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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华:萧公权宪政体制与宪政教育思想考察

更新时间:2015-10-28 18:17:13
作者: 万昌华 (进入专栏)  

  

   拥有“20世纪享誉海内外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之誉的萧公权先生与本人干的是同行,也是研究的历史。[1] 他曾不止一次地与弟子、现居住台湾的历史学家汪荣祖讲:自己“学的是政治哲学,平生所做的却都是历史工作”。[2]

   萧公权与上世纪我国的一代思想启蒙宗师胡适先生,更是有诸多相似之处。其与胡适,二人都出生于大的中华旧式家庭之中;都早年失怙,但懂事、好学、上进;都青年时代留学于美国的东部名校康奈尔大学;都因向往英美的社会制度而信奉自由主义、亦即信奉宪政。回国之后,都又曾在北中国京津地区的高校中做教授,同时著文论政、参与了当时名刊《独立评论》上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都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时,二人都反“极权”的政治立场坚定,1949之后离开了大陆。甚至,二人在对待婚姻问题的态度上也相同。胡适遵照长辈的安排与江冬秀女士结婚并一直保持了婚姻,萧公权也遵照大伯父的安排与薛织英女士结婚并一直保持了婚姻。晚年,其在写回忆录时还曾提及此事:“我很高兴我对于婚姻的看法,竟与胡适先生的主张相近。”[3]

   前几年,笔者在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时撰写过《胡适国家政治体制思想的考察》的文章,[4] 其中专门介绍过胡的宪政主张。总起来讲,胡适的主张是中国应立即实行宪政,直接进行国家领导人民主投票选举,不要搞训政的一套;应该实行政党政治;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应该实行联邦制与基层社会的自治。

   以上诸点,萧公权先生都关注到了。萧的主张大体与胡先生相同。但是,由于萧先生专业就是研究政治学的,则其对有关问题的论述更具有理论色彩。更全面、周到,更能抓住要害。并且,也更注重实践操作层面的论述与策略的考量。下面,就对萧先生的如上思想作一展开考察。

   另外,胡先生在其宪政主张表述中过于强调了实行的即时性,而对民众宪政意识养成及其重要意义,重视程度不够。而这正是萧先生所十分看重的。在此,也一并作一介绍。

   在具体介绍萧公权如上思想之前,先介绍其生平,以利于对其思想的把握。

  

   一 萧公权生平简介

  

   萧公权,字恭甫,号迹园,其家世居江西省中部偏西位于赣江西岸的今吉安市泰和县千秋乡上田村。其则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11月29日,生于今江西南部与广东南雄接界的赣州市大余县祖父的任所。时他的祖父星北公正担任大余县的教育局长(教谕),其父母与两位姑姑随侍。

   萧公权出生月余,母亲即不幸病故。不久,祖父辞官回籍,带其回了老家泰和县上田村,婴儿中的萧由两位姑姑带养。两位姑姑出嫁后,则由祖父亲自带养。其六岁时,祖父又突然去世,十二岁时,亲生父亲亦去世。

   祖父去世后,远在四川西部崇庆州(今四川省成都市下属的崇州市)经商的大伯父唐候公与四叔、五叔回家奔丧。当时其大伯还没有男孩,也是出于对萧培养的考量,经家族会商后,将其带往崇庆州。以后,伯父由崇庆州升职又转去川东的重庆任职,他也去了重庆。

   对于少年萧公权,大伯父“不惜重金,延师教读”。[5] 除了十岁起就请人教读《四书》外,还请专人教读日文与英文。1910年,萧 13岁时又聘请四川铜梁县廪生何世忠专门为其讲授《十三经》。何虽讲的旧学,但思想并不保守,主张学生“通古今,贯中西”,并且教学得法。何先生在讲《十三经》时严格区分重点与一般泛读,而尤其注重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发笔”写“窗课”是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后,何又称已教不了萧了,主动请辞,力劝大伯父送其进新式学堂读书。

   1915年,萧18岁时离开四川,考入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进其中的三年级学习。1918年,自青年会中学毕业之后,又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三年级学习。

   1920年8月,萧自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先后学习新闻学、哲学。1922年夏本科毕业,因成绩优异,被选入美国全国性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同年秋天入同校哲学系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于1923年6月取得政治哲学硕士学位。

   1923年9月,他又入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哲学系研究生院学习,主修的也是政治哲学。1926年,在康奈尔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学成回国后,1926年起至1948年离开大陆期间,曾先后在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十几所高校中任课。比较重要的有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光华大学、南京国立政治大学等。所讲课程有《政治学概论》、《西洋政治思想》、《西洋当代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期间,1934年蒋廷黻休假到欧洲各国去研究考察时,曾代蒋廷黻主持编辑当时很有声望的英文季刊《中国社会及政治学评论》(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一年。1944年冬,与钱穆、冯友兰、钱端升、陶孟和等,同任国民政府“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第三期教官,讲授各国政治思想。

