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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华:萧公权宪政体制与宪政教育思想考察

更新时间:2015-10-28 18:17:13
作者: 万昌华 (进入专栏)  
他不但为自己发明了妥当安全的伪装,而且替后世君主开一方便的法门。从此以后,一个君主纵是居心如嬴政,行事如胡亥,而在名号上形式上也要德比唐虞,道继周孔。我们试检史籍一看隋炀帝乃至唐懿僖等的事迹,就知道上面所说,并非言过其实。”[9]

   上世纪五十年代,萧公权此时虽大陆政权更迭已经决定留居美国了,但他仍家国情怀不泯。同样是有明显反对专制、主张民治等现实社会与政治考量,在其1955年完成的《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一书中,对秦代以来历代统治者通过一整套严密专制行政组织来控制每位社会成员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论述与严厉针砭。

   对该问题的叙述,萧公权有自己专门的术语,叫做“帝国控制”或“帝国结构”。很显然,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想用西方通用语言英语,向国际社会介绍“世未有愈中国者”(萧公权语)的中国秦汉以来所实行的皇帝制度、内朝制度、三公九卿制(包括三省六部和六部制)、郡县制(包括行省制)、州部制(包括总督巡抚制)、乡里什伍制(包括保甲制)等一套严密控制社会与人身的体制。并且,意在向世人传达这样的信息:目前中国所实行的貌似苏式的控制体系,她古已有之。

   在该书的第一章中,萧开宗明义,就为全书定调子,以《控制问题》为题写道:“像帝制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里,统治者和臣民之間的界限相当清楚,他們的利益也背道而驰。因此,专制統治者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对其臣民的牢固控制,以确保自己及子孫的皇位能坐得安稳”;“从秦朝到清朝的王朝兴替过程中,有效的解决方案主要在于建立一套行政组织,以帮助皇帝确保臣民的順从並防止反叛。一则通过照顾臣民基本的物質需求,避免臣民因难以忍受艰困的生活而铤而走险;二则通过向臣民反复灌输精心筛选的道德教条(大部分是从儒家学说中筛选出来的),使臣民接受或认同現存的统治秩序;三则通过不断监视臣民,从而查出‘奸民’並及时加以处理。这套行政组织在战略要地再以軍事组织加以强化,使各个朝代能夠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內,有效地统治一个广阔的疆域”;“自秦始皇以降,帝国控制的基本原则几乎沒有发生什么改变。不过,由于经验的累积,以及随后各个朝代一些皇帝的足智多郑?蚨?谛姓?橹?南附诜矫娌欢系丶右郧炕?敫慕??岳?诟??徊郊?ㄖ醒耄??梢幷赂?酉昝埽?嗍痈?友厦埽?刂聘?咏裘堋5鼻宄?�1644年建立时,它继承了被推翻的明朝遺留下來的相当复杂的控制体系,再加以进一步改善,为帝国结构帶來了最后的发展”;“中国广阔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确实使帝国控制成为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为了恰当地处理這一问題,逐渐发展出一套精心设计的行政架构。在这体系中,皇帝位于最頂端,其下是庞大的官僚群。皇帝直接统率的是中央官僚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机构包括:內阁、军机处(设于1730年)和六部。这些最重要衙门的官員在需要时,或者以个人身分,或者以集体名义,就重大问题向皇帝提出建议,帮助皇帝作出决策;並且在属僚的帮助下,执行皇帝的命令,或將命令传到下一级的行政机构”;“通过地方政府组织体系,帝国政府的行政权力从北京传到整个帝国的各个角落。中国的18个行省都划分为几种不同等级的行政区域:即府和州县。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巡撫是省的行政首長,由布政使(专管一省財賦)和按察使(专管一省刑名)辅佐。在某些情况下,总督被指派去管单一的省份(如直隶和四川都不设巡撫);在其他情況下,总督管辖两个省或三个省,这些省各有自己的巡撫。府的主要官员是知府,州县的主要官員是知州和知县。这些官员处于各省当局的直接監督之下”;“中央政府为了有效保持对庞大的、向帝国各个角落延伸的行政机构的控制,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举例言之,为了防止皇家的‘仆人’发挥不当的影响力或攫取过多的权力,每一个重要职位都由两名或更多的官品相等、权力相同的官员來共同执掌;同时,一名高级官员也经常被同时指派一个以上的职务。政府机关的职能,很少得到精确的界定、或清楚的说明;实际上,重要官员权力和責任的重叠,是有意安排的。所有地方官员──从总督到知县──的任命、升迁、免职,都由北京的中央政府来决定。这些官员一般不能在其家乡的省份任职,他们很少被准许留在同一职位上太多年。官员们──即使是那些拥有重要职责的官員──沒有自行处置的权力。每一项行政措施和行动,哪怕只是例行公事,都必須向北京报告。正如19世纪一位著名的中国作者所指出的,由于这些和其他性质类似的措施持续而有效的运作,使得整个官僚体制在清王朝存在的两个半世纪里一直保持稳定”;“秦朝所确立的县以下基层行政层级,被后來各朝所沿用。清朝皇帝接收了明朝所用的体制,在某些细节上作了必要的调整。並且对所有辅助的地方组织,只要看起来有助於基层社会统治,都加以运用。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这个最终完成的体系,可以说面面具到,设计非常精巧。”

