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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华:萧公权宪政体制与宪政教育思想考察

更新时间:2015-10-28 18:17:13
作者: 万昌华 (进入专栏)  
另外,他其他的著述(包括已提及的)中该方面的思想还有。并且也更有高度与深度,更有历史纵深感。

   萧公权在前述《论民主》一文中曾直接写道:“什么是民主?我们的简单答复是:人民有说话的机会,有得到一切言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择生活途径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择政府和政策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不待将来,此时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起码民主。假使这种起码的民主尚且办不到,却明唱玄虚的高调,暗用武断的方法,那决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贼。”[16]

   1940年,萧公权曾专门写有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章,题目即《说言论自由》。其在该文章中一是对中西方争言论自由的历史进行回顾,二是认为言论自由即使是国家处于非常时期,也不可完全废止。其中写道:“言论自由,世人论之审矣。其基本意义乃人类之所共喻。西人说之最详……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即认个人之良心为真理无上之权威。虽国法君令不能压倒良心,使之屈伏而发为违心之论。氏之此说实为欧洲言论自由最早之呼声,亦即西方后此言论自由之基本信条。英诗人米尔吞(即弥尔顿)于一六四四年刊布《自由演说词》一书,其中有谓:检查出版物之结果‘使吾人因不能运用已有之知识而能力钝折,且使将来有关政治宗教之智慧亦遭摧残,不能再有创新。两路受攻,遂令一切学术短气,一切真理停滞。’故言论自由乃个人最迫切之要求。‘在一切自由之上,请先给我自由以思,自由以说,自由以辩,纯按良心而不受任何束缚’。约翰·穆勒于一八五九年著《自由论》一书亦谓压制言论者其本人之意见未必永远无误。如以错误之意见压制正确之言论,则此言论所含之真理必遭剥夺。如以正确之意见压制错误之言论,则其事虽似合理,而究不如任真理自力战胜邪说为更有益。盖自由辩难以外,绝无任何权威足以保障人类意见之正确也”;“若就目前之中国言,则在抗战期中言论自由可取相当之限制,在宪政期中言论自由必须取充分之保障。盖非言论自由无以宪政,非行宪政无以得言论自由。此理至显,毫无可疑。”[17]

   关于其实行地方自治的主张。

   前已提及,萧公权先生说过: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的“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愈中国者”。笔者则认为:更要害的是,秦汉至清末,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安排与行政架构,世界上更未有超越中国的。甚至,连中央集权水平接近中国者,都没有。此点,萧先生本人在《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中,实际上也已经有过涉及。

   我们的先人在“中世纪”时期,已经对我国极度中央集权的危害有所觉悟,并对之进行过批判。像宋元之际思想家邓牧,像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便是。另有,晋代、唐代以来,那些“分封制”的鼓吹者,他们也属于此类。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东渐,我国思想家及学者中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地方自治者,已经大有人在。远者像前已提及的徐继畲,其在《瀛环志略》一书中充分肯定了美国的民选州长。近者则有梁启超、胡适,甚至还有毛泽东等人。梁启超与胡适二人特别钟情于美国的联邦制,曾积极为当年的联省自治运动进行理论上的鼓吹。毛则曾写过关于“湖南民主国”的文章,尽管其后来反复了,与之完全对着干。

   相比于以上诸人,萧公权地方自治的思想与主张,有其独到之处。另外,也有其自己的时代特征。

   在1946年写作的《地方民意机构的初步检讨》一文中,萧公权写道:“自治是宪政的基础,地方民意机关是自治的命脉。”[18]

   当时,国民政府已经着手筹备宪政,在推动地方自治的开展。对之,萧给予了肯定。他在该文中写道:“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期间决定筹备宪政,推动自治,先后在各省成立省以下各级民意机关,几年当中已有若干可观的成就。”另外,国民政府于1947年1月明令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之后,他在《宪法与宪草》一文对之进行了肯定,认为:“虽然一部分人士对于这个基本大法还抱着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我们却难于否认它所具有的划时代重要性。”[19] 他在该文中对于该宪法中省“实质上成了自治体”,“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会,制定省自治法。省设省议会,其议员由省民选举。省设省长,省长由省民选举”,以及“县实行县自治”的有关规定,给予了充分肯定。

