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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谷武男:沈从文与中上健次对比研究试论

——本质推论篇

更新时间:2015-10-30 15:02:53
作者: 城谷武男  

     (一)援用•对比篇

   通过比较对照来辨别事物是认识的基本方法之一。那么对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作家进行比较、对照能得到些什么呢?这种比较、对照能够为人接受吗?怀着这份恐惧,我写了一篇《沈从文与中上健次对比研究试论——援用、对比篇》(以下简称对比篇),刊登在中国文艺研究会的机关杂志《野草》之第53号上[1]。 这里当然要接着探讨二者的本质问题(实则把重点放在了沈从文的身上),于是便有了《沈从文与中上健次对比研究试论——本质推论篇》这个题目。

   对比篇中的恐惧之一,即通过对比是否把沈从文弄得面目全非了,这一问题已经得以解决,相同点与相异点已趋明朗,可以说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即二者的出生地问题、血缘问题引人注目。如果单只讨论沈从文,也能论及这些课题中所要讨论的问题,但不会“引人注目”。

   恐惧之二,比较文学的老祖宗法国的实证而科学的方法论推理绵密,让人心安。但籍此能否触及到作家的本质则又当别论。尤其在日本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方面,通过这一研究方法产生出了许多心血之作[2]。关于沈从文,也有人采用此类方法在进行研究[3]。但在另一方面, 在日本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是否也可以采取美国式的对比研究呢?如果存在一些值得比较的依据,那么这种方法是不能一概否定的。作为执笔者只能听任别人对自己的评头论足。可以说,在动笔写对比篇以前的那份怕受责难的恐惧感,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对比篇是借中上健次的《物语源流》[4]中的作家论、 文学论而展开的。这便是使用“援用”一词的缘由。由中上论及其同乡作家佐藤春夫的内容,得以论及熊野新宫和湘西镇筸的特性。遭遇“大逆事件”的春夫在20岁时“转向”[6]。借助中上的这一论断, 从而引出了沈从文20岁时由武而文的“转向”,及沈从文的苗族外祖母和厌战心理这两大秘密[7],于是再论及沈从文与中上二者的血缘问题, 进而考察二者的少数民族出身和受歧视部落、民族出身问题。

   以上是援用中上之佐藤春夫论而得出的推论。然后,是从中上论及其他作家的物语论中抽出几条加以对比的。简言之,可归结到二者的共同体和“古老地层”[8]回归志向上。

   这里引用一下对比篇中的结论部分:

   通过《物语源流》范围内的对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中上那里我们得到超越近代小说概念的视点,籍此可视部分得以扩大。从佐藤春夫论中,我们首先抽出了出生地的特性。无论湘西、熊野均系与国家抵触之地,无论他们是否自认其为败残之地,而主体立场已定。二者的出身意义深远,血缘相斗。沈从文与中上健次二者如出一辙,均与血缘相关。一位是民族的混血儿,另一位是私生子。从非汉族的血缘到作为日本社会特殊身分制度残渣的受歧视问题,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相通。只不过其受歧视意识的发生经过彼此有相当的不同,这一点可以推定。就认识的性质说来,在沈从文,可以认为存在着双重性即歧视与被歧视。血缘、部落和民族问题都与共同体、风俗、意识的古老地层紧相关联。二人均以军营小镇、社町这一共同体为媒介,达到血统与古老地层的紧密结合。关于这一点,开始是不自觉地,而后来则是自觉地认识到了。经过考察我们发现,究其原因,在沈从文可以追溯到楚文化,而在中上则可以追溯到天皇制、山人,甚至绳文人那里。

   在本篇里,相对对比篇而言,将更加深入地探讨二者的作品,在讨论二至三个问题之后,要讨论二者共通的在政治上持禁欲态度的意义,论述二者在近代的位置之不同,最后针对沈从文文学的本质提出自己的浅见陋识,以作结论。

     (二)性与生

   沈从文虽然也写城市,但大多写“乡下”和“乡下人”[9], 而且杰作皆集中于后者。中上健次也是如此,他也写过以东京为背景的《赞歌》等作品,但更多的却是以纪州为背景的大量作品。即,一方面是以苗族文化以至湘西文化为背景的当地人的生活、人物形象和传说故事,另一方面是基于“小巷胡同”的生活与人物虚实交错的超现实主义作品。

