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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涛:沈从文与张兆和

更新时间:2015-10-30 15:11:28
作者: 刘洪涛  

   主要因《从文家书》的出版,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关系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也有一些论家著文评说,但因取材有限,且多就事论事,因此意义不大。作家个人婚恋对创作有重大影响,这已经是不争的文学史事实。有鉴于此,笔者讨论二人关系,除考证若干史实外,更着重分析二人婚恋对沈从文创作产生的丰富复杂影响。把作品完全看成作家的“自叙传”不免过分,可忽略二者的联系同样非实事求是,折衷的办法,我把它当成理解创作的一个特别的角度。当然还有其他角度,只是这里不去涉及罢了。

   在文人婚恋中,沈从文和张兆和是少有的白头偕老的典范。1929年8月,沈从文受聘到中国公学任教,认识当时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张兆和,遂展开爱情攻势。开始时,这攻势因张兆和的羞涩和态度不明朗进展不大,后有胡适居中穿针引线,沈从文终于如愿以偿。1933年寒假,沈从文与张兆和订婚,1933年9月9日,二人在北京结婚。正如结婚所选日期的寓意一样,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后生活虽起过一些涟漪,但始终相敬如宾,共同走完了漫长的岁月。喜欢咀嚼文人轶事的读者从这段婚恋中找不到很多的“故事”和“传奇”,不免会失望,但这段婚恋在沈从文内心掀起的风暴,以及它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却“好戏”连台,美不胜收。一句话,它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一

   沈从文在湘西曾钟情于一个马姓女子,结果被她的弟弟骗走一笔巨款。他刚从湘西来到北京时,在很短暂的时期对丁玲流露过爱慕,但不了了之。1928年在上海,小道消息盛传他和丁玲、胡也频“大被而眠”,那不过是把三人的友谊曲解罢了。一个身体健全的青年人,渴望性爱是极正常的事;沈从文初入都市,有强烈的挫折感,把性爱当成逃避所,因此就有更迫切的需求。沈从文写过像《旧梦》、《篁君日记》、《长夏》、《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等情色作品,表现青年男子的冶游和性经历。虽然沈从文把自己打扮得像个道中“老手”,但在见到张兆和之前,在两性经验方面幻想多于亲历,是可以肯定的。况且,性与爱情并不是一回事。因此,与张兆和相识,沈从文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初恋。

   沈从文意识到,自己找的是一个陪伴终生的女子,而张兆和是理想的人选。他的激情被调动起来,全身心投入到恋爱中,而张兆和也与沈从文小说创作发生了密切联系。

   张兆和相貌清秀,肤色微黑,在张家姊妹中排行第三。这种体貌特征和亲族关系被沈从文一再利用。他的小说《三三》(1931)写一个乡间小女子朦胧的初恋,小女子名叫三三。三三是否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小说未见交代,于是这个奇怪的名字就只能从张兆和的排行来解释。可以作为补充论据的是婚后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许多书信都称她为“三三”。《边城》中的翠翠,皮肤“黑黑”,《长河》中的夭夭是“黑而俏”,都取张兆和的肤色特点。沈从文还有给亲近之人写故事的习惯。《阿丽丝中国游记》第一卷后序中说,写这部作品是“给我的小妹看,让她看了好到在家病中的母亲面前去说说,使老人开开心。”沈从文在追忆《月下小景》故事集写作缘起时这样写道:“我有个亲戚张小五,……又喜欢给人说故事,又喜欢逼人说故事。我想让他明白一二千年以前的人,说故事的已知道怎样来说故事,就把这些佛经记载,为他选出若干篇,加以改造,如今这本书,便是这故事一小部分。”这些小说的篇末,大都附有“为张家小五辑自××经”字样,可见所言不虚。给张兆和的五弟张寰和写故事可谓醉翁之意,全在取悦张兆和。沈从文另一篇小说《灯》(1930)中,叙述人给一个穿青衣的女子讲关于灯的故事,故事令青衣女子感动,遂成就了叙述人的爱情。虽然我们不能妄加测算,那女子的原型就是张兆和,但其格局与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时的情形却是一致的。张兆和有时也以人物形象进入到沈从文的小说中。《贤贤》(1932)中的贤贤以九妹为原型,但故事的起因却是贤贤的哥哥(指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恋爱。作为知名作家,哥嫂的婚恋被无聊者议论,引起贤贤不快。《三个女性》(1933年8月)是献给大海和美丽女子的抒情诗。其中三个女性,“高壮健全具男子型穿白色长袍的女子”蒲静隐射丁玲,“年约十六,身材秀雅,穿浅绿色教会中学制服的女子”仪青是九妹,“年约二十,黑脸长眉活泼快乐着紫色衣裙”的黑凤则指张兆和。三个女子在海滨玩耍,被美丽景色所感动,都想把这种对美的惊讶、颂扬和爱表达出来。黑凤觉得要认识美、接近美,就只有沉默一个办法,这与张兆和谦逊、娴静的性格是相合的。黑凤一边和另两个女子笑闹,另一方面她不忘作为主人的责任,天色已晚,她提醒大家回家。回到住处,黑凤收到未婚夫电报,说××(指丁玲)已死。黑凤听了久久不能释怀,她在心中默默怀念××,称赞她是“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

