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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志: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更新时间:2015-10-30 15:16:40
作者: 王继志  
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两相比较 ,大有差别,若言邪僻,则二而一。”对于废名走向“奢侈僻异”的原因,沈从文在上 面的文字中已经指出,而对于穆时英的“邪僻”,沈从文认为也是出于他的“不端庄、 不严肃”。而造成这种“不端庄、不严肃”的根源,沈从文指出,就客观而言全在于: 作者所“涉笔”的人事虽极广,但“对‘人生’所具有的知识却极窄”,“作者所长” ,只是“能使用那么一套轻飘飘浮而不实的文字任意涂抹”;就主观而言则全在于:“ 作者是先是把自己作品当作玩物,当作小吃,然后给人那么一种不端庄、不严肃的印象 的。”

   按理说,在作品中“极端吝啬文字”或“无节制的浪费文字”,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作 家的文字表达习惯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人风格问题。沈从文之所以极力反对,就是因为 在这种“奢侈邪僻”的文体背后,隐藏着的是作者的一种“不端庄、不严肃”、纯粹个 人“趣味”的文学创作态度。而这正是跟他所坚持的“严肃”的、一丝不苟的文学创作 态度水火不相容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早在1931年当高植的第一部小说集《雪》出版时 ,沈从文在为之所作的《序言》中就明确说道:他看了这个小说集之后的喜悦,之所以 比作者本人还高兴,就是因为作者“把文学当成一种事业,他有勇气使他凝眸最远的一 方,不为目前任何失败所挫折,也不为小小成就而眩目”,“‘他不自信当前月亮的全 圆,却相信终可以由他手下产生一个正圆的月’。他那可爱的傻处,正是一个艺术家必 需的性格。”(注:引文见《<雪>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4-15页。)而与高 植的这种“诚实严肃”的写作态度构成对立的,正是受“诙谐趣味所支配”的“白相文 学态度”。沈从文认为,由这种白相文学态度产生出来的作品,必然“不能完美,缺少 健康,走入邪路”。在此,沈从文还特别点出了《骆驼草》,他说:“到了1930年,在 北方,还有《骆驼草》产生,以趣味作‘写作自由’的护身衣甲,但这趣味的刊物旋即 灭亡,使人忘记。在南方,有些时髦刊物,创作趣味,也无从证明已认真了一点”。在 沈从文看来,只有把“文学附丽于‘生存斗争’和‘民族意识’上,使创作摆脱了肤浅 的讽刺”才是符合当时时代的必然要求的。他甚至认为,胡也频、丁玲、茅盾、施蛰存 、巴金,还有一位以沉樱、小铃为笔名的陈女士的作品,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摆 脱了肤浅的讽刺”,“不儿戏”,“不诙谐”。这一褒一贬,鲜明地凸显出了沈从文严 肃的文学创作观念。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沈从文才写下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 沈从文所反对和抨击的,依然还是南北文坛中更为广泛存在着的那种“不端庄、不严肃 ”即以“玩票白相”的方式,“别出心计,力图出名”去对待文学创作、文学活动的恶 劣态度与不良作风。他指出:现在“一部分青年人怀了最大的希望,皆以为这个民族的 组织力量、道德与勇敢诚实精神,正在崩溃和腐烂。在这腐烂崩溃过程中,必然有伟大 作品产生。这种伟大文学作品,一方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就将显示 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然而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这 类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属于‘要成功’,就属于‘自以为成功’或‘设计成功’。”“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 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 ,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他能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自己,却敢到 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这是一件事。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 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限定他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 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 ,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 一件事。”

   当然,我们不能把沈从文上面的话,理解为仅仅是针对以周作人为首的“趣味自由主 义者”的,应该说它主要还是针对那些顶着作家的头衔却又不谨守作家的职分,东游西 荡、朝秦暮楚、逢场作戏、拉帮结派、相互吹捧,“不图在作品上成功,只图在宣传上 出名”的所谓文学家的。这类“文学家”,在南北的文坛中都是存在的。但是,若结合 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的有关论述,这里所抨击的那种消极的纯粹以个人为中心的文 学创作姿态,显然是包括周作人等老京派作家在内的。为了不使我们的结论走向偏颇, 这里不妨再摘引《文学者的态度》中两段很让“海派”作家恼火,并进而引发了“京海 之争”的文字,以及在此之前所写的《窄而霉斋闲话》,以作证明:

   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 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 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 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

   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 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务 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可希望的 ,却是那些或为自己,或为社会,预备终身从事于文学,在文学方面有所憧憬与信仰, 想从这份工作上结实硬朗弄出点成绩的人,……那成绩的基础,就得建筑在这种厚重, 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

   这两段文字,可以说,既表明了沈从文对以“玩票白相”态度对待文学创作和文学活 动者的深刻失望,也表明了他决心拯救和捍卫文学应有的尊严与价值的真实心声。沈从 文在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京派文人的重镇”(姚雪垠语),正是建筑在这份“严肃诚实” 、“结实硬朗”、“顽固而又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之上的。他的“失望”,除了对一般 的所谓“海派”之外,也明显是对周作人等老京派作家而发的。

