幅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社会生活画面。但“思想间或不免偏颇”。作者列举了《辰河小船上的水手》、《辰溪的煤》等篇章,指出两部散文集都涉及了一些现实问题。“客观上,让读者看到了湘西人民生活的真实面貌和人民斗争的火花”,但作者的笔触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要害处,往往就“到此为止”,“而且更多的是回避现实生活中尖锐而又带本质的东西,力图冲淡人民的痛苦”。沈从文在揭露现实的弊病时,似乎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用“过去”作尺子,比“过去”变坏了的,就揭露,就不满;与“过去”相同的,就欣赏,就赞扬。因此,“作品虽然曲折地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现实的不满,提到人民生活每况愈下,‘保甲在糟踏乡下人’,但作者不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是转身歌颂湘西过去那种和平、宁静、纯朴的原始生活,用以反衬出现实生活的‘堕落’”在主观上,由于作者“不能从社会制度上着眼,去挖掘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也就必然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又由于沈从文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过去那种的生活上,“因此,在刻画人物时,往往突出湘西人民身上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人物在奇特的外表举止下,内涵诚实、豪爽、英勇、义气。当作者的笔一写到故乡的人民时,便情不自禁地迸发出由衷赞美之情。”但是,“沈从文过于欣赏这种原始的人性美,在描写这些人物时,给他们加上了浓厚的英雄色彩,忽略了他们的弱点,特别是不少人物阶级烙印模糊。”因此,“沈从文小说散文数量很多,但未能塑造出一个可以称之为‘典型’的艺术形象,这是原因之一。”论文在用较多的篇幅分析了两部散文集在艺术创造的得与失之后,总结性地指出:“总之,沈从文先生的散文,很新颖,有独创,有特长,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但还不是博大精深之作。”

   凌宇在1987年举行的首届沈从文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总结新时期以来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时指出:作为拨正期的沈研论文,对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性美,对作品思想倾向的个性特征等的分析都是公正的,尤其是一部分研究者对沈从文作品中现实主义因素的发掘和分析都有极精彩的意见,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阶段的研究,应该说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换句话说,这种拨正仍然是在几十年传统框架中的一种拨正。[6]凌宇的这一总结是颇为中肯的。 对照这一总体沈研态势,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新时期以来最早对沈从文的湘西题材散文研究与讨论的上述论文,无论对沈从文的湘西散文作出肯定还是作出否定的评价时,其着眼点似乎仍没有突破单一的阶级、政治论的观察角度和批评方法。因此,在批评沈从文的偏颇中亦不免流露出批评者的偏颇。

     二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艺批评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完善,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方法、角度和格局都有所革新。自从1985年底凌宇的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问世之后,因内的沈从文研究除单篇论文外,更多地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现,曾先后出版了赵学勇、王继志、吴立昌、韩立群等人撰写的多种沈研专著。关于这些专著中的研究状况,以后将另文加以阐释。这里仍只围绕有关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研究的单篇论文,对这一时期新的研究态势作些评述。

   孙韬龙的《读〈湘行散记〉和〈湘西〉》(载《吉首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是一篇从文体创新的角度评论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的论文。沈从文曾明确指出:“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式,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都带有原料意味,……十五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具有这种意图。”(《新废邮存底二七三——一首诗的讨论》)据此,孙文指出:《湘行散记》、《湘西》有别于一般散文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创造了一种容量大,能反映复杂社会生活的新形式。”这两部散文,说它是散文,又写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就中不少堪称文学典型;说它是小说,又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说它不是游记,它又有游踪可寻;说它不是诗,又充满了浓烈的诗情。它是将散文、小说、诗歌、游记各种文学因素融于一炉,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散文形式。沈先生写故乡的哀乐人事,“常具有一种悲悯感,”以这种“无所不至的爱的“悲悯”感写下层人民种种苦难,构成两部系列散文的另外两个突出特点,即“以事叙人”,和“写活鲜鲜的人”正因为坚持“以事叙人”,才写出了湘西人与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揭示出了湘西五光十色的社会问题,构成了湘人全景式的形象化的生活史。正因为坚持“写活鲜鲜的人”,才能对人物加以如实的描绘,将“毁誉平分”的人物复杂的性格不加讳饰地“合拢”起来,写出生活中真实的“这一个”,如《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的主人公。针对有人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缺少深度”,“他的笔往往没有深入到生活的底蕴”等观点,论文作者指出:“这些评论上的套话,实在使人捉摸不透。什么是‘底蕴’?标准是什么?界线在哪里?是一点还是多层次?理论上的不科学造成评论作品上的失误,……沈从文是懂文学创作的人,善于将平淡无奇、卑微琐细的人生铺叙出来,真实地描绘出不合理社会关系和下层人民极为不幸的生活命运,让读者去思考,去判断。要说文学艺术性,这就是艺术性。沈先生作品的倾向性常常寓于生动的故事讲述之中,隐藏得很深,常遭到一些人的误解。这不是作家作品的不幸,而应说是评论者的不幸。”