   但与此同时,萧公权对于国民党在当时的地方民意机构选举中不民主的做法,也给予了直接揭露与批评。比如,其在《地方民意机构的初步检讨》一文中指出,要注意“代表民意的程度”;“因为训政的关系,人民不能够完全自由自动地选举各级代表,而要受四种限制。第一省县市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系由县市政府于征询各县市党部及地方团体意见后提出加倍人数,呈送行政院或省政府核定。严格的说,临参会议员的选举,不是选举,而是官选。他们是由于党部及团体提名政府圈选,而不是由于人民的自由直接选举。第二,依照法令规定,省参议会由各县市参议员选举,县参议员由本县各乡镇代表会及职业团体选举……这比较临参会的党团提名,政府圈定更为‘民主’,但仍不是通常民主国家自治民选的办法……。第三,……公民虽然依法有普遍的选举权,但由若干选举法规的规定而受了限制……。第四,按照法律的规定,一切省县公职候选人除具备法定其他各项资格外,必须经过考试或检核及格才能候选。公职候选人是否应该考试检核?这个问题我们不拟在这里讨论。民意机构的选举因有此种规定而受到限制却是明白的事实。检核的结果(现在尚未实行考试)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不能完全自由的行使。”[20]

   萧公权实行政党政治的思想与主张。

   据研究,具有悠久宪政传统的英国自1679年起就有了近代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但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它们曾一度被视为邪恶。柏克是英国最先认识到政党之于民主是不可或缺的人士之一。此后在十九世纪里,又有阿克顿勋爵等人对政党政治给予过高度评价与赞扬。阿克顿写道:“政党政治的秘诀在于它既保障进步也保障连续性。它防止停滞,防止革命。……它的伟大改进在于一种渐进的发展。”[21]

   另据研究,相对于英国,美国人对政党积极作用和政党政治优越性的认识更早。早在1733年,北美殖民地的《纽约公报》上就有专栏讨论党派问题。有篇文章肯定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意义,指出:自由政府中必然存在反对派,故党派、团体和密谋乃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有的反对派和党派的动机不完全出于公共利益,但党派之间可以相互制约,使彼此的野心不致越出界线,这有助于维护自由。“反对”是公众热情的生命和灵魂,如果没有“反对”,公众热情就会萎谢和死亡。故党派实为必要之物,对党派本身和公众都有裨益。若干年后,纽约的报纸上又有文章肯定党派的积极意义。威廉·利文斯顿和彼得·范沙克都从正面看待党派,认为它可以成为一种平衡和制约的力量,有助于避免压迫的出现。[22] 以后,著名民主主义思想家、美国开国者杰弗逊,又曾在致泰勒的信中对政党政治给予充分肯定:“在每一个自由和深思熟虑的社会里,基于人性,必须有反对党,也必须有激烈的分歧和不同意见,大抵其中的一个政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上台。大抵这个党派划分是必要的,因为他会推动一个党去监督另一个党,并且把另一个党的所作所为控诉给人民。”[23]

   与早年留学过美国的胡适、蒋廷黻等人相同,受上述美国政党思想与两党制现实政治生活的熏陶与浸染,萧公权也主张实行竞争性政党政治。其在写作于1947年的《中国政党的过去与未来》一文中指出:“为了获取正常的监督起见,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有健全的,经常存在的反对党”;“凡是拥护民主宪政而愿意用和平手段竞争的政党,都有资格做忠实的反对党。执政党对于这样的党,虽然忠言逆耳,也要雅量优容。优容的表示不是请反对者做官而是让他们说话。不是分以政权而是采纳忠言”;“我们不可忘了孙先生的主张,‘立宪之国,时有党争’。‘一国之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若无党争,势必积成祸乱。只有从树立民主政争的风气和制度,才能够得到根本铲除兵乱的效果。一句话总括言之,必须发挥在野党监督功用,方能达到真正宪政的目的。”