   此前,国立台湾大学校长、知名化学家庄长恭有过邀请,希望他到台湾大学任教。当时国内形势已经严峻,他被迫于1948年秋天去台大任教。次年9月下旬,也是因以前对方有过邀请,他转去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国研究所任客座教授。

   到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是短期行为来,用其的话说是:“我在一九四九年受聘到美任客座教授的时候没有久居海外的打算”。[6] 但以后由于研究项目未完成等原因,自觉不自觉地留了下来。1968年,萧先生在美国华盛顿大学退休。1981年11月4日,病逝于美国西雅图寓所。

   萧公权先生和在阅历上与其有某些相似之处的早年清华大学好友蒋廷黻有相似之处,也是最后终老在美国,也是身后留下的著作相对而言不是很多、但质量甚高。比较重要的著作主要有1940年完成、1945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政治思想史》,1948年出版的论文结集《宪政与民主》,和1955年在美国完成的英文专著《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

   《宪政与民主》一书曾作为汉语法学丛书的一种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再版。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萧公权文集》时,该书作为其中的一卷(第八卷)又重版。

   《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1960年在西雅图出版后,在美国学界影响甚大。曾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同年的“人文学术卓越成就奖”(Prize for Distinguished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 )。1967年曾又重新印刷。受其影响的瞿同祖同题材、观点相近的英文专著《清代地方政府》,196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瞿著《清代地方政府》大陆已有中译本出版。[7] 但萧著的《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大陆目前尚无中译本出版。在台湾,该书的中文版也是去年(2014年)才由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翻译者也是大陆学者。张皓和张升,二人均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二 萧公权的宪政体制思想

  

   扼要言之,萧公权的宪政体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反对“独制”、主张民主,提倡人民参政与民主选举;2、反对思想专制,主张言论自由;3、主张实行地方自治;4主张实行政党政治。他的这些思想与主张,有的是以政论的形式表达,而有时候则是以讲史的形式表达。

   唐代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论史亦然。也是“史事合为时而论”,就像刘泽华先生在一篇访谈中所讲的,“对历史的描述”是给现实“照镜子”;“不能直言的环境,影射便是必要的一种表达方式。古往今来映射何其多”。[8]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无论是国民党当政时期还是毛时代,都不能算作民主。都有一个人说了算与力图对社会加紧控制的“特色”。因此,萧公权在其著作与文章中,曾“不失时机”地借论史来对“独制”、“专制”、“控制”,以及“民治”等问题,进行批评与阐发。

   显然有反对独制(专制)、主张民治等现实社会与政治的考量,萧公权在1940年完成的专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的“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愈中国者”;二千余年期间,中国的政体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他在该书中并且指出:“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量,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

1945年,萧公权在批驳钱穆中国无专制政治的观点时又具体写道:“我们必须避免对‘专制’望文生义,以致陷于以辞害意的误解。近代学者所谓‘专制’大约包含两层意义。(一)与众制的民治政体相对照,凡大权属于一人者谓之专制。(二)与法治的政府相对照,凡大权不受法律之限制者谓之专制”;“现在我们可以一述中国秦汉以后专制政体的内容了。由秦汉到明清二千年间专制政治虽然在效用上好坏不齐,然而本质上却是始终一贯,并且就大势上看,由浅趋深,逐渐地增加了程度,也逐渐地暴露了弱点”;“中国专制政体最大的特点……是君主的独尊。荀子说:‘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韩非子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毁誉一行而不议。’……先秦学者的专制理想,到秦始皇统一以后便成了无可否认的事实。外无诸侯分治,内无贵族分权,封建天下一切有效的束缚都已无形消灭。于是除了君主本身才能及物质条件的限制以外,天子无疑地‘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取得了至尊无敌的势位”;“‘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这是李斯写给秦二世《督责书》里面的一句话。话虽简单,却很明白很正确地指出了专制政体的精神。李斯在书中曾对‘独制’加以说明。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闻于侧则流漫之志绌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君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君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摩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闭明,内视独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纷争之辩。故能犖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我们如果一考始皇、二世的行为,便知道李斯所谓独断独听独行,确有事实上的根据。例如封建之议,始皇虽令群臣发言,而可否的最后决定仍在始皇本人。这和先秦谋及卿士、问于国人的制度根本意义不同。又如李斯为先朝开国功臣,一旦受谮,腰斩于咸阳市。这虽由二世不知好歹,然而正可从此想见天子的势位是如何尊贵无敌了”;“秦代行极端的专制,不久覆亡。汉以后的君臣往往引为前车之鉴,设法对专制政体加以限制或粉饰。始皇以吏为师,任用刑法。汉人便改变作风,用政治的力量来表章六艺,尊奉孔子。汲暗说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真可谓一语中的,揭穿了专制英主的秘密。始皇焚书坑儒,二世肆志广欲,赤裸坦白地去做专制的勾当。比较起来,汉武帝真是聪明多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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