   如果说孙文从艺术创造的自身的规律着眼论证了沈从文湘西散文的复杂内涵,那么吴跃农的《生命的把握和寻思——沈从文湘西散文新论》[7],则是一篇以全新的视角,即人类文化学和区域文化学的视角, 并结合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评论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中的“人生形态”的专题论文。文章一开始就指出:沈从文的湘西系列散文,“决不是泛泛的浅吟低唱的风光景色之作,更不是着力于湘西奇旎风光的猎奇之作。作家把湘西的种种人事放在他别离了故乡十几年之后,放在一个从湘西土生土长之兵士到城市作家的十几年之后的框架之中来叙写。在这些散文中,我们会惊讶的发现,这一片湘西的山水,无不透露出作家对人的生命的着力把握和尊重,同样,也显示出作家对这块山水之中的生命形态的苦苦寻思。”论文作者认为:沈从文二十岁离开湘西,在当时中国的头等大城市上海、武汉、青岛、北京、昆明生活了近20年,因此,当他有机会重返湘西故乡时,影响他检视湘西这片山水视角的,固然有浓浓的乡情和童年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暗暗地引进了一种对比方式。他把湘西的种种人事,放在他生活了20年的中国大城市中去对比,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叙写中独特的大城市和湘西乡村的对比结构。而这种对比,实质上又集中于城市生命形态和湘西生命形态的对比上。诚然,工业城市文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更高级形态,从理智的角度而言,对它的任意贬斥和否定显然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工业文明和湘西乡村文明,又不只是两个抽象的概念,它具体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就有它具体的形态。正是在两种生命形态的对比中,沈从文重新发现,只有湘西的原始性生命形态才是充沛、旺盛、火辣的,是完全依据享乐原则去大胆而为的,相比之下,受着战乱、腐败和颠沛流离支配的城市生命,则显得太为拘禁、黯淡、枯瘦、苍白了。在沈从文的眼中,只有湘西的生命,才“活得胆大包天,色彩浓烈,痛快淋漓,决没有拖泥带水的僵态。这里的生命要哭就大哭,要歌则大歌,这里的生命不知道死,死即生,生即死,生生死死,完满地表现出生命的本色。这里没有虚伪,没有算计,一切都在明里亮里,一切都显得豪放庄严。”论文征引了包括《从文自传》在内的湘西散文的众多篇章,如《一个大王》、《女难》、《清乡所见》、《沅陵的人》、《沅水上游几个县份》等人事描绘之后,指出:“城市的人,城市的事,城市的‘爱’,都无不在湘西的人和事,湘西的爱和死的对照中而彻底黯淡——艺术在必要之处予以必要的偏激,必要的扭曲,代表的是作家的情感方式,并不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歪曲,这是艺术的正常状态——而湘西的生命就在这种对比中无比光亮起来了。”总之,沈从文通过湘西真实的具体的人生形态的描绘,不仅向人们述说了湘西的生命“在爱与死中得到弘扬”,而且也向人们证明,生命只有与自然的合一中,才能放大,才显得明媚、灿烂与恒久。

   论文在分析了沈从文湘西散文的城乡对比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指出:沈从文的湘西散文如果仅仅建立在城乡对比的情感化视角之上,那就无疑会在张扬湘西生命形态的过程中走向极端,即任凭情感的泛滥成灾而使眼光狭窄化。因此,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生命,之所以能在大胆出轨的同时,并不给人以荒唐可笑,却给人以合情合理的感受,就因为“他在运用这种城乡的空间对比时,并没有抛弃时间的维度,他在他全部的湘西散文中,同时不断地引进着运用着今古对比的历史视点。这个视点,可以说是对城乡对比视点的制约,是理智对感情的控制。”那么,沈从文在张扬湘西原始淋漓的生命的同时,通过对湘西历史发展的审视与反思,最终又看到些什么呢?作者指出:第一,沈从文看到了湘西历史“被凝滞于人血之中”;第二,沈从文看到了湘西的时态,“永远是过去时”。前者使沈从文清醒地意识到,湘西人在将生与死、杀与被杀作等量齐观时,固然显示出生命的强悍与豪爽,但同时也显现出生命被践踏被草菅的一面。也就是说,“湘西,在它生命达到强力状态的同时,也达到了生命美的最为脆弱的黯淡状态,生命在这片山水中被浪掷”。而象《桃源与沅州》中的那个代表城市文明和历史革命力量的北京农科大学毕业生的被害过程,则更加显示了湘西封闭性的原始生命形态所蕴含着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深厚力量。后者促使沈从文在俯瞰湘西的生命形态时,既发现其十分富于诗意的“美丽”的一面,又发现其令人“痛苦”感到“悲惨”的一面。美丽的一面固然可以对城市生命所欠缺的东西作积极的补偿与改造,但“古今如一”,始终在“原地打转”,令人“痛苦”的一面却十分引起作家的担扰。为此沈从文引进了“明天”的概念,即引进了对“未来”的热切瞩望。在沈从文看来,明天应该和现在紧密相连,现在的出发点是走向明天而不是退回往古。沈从文明确写道:“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到一种对‘明天’的‘惶恐’,只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希望“有一群精悍结实的青年,来驾驶钢铁征服自然”。(《湘行散记•箱子岩》)这不能不说是沈从文以真正的工业文明的历史观瞩望湘西的结果。

   总之,论文作者认为,城乡对比视点和古今对比视点的相辅相成,综合运用,构成了沈从文把握和寻思湘西生命奥秘的全部价值所在。

彭荆风的《〈湘行散记〉的艺术构思》和刘敬瑞的《从〈湘行集〉看文学创作动机的形成及信息运动过程》[8] 均从写作的角度对沈从文湘西系列中的《湘行散记》一书作了深入地研究与评述。彭荆风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因此他的论文往往同汪曾祺的一系列沈研论文一样,以作家对艺术创造的特殊体悟,采用文艺随笔的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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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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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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