  

   三 萧公权的宪政教育思想

  

   萧公权的宪政教育思想是他宪政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其的宪政教育思想在他的宪政体制思想之中,而不是在其外。亦即,其内在于他的宪政体制思想之中。并且,其虽然表象上与国民党的训政相似,但本质上迥不同。就像他自己所明白指出的:“语云:‘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人民政治之智慧,大半只能于实际政治生活中求之。本此认识,故愚意决不主张缓行宪政。”[24]

   另外,萧公权在《宪政的心理建设》一文中讲,“专制好比污浊的空气,宪政好比清洁的空气。我们在以往二千多年当中,呼吸了专制的污浊空气,以致内忧外患,百病丛生……我们今日应当按照孙先生所立的经验良方去继续培养国家的健康——我们必须保持并增加我们政治生活中的清洁空气,我们必须实行完全的宪政。” 而将宪政落到实处,萧在该文章中同时认为,国民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国民应具备“宪政的心理建设”,亦即应具备宪政素质。

   翻看萧公权的著述可以看到,对国民进行宪政教育是其长期坚持的观点。从1937年至1947年的11年之间,他曾几度专门写文章讲此问题。概括言之,他关于对国民进行宪政教育思想的提出,主要出于如下考量:1、提高国民的宪政素质才能使宪政的应有积极作用得到正常发挥;2、提高国民的宪政素质,可以防止各种低层次的反宪政思潮泛滥而危害宪政事业。另外,其的宪政教育思想中,还暗含了提高国民的宪政素质可以避免宪政事业出现曲折反复的思想元素。

   什么是国民的宪政素质、以及如何提高国民的宪政素质?萧公权在1937年写作的《实行宪政之准备》、《宪政的条件》等文章中,对之有比较全面而详细的论述。

   其在《实行宪政之准备》一文中写道:“盖宪政以人民之智慧为基础,故自由主义之教育亦注重训练理智。所谓训练理智者,既非径在传授知识,更非培养信仰,而在养成各人之思想力、理解力、评判力,俾其学成之后,不独于事理之是非得失能有独立之见解与判断,而又能根据真理无止境之认识,对于一切异己之主张,持宽容之商榷态度,不人云亦云,亦不必强人同己,既不任感情蒙蔽理智,亦不以信仰替代思想。人民必须有如此之训练,然后民主政治乃能尽量发挥其优良之效用。吾人实际上虽不能得见完全理智之人民,然人民之程度愈高,宪政之成功愈大,此则凡治政治学者类能道之”;“兹编所论,仅在说明训练理智之重要,冀政府能于法令与教育之中,双管齐下,兼程并进,而尤冀负教育之责者勿斤斤于枝节问题,而能对国家百年大计,努力有所贡献,庶人民于宪政实施之先知所准备,宪政开始之后知所从事,或可从此一洗民元以来具文宪法口惠而实不至之羞乎?”。[25]

   其在《宪政的条件》一文中则指出:“我以为幼稚园的宪政也应当有最低限度的条件。读书识字便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两个极端重要的条件:(一)一般的人民有尊重法律的习惯,(二)一般的人民其依法发表政见并服从多数的习惯。”[26]

   担心和想办法防止法西斯主义等本质上反理智的低层次政治信仰泛滥而妨害宪政,是萧公权宪政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民族不曾逆料,其的担心并未多余。用文言文讲来的话,竟“一语成谶”。

萧公权在《实行宪政之准备》一文中指出,“今日人民无充分宪政准备之时,闻宪政实施之佳音,殊难免有一喜一惧之感”;“现代之国家,就其立国之根本原则,可以大致分为宪政与独裁之二型……约言之,独裁政治以民众之信仰为基础,故自法西斯以至共产主义之国家,均以培养信仰,激发感情为国策中之要图。其不同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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