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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涛:沈从文与张兆和

更新时间:2015-10-30 15:11:28
作者: 刘洪涛  
迎客的是高青子,双方交谈,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月后,他们又一次相见,高青子身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沈从文发现,这是她格外仿自己一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装束。当他把这点秘密看破,而对方亦察觉了自己的秘密被看破时,双方有略微的尴尬和不安,随即有所会心,他们的交往开始了。高青子的装束是仿沈从文小说《第四》里的女主人公,那篇小说中,叙述人“我”在汽车站与一个“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面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的女子邂逅并相爱,演绎出一段悲剧故事。高青子的做法其实在沈从文的小说《灯》里已有先例。这篇小说中,叙述人“我”给一个青衣女子讲关于一盏灯的故事,故事中出现一个蓝衣女子。故事令青衣女子感动,她第二日“为凑成那故事”,改穿蓝衣来访叙述人,叙述人“我”梦想成真。在现实中,高青子也因此感动了沈从文。

   能够佐证二人关系细节的还有高青子写的一篇小说《紫》。这篇小说发表于1935年末的《国闻周报》13卷4期。小说从八妹的角度,叙述哥哥与两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哥哥有未婚妻珊,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遇到并爱上一个名字叫璇青,穿紫衣,有着“西班牙风”的美丽女子。男子在两个女子间徘徊,一个将订婚且相爱,另一个引为红颜知己。哥哥与璇青相互吸引,但又都知道他们无法逾越业已形成的局面,激情与克制,逃避与牵挂,种种矛盾情形营造出一幕幕异常美丽的心灵风景。小说中人物关系及其命运和沈从文当时的处境是相当吻合的。此外,小说中的许多细节也证明了与沈从文的联系:“璇青”这个名字,令人联想到是沈从文常用的笔名“璇若”与高青子的拼合;八妹与她的哥哥让人想到沈从文与九妹;故事在上海、青岛、北京、天津等地辗转,与沈从文的经历大体一致;小说中以紫色为媒,分明是针对如前所述的沈从文小说《第四》;人物提到某人一本以青岛为背景的小说,其中有一句“流星来去自有她的方向,不用人知道”,此语出自沈从文的《凤子》;哥哥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忘怀紫衣女子时,搬出了现代心理学家葛理斯的著作,以为这是“力比多”使然,这深合沈从文的见解。其他再如喜用的流星比喻,笑是“咕咕的笑”,都透着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在《水云》中提到帮这个“偶然”修改文字,应该就是这一篇;而且小说是在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发表的。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关系在家庭中掀起了波澜。张兆和当时刚生了长子龙朱,正在医院里,这一消息给她以很大打击。1997年笔者访问张兆和先生时,她对此事仍耿耿于怀。她承认高青子长得很美,当时与沈从文关系密切。亲友们曾居中劝解,而且有人给高青子介绍对象,希望他们的关系就此了结。张兆和说,翻译家罗念生就是一个“对象”的人选。沈从文性格不是刚烈、果断的那一种,并且他深爱张兆和。他情感上受高青子吸引,但理智把他坚定地留在张兆和身边。这种“灵魂的出轨”没有导致家庭破裂,但给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沈从文的著名小说《八骏图》就是这场婚姻危机的第一个明显反映。小说的主人公达士先生(沈从文自己)到青岛大学任教,结识教授甲乙丙丁等,他发现这些教授性情嗜好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有病,这病症是性压抑。达士有未婚妻,他以惟一一个精神健康者自居,热心为同事诊治病症,排遣郁结。一个学期结束,达士即将南下与未婚妻团聚,不料一个漂亮女人的一封短简,一行写在沙滩上的字迹,竟把达士留了下来。小说结尾讽刺道:“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这病离开海,不易痊愈的,应当用海来治疗。”

   有意思的是,在《水云》中,沈从文把这篇作品的写作时间提前到青岛时期(1931—1933),说由于这部作品以在青岛大学任教的一些教授为原型,引起不满,他因此离开了那里:“《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的教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两年前偶然写成的一个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继续共事下去。……我到了北平。”实际上,这篇作品写于1935年7、8月间,发表于当年的《文学》5卷2期上,1935年12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因为时间距写《水云》并不远,“误记”不大可能。沈从文在这里卖的是什么“关子”,只要认真读一读作品就知道了。

   《八骏图》中引诱达士先生的那个女子,其原型是赵太侔的夫人,南社成员,青岛大学校花的俞姗。《水云》中她也作为一个“偶然”出现。沈从文可能被俞姗的美貌短暂吸引过,但没有证据显示二人之间有特别的关系,相反,沈从文称这女子是“受过北平高等学校教育上海高等时髦教育的女人”,“大观园里拿花荷包的人物”,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因此,沈从文让已有未婚妻的达士先生在青岛受到这女子的引诱,反映的却是自己在北京时的处境,金介甫说:“沈让达士先生来做一件他自己做不了的事”,就是这个意思。沈从文把已经有未婚妻的达士先生受其她女人引诱写成理性无法控制的无奈之举,是性本能使然,又把与高青子的关系错接在俞姗头上,以此来为自己辩解和掩护。