   然而,不料沈从文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了寄身于上海的文人苏汶(杜衡)的反对,于是 他便在1933年上海《现代》月刊第4卷第2期上发表了《文人在上海》的文章,对沈从文 的所谓“不问一切情由”,“一笔抹杀留居上海的文人”表示强烈不满。文中引用鲁迅 的话,认为沈从文“把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也“构成罪状”对上海的文人加以讥笑 和嘲讽。这就不仅迫使沈从文于1934年初写下了《论“海派”》和《关于海派》,(注 :这两篇文章分别刊于1934年1月10日、2月21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后收入《沈从 文文集》第12卷。)不得不对“海派”的具体所指加以严格界定,并一再声明“海派” 并不等同于所有生活在上海的作家,而且牵连地引出鲁迅写下了《“京派”与“海派” 》和《北人与南人》两篇文章参加论争。

   在《论“海派”》和《关于海派》中,沈从文针对此前的论争,重点表达了自己如下 几方面的内容:

   一、“海派”在过去与“礼拜六派”只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在今天则是“‘ 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一个概念。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投机取巧”和 “见风使舵”。他具体解释说:“我所说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一类斗 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说的‘商业竞卖’是上海地方推销XXX一类不正当商业的竞卖。正 因为是‘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与‘不正当的商业竞卖’两种势力相结合,这些人才俨 然能够活下去,且势力日益扩张。”他们的具体表现是:或“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 雅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远谈希腊罗马,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 一间”;或“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 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或“情感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况不对时, 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侔利”;或“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 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自己消息”;或“偷掠他人的作品, 作为自己的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

   二、“海派”作风“是包含南方与北方两地而言的”。他针对杜衡的误解,强调指出 :“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并不独存在于上海一隅,便是在北方,也已经有些人在一些 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才’与‘风气’。”因此虽然“因环境不同,两方面所造就的人才 及所提倡的风气,自然稍稍不同,但毫无可疑,这些人物与习气,实全部皆适宜归纳在 ‘海派’一名词下而存在。”这种“海派习气”在北方文坛(即一般意义上的“京派”) 上的表现是:(1)“对于作家糅合了好意与恶意的造谣”正在流行。(2)对所谓“技巧古 朴的自赞”。(3)对“上海文坛消息的抄袭”。(4)若干刊物的编者,不去组织和发表那 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而只“对于几个人的起居 言谈发生特殊兴味”,使其刊物成了某些文人的“起居注”,因此表面看来,得到了若 干读者,实际上是读者与作者两方面的“不幸”。为了不再招致误解,沈从文还特意强 调: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包括杜衡在内的大多数生活于上海的“正在从事于文学 创作杂志编纂人”都不会被认为是“海派”的。

   三、自己写作《论“海派”》(包括此前的《文学者的态度》)的“本来意思”,只是 想从“道德上与文化上”制止南北文坛中有害于中国新文学健康发展的恶劣风气的“蔓 延与存在”,从而提倡以“作者的诚实与朴质”,为自己的作品“立下一个较高标准” (即在《论冯文炳》中所说的,“使文学,在一个新的希望上努力,向健康发展,各人 的创作,皆应成为未来光明的颂歌之一页)。但可悲的是,这个严肃的话题,却遭到了 包括自己在文章中已明确排除于“海派”之外的上海作家的误解和反对。他们有的根本 不看全文,只看一下题目,就“有兴有感”地“故意说些趣话打诨”;有的虽看清楚了 本文,却只摘取其中“一句两句话而有兴有感”,“且照流行习气做着所谓‘只在那么 幽默一下’的表示”。

应该说,沈从文上述的辩解和指正是很清楚也很中肯的。他无非是希望已成名的和未 成名的“文学者”,都能以严肃的态度“守定”作家的职分,努力在艺术创作上取得成 绩,并没有不分是非地完全站在“京派”的立场上去攻击“海派”,更没有把所有的“ 海上文人”和作家都说成“海派”。他之所以把“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并提,实 际上就是既含有对“趣味主义”的老“京派”又含有对“商人气”极重的新“海派”的 共同指责。如果说“名士才情”及其所列的各种表现主要指的是老“京派”的话,那么 “商业竞卖”及其种种表现则主要指的是新“海派”。如同长期生活于上海的鲁迅对新 “海派”们的种种表现早有感受一样,在北京起家并较长时间生活于北平的沈从文对老 “京派”们的“转向”也是早有察觉并怀有不满的。早在写《论冯文炳》和《文学者的 态度》之前的两年,即1931年8月,沈从文就借讨论新诗创作得失的《窄而霉斋闲话》 一文,对以周作人为首的老“京派”提出了异议,并且同样使用了“趣味主义”和“白 相文学态度”来指斥他们的那种不良的文学创作倾向。他指出:提倡于北京,曾经“使 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的“京样”的“人生文学”(这无疑是指五四新文学运动之 初,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为什么会很快地“结束在海派的浪漫主义文学兴起 以后”(即指“创造社”兴起以后),就因为“人生文学提倡者同时即是‘趣味主义’讲 究者”。而这种“趣味主义”文学的集中表现,就是刊物中大量登载的那些“诙谐讽刺 作品”,而这些“趣味主义”的“诙谐讽刺作品”,又因为首先是由周作人这样的名人 所提倡,所以也就很容易得到其他“趣味主义”者的“拥护”,于是便很快地“几乎成 为文学见解的正宗”。这一点只需看一看继小品杂志《骆驼草》之后,随着1932年《论 语》在上海的创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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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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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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