   除了上述张兆和与沈从文小说联系的一些直观材料外,还有一些作品隐约透露了恋爱中的沈从文微妙的心曲。《燥》(1931)中的懋力是一个求婚者的形象,他深恋着那个有着“黑黑的脸”,“黑黑的眉毛,黑黑的眼睛”的女子,乘火车长途跋涉来求婚。但在上海的旅馆住下后,他因为女子略乏热情的信函而变得疑虑重重,他担心求婚被拒,在房间里焦躁不安,在街上也魂不守舍。从《沈从文全集》所收相关书信看,这正是沈从文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1932年,沈从文求婚成功。从此,焦躁被喜悦的心绪取代,沈从文在其后写的一系列作品,大唱爱情的赞歌。《春》(1932)写一个青年医科大学生和一个美丽女子的互诉衷肠的那个美妙时刻。男子为巨大的幸福所淹没,用诗、用沉默、用语无伦次的“疯话”赞美着女子,女子巧妙地鼓励并陶醉于男子的情话。一点小小误会,让男子担心唾手可及的幸福,他无端怀疑起女子的父亲可能横加干涉。女子笑男子太笨,对现实毫无察觉,她暗示他,父亲已经应许,这令男子重新找回了信心,“感到宇宙的完全”。这场爱情的飨宴安置在春天的花园里,蓝天白云,鲜花百灵将爱情装点得诗意盎然。《若墨医生》(1932)的故事发生在青岛海滨。若墨医生事业有成,政治信念坚定,喜欢辩论,另有烟斗不离嘴的嗜好,却对女人没有兴趣。叙述人“我”想到一个牧师的女儿将要到青岛来养病,起意成全他们的好事。虽然若墨医生认为女人“在你身边时折磨你的身体,离开你身边时又折磨你的灵魂”,没有一样好处,但异性天然的吸引力,加上这女子“温柔端静,秀外慧中”,以及青岛海云花草气候的相宜,没有多久就坠入情网。若墨医生的向爱情“投降”,隐含了即将成家的沈从文对自己处境甜蜜的“无奈感”和辩解:没有人能够抵挡世间最美好的爱情的力量。