   在描写社会底层人物这一点上说来,二人是相通的。这里所要论及的,是关于二者作品题材中的性问题。归根结底,性问题方面的意义,主要存在于沈从文方面。而对于中上而言则有些牵强。因为追求性文学的日本作家为数众多,而并非非中上不可。但如果不与中上比较,沈从文文学中的性的意识不会如此鲜明。关于这一点,将在后边叙述。

   可以说,沈从文是中国近代文学作家中进行性描写的一位特殊作家。郭沫若曾经责骂他是“桃红色的作家”,[10]这在中国的禁欲主义者看来也不无道理。在沈从文1928年的诸多作品中,有许多是描写性与爱的,而在此前后的众多作品[11]中类似者亦为数不少。例如描写白昼山野里尽情欢爱的《夫妇》、《雨后》、《萧萧》等,把那种原始的大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即在大胆铺陈青年男女那明快而清爽的性爱方面,完全风干了郁达夫式的阴湿之气,[12]可谓功绩卓著。

   那么,为什么在谈性色变的中国,沈从文敢于果断而执拗地描写性呢?严格说来,必须另行实证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大致有三个理由。首先是二十几岁青年的共性,这一点不言而喻。性在人生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自然不必大惊小怪。第二,应该是基于对都市生活的厌倦而产生的对湘西文化的理想化乃至油然生出的思乡之情。可以说,这一切同时与恋爱自由的湘西文化[13]很容易地就结合在一起了。应该说是在性解放中把握住了生命的跃动。第三,是对于弗洛伊德及埃利斯的介绍与受容的时代风潮。[14]沈从文因此而扬起了顺风之帆。即把摆脱儒教的忠孝义礼等的人性解放置于创作中加以实践了。

   沈从文之执着于性文学的意义,在于它同五四时期作家所采用的课题,诸如家庭、恋爱、因袭、自我等一样,把作为近代标志之一的性问题题材有意识地推到了前面来。换言之,沈从文把其它作家提心吊胆说过的或者退避三舍的性题材堂而皇之地进行了描写。就是说,沈从文这位作家是通过性描写来与近代相峙,把鲁迅等人几未染指的题材从正面提起并大书特书。作为五四的后卫,忠实而勇敢地投身到了别人遗留下来的题材中去。

   在中上健次方面,近乎处女作的《如爱一般》(原题《爱抚你的手指》)让人感觉到是作者自己去面对性问题,而《赞歌》则让人觉得追求性的百态本身便是故事主旨,即后者在性描写作品上,则远不及前者。即使在《赞歌》里,也只不过如同移植物一般,作为性中万能之轴而发挥作用,可以认为另有目的。而且就其它作品而言,总觉得性多多少少起了道具的作用。即,在中上方面,与其说性是人类解放和人性实现的切实主题,倒不如说它只不过作为一个已经完成的自明之物而贯穿始终,构成作品的装饰品而被利用而已。也就是说,从经过近代的地点出发了。

   由此可见,二者根本不同。但同时,二者又有共同点,那就是,通过性来确认生或生命力的实存性。在沈从文方面,《丈夫》即为代表。它描写了一个为生活所迫而让妻子出卖性的极贫地区发生的故事。算得上是悲剧之极。唯其如此,才使得性与生的相邻性更加鲜明突出。至于中上的作品,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举出《轻蔑》来。“出卖的不是性而是性的梦幻这种意识”“贯穿始终”的“夜总会泳衣舞女”与一富家公子处于一种“相亲相爱,男女秋色平分”的关系之中,并到男子的故乡“作为新娘来到这里,共同生活”。在那里非买卖性质的性与爱比比皆是。由于这份“性与爱”,便战胜不了乡村小镇的生。《轻蔑》便是这样一部长篇小说。

   我们曾经对被视之为从性到生的现实性极强的例子加以考察过。虽然一眼望去相似之致,但可以认为还是存在着不同之处。[15]出卖的“不是性而是性的梦幻”、“男女秋色平分”,作为富家公子哥儿的新娘来到他的身边,这一切都不可能存在于旧日本社会。即便今天也不可能存在这种状况和现实。只不过是部小说而已。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中上所把握的这种社会状况与人类意识亦难存在。

