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继志: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更新时间:2015-10-30 15:16:40
作者: 王继志  

       一

   京派作家群,其实是一个成员庞杂,时空跨度大,在行进过程中无论其队伍还是其文 学倾向都有所发展变化的作家群体。一般认为它是由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杨振声、 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冯至、曹禺、梁遇春、徐祖正、凌叔华、林徽因、梁宗岱、 李长之、萧乾、芦焚、田涛、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人所组成。如果着眼更广的范围 ,还可以包括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巴金、靳以等人。

   名曰“京派”,实际上地域因素在这个群体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它主要是由聚集地(先 是北京后为昆明、成都、武汉)的学者文化和学院文化孕育而成。作为一个文学流派, 其成员的群体意识也不强,他们既没有统一的、十分明确的文学口号,也没有有意识结 社成派的行为与打算。有的只是校园或学院文化中较为普遍的学术交流、文化聚会(如 读诗会等)性质的沙龙雅聚,或者仅仅只是个人间的交谊。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京海 论争”似乎促使了他们的群体意识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变,但同时由于文学观念与志趣 的分歧,也标志着它由前期向后期的过渡。这一由“虚”而“实”、由“前期”而“后 期”的发展衍变过程,又恰恰是这一群体的自然生存生态与社会接受生态互动的结果。

   诚然,校园或学院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但它毕竟不像政治社会那样动荡不安 ,而且还保持着文化上的自由与宽松。加之,文学并不等同于政治,文学的创作并不等 同于政治与思想的革命,因此,虽然同样聚集于大学的校园,从事文学革命的胡适、周 作人、鲁迅等的活动也就不同于专门从事社会政治思想革命的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 等的活动。当然,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支最早的生力军——“京派”,他们从 一开始就没有也不能忘情于社会人生,相反却积极地投入了批判旧人生、创建新人生的 行列。但是他们的主要成员却以自己的行动,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作出了既不同于政治 思想革命家,也不同于文学的社会解剖派和社会革命派的另一番解释。在他们看来,文 学的世界并不等同于现实的世界,文学所建构的世界人生之于现实人生,是一种自足自 为的世界人生,文学只有将日常的具体的实用的人生通过艺术的创造转变为审美的人生 才有意义。文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就是要在自然的人生状态中找寻“真切”和“真情” ,通过艺术的创造去探寻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因此,努力地实现和捍卫文学艺术家 及其艺术创造的独立品格,就成了贯串于前后期京派作家的文学观念的核心。他们总是 力图摆脱政治与经济的干扰,去创造一个自足自重自主自为、和谐圆融的纯艺术世界。 如果说京派作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追求的话,那么,维护艺术的独立品格,构建自足 的艺术天地,实现艺术表现的“精”与“美”,就成了这个流派生存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

   然而,正像任何文学流派都是流动的发展的一样,京派的发展衍变历史也明显地呈现 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而两个时期的分界线,似乎可以以1934年前后的“京海之争” 为标志。在此之前,京派以周作人、废名为中心,依托《京报副刊》、《晨报副刊》、 《语丝》、《现代评论》以及1930年在北京创刊的《骆驼草》半月刊等,形成了其前期 的基本阵容。但是,随着《语丝》的终刊和《骆驼草》的创刊,以周作人为领袖的中国 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即京派文学的骨干成员,也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着消极的 个人主义的“隐逸”、“闲适”、“趣味”性追求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我们从沈从文写 于1933年10月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注:沈从文《论冯文炳》为1933年7 月所作,后收入1934年4月出版的《沫沫集》;《文学者的态度》1933年10月刊于天津 《大公报•文艺》。两文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 (下同)。)两篇批评性的文学论文中能够明确地品味出来。

   在《论冯文炳》中,沈从文首先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支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趣 味”和独特的“文体风格”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他无论是自己创作的小品文和散文诗 ,还是翻译的日本小品文、古希腊故事以及其他弱小民族的“卑微文学”,都能“彻底 的把文字从藻饰空虚上转到实质言语来,那么非常切贴人类的情感”。他总是“用平静 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在中国新 兴文学十年来,作者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无一人可与周先生相似处。” 在对废名进行评价时,沈从文也是首先指出:“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示的趣 味,是周先生的趣味。由于对周先生的嗜好,因而受影响,文体有相近处,原是极平常 的事。用同样的眼,同样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纤细处生出惊讶的爱,冯文炳君也是在那 爱悦情形下,却用自己一支笔,把这境界纤细的画出,成为创作了。”

   但是沈从文针对的仅仅是废名的早期创作,即《竹林故事》和《桃园》两本小说集。 沈从文认为,废名的这些作品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 “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那样活在那 片土地上。”“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 孤零零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 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而这一切又恰恰是最能体现并符 合沈从文对乡土文学的创作标准和创作要求的。

   在对废名作品作出上述肯定的同时,沈从文还敏锐细心地对废名作品中业已显露出来 的不足提出了批评。在沈从文看来,其最大的不足是由“不庄重”的文体(如“八股式 的反复”)带来的个人“趣味”的满足。其表现就是对于作品人物的刻画,缺少“严肃 ”的气氛,并且暗示着作者对于作品人物的“嘲弄”。因此沈从文不得不严肃地指出: “这暗示,若不能从所描写的人格显出,却依赖到作者的文体,这成就是失败的成就。 ”不难看出,沈从文是把个人的“趣味主义”审美表现看成是乡土文学创作的大忌的。