   由于爱情成功所催生出来的一组最优秀的作品是《月下小景》故事集。我曾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过这中国现代惟一的一部框架故事集。《月下小景》故事的本事绝大多数取自佛经,沈从文加以铺陈点化而成。沈从文在《湘行书简》(1934年1月16日)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月下小景》不坏,用字顶得体,发展也好,铺叙也好。尤其是对话。人那么聪明!二十多岁写的。”他对张兆和承认:“这文章的写成,同《龙朱》一样,全因为有了你!写《龙朱》时因为要爱一个人,却无机会来爱,那作品中的女人便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写《月下小景》时,你却在我身边了。前一篇男子聪明点,后一篇女子聪明点。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的。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沈从文别集•湘行集》)《龙朱》、《神巫之爱》等写于沈从文认识张兆和之前,是他渴望爱情而又无从恋爱的见证,侧重展示男子的高贵丰仪,《月下小景》故事集写于爱情成功之时,女性的魅力和男子的为爱而屈服成为一种普遍的情形。例如其中的《扇陀》叙述一得道仙人,因下雨摔跤,迁怒于波罗蒂长国,诅咒它三年不雨。干旱事关国计民生,国王大臣想出种种办法,皆不奏效。国中有一名叫扇陀的女子,“荣华惊人”,“巨富百万”,她献上了“美人计”。扇陀带五百华贵香车,携五百绝色美女,来到仙人所住森林,采花捉蝶,鼓乐沐浴。仙人初不以为意,但不足一月,就逐渐露出“呆相”。扇陀又进一步引诱,仙人怡然就范。仙人因近色而法力智慧皆失,咒语终得解除。《爱欲》颂扬女子的美貌、聪明以及贞洁和痴情。《女人》中的男主人公感叹“女子不是上帝,就是魔鬼,若不是有一分特别长处,就肯定是有一种特别魔力”,否则,为什么她们令男人爱得如醉如痴?这些作品的基调是明朗、快乐的,只有一个陶醉于爱情幸福之中的男子才能写出这样灿烂的华章。

       二

   1933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携手踏进了婚姻的殿堂。这年深秋,沈从文开始写他的代表作《边城》,于1934年初春完成。

   《边城》是沈从文新婚蜜月的产物,但这是一部相当客观化的作品,其中人事心曲,应该和沈从文婚姻生活扯不上具体联系。关于其中翠翠的原型,沈从文提到过三个,《水云》中写道:“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见到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还指出另一个翠翠的原型,即辰州河街绒线铺中那个白脸俊俏的女子。沈从文指认的三个人物原型中,张兆和除在肤色和性情上与翠翠相近外,身份、家世及命运等都相距甚远,她们的联系不是根本性的。其实张兆和的影响是在另外的方面:因为婚姻,沈从文在表现情爱上变得节制、温雅,翠翠的爱意萌动,二老的追求,都相当含蓄,一切发乎情止乎礼仪,它失去了《月下小景》等结婚之前的作品中那种张扬和肉感。

   关于《边城》与沈从文婚姻的联系,值得重视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新婚蜜月里,为什么《边城》是一部悲剧作品?沈从文曾经抱怨亲近的朋友和读者不大理解他“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那么这部客观化的作品背后到底隐藏了沈从文什么样的秘密呢?他自己在《水云》中作了交代,说《边城》是他将自己“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什么又是沈从文“受压抑的梦”?沈从文说,它们是“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份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水云》写于1942年,是对自己1933—1942年十年间情感和写作历程的辩护书,关于《边城》的解释带有浓重的弗洛伊德味道:幸福而平静的婚姻生活无法完全消耗心灵积淤的激情能量,通过《边城》将其宣泄出来,这符合厨川白村关于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说法。可是《月下小景》也是一种宣泄,为什么它是喜剧而《边城》是悲剧?沈从文进一步解释:“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于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话虽然含蓄,但意思是明白的:《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水云》中许多交代有事后追认的味道,有些话未必属实,关于沈从文写作《边城》时陷入婚外恋,就没有其他材料提供旁证;相反,其间写的《湘行书简》,浸透着对张兆和的关爱。但浪漫的爱情走向实际的婚姻,沈从文在精神上逐渐生出厌倦疲乏的心绪,是肯定的;同时,令沈从文动心的其他女子可能已经出现在他的生活中,《边城》中人事处处透着“不巧”和“偶然”,是不是对婚姻的追悔的反映?退一步看,《边城》是一个预言:沈从文心灵的风暴就要开始了。

       三

沈从文婚外恋的对象是诗人高韵秀,笔名高青子。沈从文与高青子初次相见的具体时间难以确认,但应该在1933年8月以后,最迟不会晚于1935年8月。沈从文刚开始认识高青子时,她是沈从文的亲戚,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沈从文有事去熊希龄在西山的别墅,主人不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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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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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文学史料》(京)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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