   虽然如此,二者在把性视为生命、生命力的象征或流露出这一意义上是共通的,包括迫于生计而出卖性,二者都有视性为生存食粮的章节描写。

     (三)恶徒之有无与生死

   不能写恶人的作家是沈从文,而硬着头皮写恶棍的则是中上健次。

   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有没有暴虐无道的人物呢?我没有找到。与之相反,在其代表作《边城》等中,出现的人物个个充满善意。虽然在《从文自传》中的《怀化镇》等篇里也描写了相当暴虐的情形,但那都属军人所为亦不足为奇。

   那么中上呢?《枯木滩》中的浜村龙造自不必说,至于《奇迹》里的“毛头小伙子”们则个个恶贯满盈,吸毒、赌博、打斗、轮奸、杀人等等,罄竹难书。作为恶棍故事可谓登峰造极。坏事之极便是杀生。《奇迹》中有登场人物“杀狗盗铜”一节,这里摘引如下:

   阿留婆问礼如:“杀牛宰马、切肉剥皮者或有杀生之罪否?食肉者、穿皮鞋者有罪否?”

   礼如答:“有罪。”

   “然则,杀牛宰马、切肉剥皮者,比之于食肉、穿皮鞋者,罪孽深重否?”

   礼如困惑不已,似平日犹豫不决时一般,满面通红。于是嘴中念叨着胡同小巷里屠夫们的名字,恍然大悟般,坐向佛龛前,诵起经来。阿留婆凝望着礼如的背影。礼如、佛异口同声:“眼无见流血者、耳无闻兽类临终呻吟者罪轻也。”于是,黯淡于世道之大不公平,胡同小巷里那群不信神佛的年轻人半祈祷般向神佛轻声祷告:“南无。”[16]

   从“黯淡于世道之大不公平”,可见已触及受歧视问题之根本。站在“恶人正机说”的立场,作家似乎有些爱怜作品里的那群恶汉们,更使之替代所有不得不杀生的人们,创造“大大小小的毛头小伙子”以求得救助。中上通过把“胡同小巷”年轻人逼到放荡无羁的极致,更加突出了生与死。无论如何,接生婆兼说书人的阿留婆与她那半僧半俗的丈夫礼如,既是夫妻,又是生与死的象征。

   而在沈从文那里,生与死,却不是如此的构成。沈从文其人曾经度过生死相邻的戎马生涯和湘西生活,生与死密不可分。例如《黔小景》、《山道中》、《夜》等,都是描写旅人与居民相遇的故事。清早起床便发现房东已死,尸首异室;前脚出门,很快遭人袭击,成了不归之魂。生与死俱在千钧一发之间。可以说,在沈从文来说,人的一生与其生死紧密相关,而且大多与时代、地域、状况和体制紧相关联。而没有必要根据创作需要创造生与死。

   与此相关的是沈从文文学里无恶棍现象。正因为现实黑暗,他的作品才力求明朗。沈从文本人也是天性如此。有时即便写了也要在校阅时一一删了去。[17]这也充分证明了恶棍在作品中之不存在而在现实中却无处不在。虽然如此,他却淡泊及至轻松愉快地演绎了呻吟、悲鸣着的存在于人间的恶孽之苦。所以反倒使读者更为窒息不安。同样,它也是一种求救文学。

   总之,在沈从文和中上健次,都存在着生死、生命、生命力和生存这一主题。在表达方面也能看出相当的不同。双方都反映了下层民众的生活,而且一方是大多让苗族地区的人们在自己作品中登场,另一方则是以“胡同小巷”等受歧视地区的人们为其主人公。但另一方面也有创作手法的差异。一方是紧紧凭依善意,一方则是依靠恶人。一句话,所有这一切皆归于时代的悬殊,以及围绕近代的受容阶段与脱离阶段之不同。

     (四)政治上的禁欲态度

   以上从作品的角度论述了沈从文与中上健次,从中可以发现时代与地域与体制等不同的问题。简言之,是与近代相关的先后关系问题。

在中上来说,也许成不了什么特别值得非难的问题,而在沈从文,大加批判的非政治性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则由于时代、地域、状况和体制等而导致了评价上的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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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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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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