   但是,由于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在“现代中国”的小说作家中,风格可与废名并列的 只有沈从文一人,所以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便特意地举出了自己的创作与废名的 作品进行了对照。他认为自己在对农村的地方性“背景”和“风俗习惯”的观察描绘上 ,的确跟废名有些相同之处,但是这种相同,除了文字的“单纯”、风景画的“素描” 以及如一般人所说的“同是不讲文法的作者”之外,其“结果是仍然在作品上显出分歧 的”。其中最大的“分歧”,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废名所显示的乡村世界只是 “最小一片的完全”。他把一切都建筑在超然的“平静”上面,因此在给农村灵魂做写 照时,虽也有一点“忧郁”,有一点“向知与未知的欲望”,有爱,有憎,但他所“雕 刻”的人物性格,却无论在“日光下”或者在“黑夜”里,都永远“不会骚动”,“非 常宁静”,“缺少冲突”。因而,他只是“按照自己的兴味做了一部分所欢喜的事”。 而能“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机会在作者笔下写出,是《雨后》作者(即沈从 文——引者注)的兴味与成就”。正因为如此,所以一贯信守着“乡下人”憨直品格的 沈从文竟毫不谦逊地说道:能“用矜慎的笔,作深入的解剖,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 情感。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言语,粗糙的灵魂,单纯的 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雨后》作者在表现一方面言,似较冯文 炳君为宽而且优。”沈从文对废名的评论恰恰印证了李健吾(刘西渭)对废名的评论。李 健吾曾把废名、沈从文、乔治•桑三人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指出:废名是一个“修士” ,一切是内向的,他追求的是一种“超脱”的意境,是“一种交织在文字上的思维者的 美化境界,而不是美丽本身。”而“沈从文先生不是一个修士。他热情地崇拜美。…… 他表现一段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他认为乔治• 桑也是一个“热情”的人,但是她“博爱为怀,不唯抒情,而且说教。沈从文先生是热 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1]的确,究竟是以审美的理想主 义去“热情”而不“说教”地再现一段段自然的鲜活的“生命”,还是仅仅从个人的“ 趣味”出发以“修士”般隐逸的姿态去书写所谓“超脱”的意境,就成了沈从文与废名 在审美追求上的最大分水岭,也构成了他们之间在乡土文学创造中的根本区别。

   这里尤其应该强调的是,沈从文在这里批评的绝不仅仅是冯文炳一个人的审美偏嗜, 而是隐约地针对着以周作人为“盟主”的,一时间大有蔓延至南北文坛之势,并一味以 “趣味”、“隐逸”、“闲适”、“超脱”、“幽默”相炫耀的“小品文”运动的。在 沈从文看来,冯文炳小说文体上存在的问题,恰恰是“趣味主义”的不健康的小品文文 体的病态反映。因此在评论冯文炳时,他屡屡把冯文炳和周作人挂起钩来。比如当评论 到冯文炳以废名的笔名发表在《骆驼草》半月刊上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时,沈 从文便尖锐地指出:“作者因为作风,把文字转到一个嘲弄意味中发展”,甚至“把文 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情形下”,因此“是完全失败了的一个创作”。而造成废名“完 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作者长时期地生活在北平造成的“趣味的恶化”,因而才 有意识地要“把文体带到一个不值得提倡的方向上去”。而这又是与周作人的大力提倡 和消极影响分不开的,因为“在现时,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 人,散文中糅杂了文言文,努力使它在这类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 到写作的喜彰,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我觉得是 可惜的。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作 品的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已完全失去,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 形的姿态一事了。”沈从文这里所说的使中国散文远离了“朴素的美”,并使废名的小 说文体转向“畸形”的所谓“新型”文体,显然是指周作人所全力提倡的以个人“趣味 ”为中心,以“隐逸”、“闲适”相标榜,并在上海很快得到林语堂等文人的趋奉,一 时间弥漫于南北文坛成为风尚的小品文文体。

   如果说沈从文的上述文字还只是从“文体”的角度揭示了前期京派作家中实际存在的 越来越“趣味主义”的倾向,那么下面的一段文字,表面看来批评的仍然是废名的《莫 须有先生传》,实际上则从思想内容上揭示了跟自己的审美追求“异途”的“趣味自由 主义”者共同的不足:

   在北平地方消磨了长年的教书的安定生活,有限制作者拘束于自己所习惯爱好的形式 ,故为周作人所称道的《无题》中所记琴子故事,风度的美,较之时间略早的一些创作 ,实在已就显出了不健康的病的纤细。至《莫须有先生传》,则情趣朦胧,呈露灰色, ……讽刺与诙谐的文字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 此种作品,除却供个人写作的怿悦,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这工作意义上,不过 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

   明白了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一文中所要言说的上述内容,我们再来看看沈从文在193 3年10月13日发表于他接编不久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文学者的态度》和 由此引发的“京海之争”,以及他在《论穆时英》(注:此文刊于1935年9月9日天津《 大公报•文艺》,后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中又何以将废名与穆时英“相提并 论”,也就不成问题了。

       二

这里我们先说一说《论穆时英》。在一般读者看来,废名和穆时英两人的小说,完全 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的小说,或者说前者属于典型的“京派”小说,后者则属于新型 的“海派”小说。但在沈从文看来,废名后期的作品和穆时英的大部分作品,“虽一则 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邻于玄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3321.html
文章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0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