   与高青子的接近导致沈从文家庭出现裂痕,并促使他思考婚姻本身对创作的影响。《自杀》(1935)写心理学教授刘习舜和太太之间几乎无事的烦恼。教授刚为学生讲过“爱和惊讶”的心理学问题,加之遇到数年前一对出名夫妇自杀后所留遗孤,触景生情,情绪低落。妻子追问根由,教授无言以对。小说极含蓄地暗示,日常凡俗琐事将激情消磨殆尽,失去了“惊讶”,夫妻恩爱的质量降低了。写于1936年的《主妇》写一对夫妇在结婚三周年时各自的意识流,对激情让位给常识,理想在日常生活面前黯淡后婚姻应该如何维持进行了反思。妻子回忆婚恋经过和婚后生活,感到一切都安稳幸福,然而幸福对男子并不是一切,男主人公洞察到潜藏着的婚姻危机:随着疲乏的产生,“惊讶”和“美”消失了;对婚姻的忠诚束缚了想象和激情。他爱妻子,但这爱不能容纳他全部的精神。他承认自己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但又认为“既不能超凡入圣,成一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就得克制自己,尊重一个事实。既无意高飞,就必须剪除翅翼。”可是,这克制却不得不以牺牲创作为代价,他不由得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生的理想,是感情的节制恰到好处,还是情感的放肆无边无涯?”

   沈从文自己就被这矛盾折磨着,走完了三十年代最后几年的创作历程。

       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在同年8月,离开北平,南下武汉、长沙,1938年4月,经贵阳到达昆明。张兆和产后不久,身体虚弱,没有与沈从文同行,直到1938年11月,张兆和才携二子辗转与沈从文在昆明团聚。1939年5月,由于敌机空袭,沈从文一家搬到呈贡乡下。高青子这时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到昆明后,沈从文和高青子的交往更加密切。在情感(偶然)和理智的矛盾中,情感占了上风,他的倍受争议的作品《看虹录》就是放纵情感的产物。小说叙述人是一个作家身份的男子,他在深夜去探访自己的情人。窗外雪意盎然,室内炉火温馨,心灵间早有的默契使他们愿意在这美妙气氛中放纵自己,在一种含蓄的引诱和趋就中,二人向对方献出自己的身体。小说中有性描写,有对女性身体的细致刻划,但都十分含蓄隐晦,一切使用意象。这篇小说发表后并不见看好,朋友不理解这种神秘高深的东西,左翼批评家则指责他写色情,但近几年,它却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被看成沈从文在40年代小说艺术试验的代表作。翻译家金隄证实,小说中写到的房间,就是沈从文在昆明的家(参阅金介甫著,符家钦译的《沈从文史诗》),其中的女子,在性情、服饰、举止等方面都取自高青子,读者只要对比一下沈从文在《水云》中对那个“偶然”的描写,相信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当然,更权威的说明还是来自沈从文自己,他提到了自己在《看虹录》中的“屈服”:“火炉边柔和灯光中,是能生长一切的,尤其是那个名为‘感情 ’或‘爱情’的东西。……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精力白费。 ”“我真业已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感情漩涡里去。 ”

   沈从文和高青子的关系没有一直维持下去。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这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的多。当情感退潮,理性又回到了沈从文身上,高青子也选择了退出沈从文的生活,这时间大约在1942年。沈从文写道:“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带有一点悲伤,一种出于勉强的充满痛苦的笑,……就到别一地方去了。走时的神气,和事前心情的烦乱,竟与她在某一时写的一个故事完全相同。”这里沈从文提到的高青子写的故事就是《紫》。那篇小说的结尾,璇青像流星匆匆划过天空,不知所终,现在,高青子也永远离开了。

   同名小说《主妇》(1946)是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而作,也是对自己十余年来情感历程的总结。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作家,他希望写一篇作品,以作为纪念。夜色已很深,妻子心疼他的身体,不断来催促休息。他在感动中枯坐了一夜,终于一无所获。这时他不由幻想:“可有一种奇迹,我能不必熬夜,从从容容完成五本十本书,而这些书既能平衡我对于生命所抱的幻念,不至于相反带我到疯狂中?对于主妇,又能从书中得到一种满足,以为系由她的鼓励督促下产生?”他为这平衡理性与情感矛盾的念头发狂,在天明时一人向滇池走去。他想到了自杀以挣脱矛盾,但理智告诉他:“我得回家”,于是他回到了家里;当他在妻子素朴美丽的微笑中,他的心却仿佛仍听到远方有“呼唤招邀声”。他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并未解决,新的诱惑一旦出现,他又会振翅而飞。

   这篇小说中,沈从文对给妻子造成的伤害表示了极大的歉意,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他的态度十分诚恳:“和自己的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他甚至将家庭责任上升到“公民意识”的高度:“我得从作公民意识上,凡事与主妇合作,来应付那个真正战争所加给一家人的危险、困难,以及长久持家生活折磨所引起的疲乏。”尽管在小说中,人物情感与理性的矛盾仍没有彻底解决,但在现实生活中,出于对主妇和全家的责任,他选择了一种庸常的生活,并且从这种庸常的生活中有了新的收获:他“发现了节制的美丽”,“忠诚的美丽”,“勇气与明智的美丽”,重新找回了“尊严和骄傲”,“平衡感和安全感”。

   沈从文熟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并深深折服,他与张兆和的关系对其创作的影响,也可以用弗洛伊德理论加以理解: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是“苦闷的象征”。应该看到,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恋,无论春和景明,还是狂风骤雨,对他的创作影响都是巨大的,并且这种影响总是正面的。逃离也罢,皈依也罢,沈从文总能将这种内在的生命能量化作一篇篇精美的作品。沈从文从张兆和受惠之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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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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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文学史料》(京)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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