   虽然从控制的角度而言,古老中华帝国及其后续政权严格控制的一套统治方法,就像萧氏所言,“面面具到,设计非常精巧”,甚是“科学”、“高级”,但因在此体制之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者之间“他們的利益背道而驰”,具有反人性的“特色”,而已经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民族与世界大势。必须奋起直追。必须向世界先进民族文明的社会治理方式学习。西方先进民族,他们治理社会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一如前述萧氏所讲的,是“民治”,是民主,是“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必须实行国家领导人与各级官员的民主选举。

   我们民族总体讲来还不是一个颟顸的民族。借用俞可平的话说,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有大清国当时的地市、甚至省部级“干部”们,知道了选举国家领导人与地方行政主官,知道了“民主是个好东西”。魏源在1842年刊行的《海国图志》一书中在介绍美国的选举制度时曾写道:美利坚合众国“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为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被美国人称作东方伽利略的政体先知人物徐继畲,则在1948年最后定稿的《瀛环志略》一书中不但介绍了当时美国的总统选举,也介绍了他们的州长选举,进而充分肯定说:华盛顿们“不僭号位,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大概,前些年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说,大清国官员对于宪政的了解要比现在的高,即指此。

   但是,由于此后的中国仍然不是“反民主”者当道,就是“伪民主”的人掌权,论述“民选”之事有风险。长时间里的情况依然犹如当下,人们对民主选举问题不是噤若寒蝉,就是曲意附和。

   时间正好过了100年,也是当时的宽松政治气候使然,让“中国宪政理论的先驱萧公权”(留美学者陈奎德语),得以展现了其关于“民选”理论光芒四射的才华。

   在1947年写作的《论民主》一文中,萧公权结合古希腊与近代英美等国的民主演进历史,指出了“民选”统治者的绝对正当性与神圣性。他指出:“政治民主的观念,可以用英美的传统自由来代表。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人人同样具有生存所必须的若干权利,而个人本身具有实现这些权限的能力。政治社会的目标就在以人民公共的力量保障权利使其不遭侵害。人民固然不许暴君苛政侵害权利,他们也不欢迎仁君仁政‘越俎代庖’替他们满足生活的需要或决定生活的方向。因此自由主义者认定全民自治是政治组织的极诣。为了办事的便利起见,人们不必自己操持行政之权,但决定何事须办的权力必须操于人民之手。为了适应近世广土众民的环境起见,人民不必行使古希腊式的直接民权,但人民必须有选举代表和改组政府的权利。自由主义者相信:只要有了政治的自由(政治的民主),人民的权利都有了保障。”[10]

   也是在该文章中,他进一步强调说,“民治”才是现代民主的最基本内涵:“简括地说,政治民主注重个人自由,经济民主注重人类平等。后者偏重物质的满足,前者偏重意志的解放……我们难以一个简单的定义来包括民主政治的全部意义。但我们可以承认,林肯所说‘民有、民治、民享’的三大基点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共产主义者虽然不否认民治的原则,但他们比较上着重民享。为了达到分配的平均和生活的充裕,共产主义者不反对用流血的革命手段打倒‘资产阶级’,用严刑监谤的政治手段维持政权,用独断统筹的经济政策推进建设。人民赞成政府是这样做。人民反对,政府也是这样做。执政者自信这样做法是为了人民真正的利益,便不妨放手做去。这种作风颇像从前所谓的仁惠专制。纵然人民的自由受了限制,但是他们将来可以得着无穷的受用。假如我们说共产主义者想用独裁的方法达到民享的目标,似乎不算错误……共产主义过于蔑视民治。”[11]

   如果说在以上文章中,萧公权着重讲的是民选正当性的话,其此前(1946年)写的《低调谈选举》一文,则是着重讲了民选的即时性,以及民选如何实行的问题。

   萧公权在《低调谈选举》一文中指出,“中国到现在还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和宪政经验的国家”,“人民缺乏行宪经验,社会缺乏守法风尚,财富集中,民生凋弊”,环境恶劣。但是,“我们不要误会,以为只有中国人才不长进,才会在选举巧取豪夺,以博胜利。在欧美先进的宪政国家当中何尝没有类似的现象?在一八三二年改革法案以前,英国的议员选举一部分便为豪门、贵族或大地主所把持。所谓‘囊中选举’‘腐朽选区’是人所熟习知的诟病。在印度发了财的暴发户,为了保持其既得的利益,也曾公然出赀,收买议席。在一八六八年布乃本区选举提名的时候便发生过斗殴。美国的情形并不更好。用殴打或绑架的手段去对付政敌有时在各地出现。大都市的地方选举尤富于舞弊的情事。上下其手的选举登记,多寡颠倒的投票计算都是常见的弊病。行贿也是常事。财阀豪门往往用巨款资助政客,以图‘狼狈为奸’。例如在一九零四年的总统选举当中,民主党曾举发共和党接受财团资助的黑幕。在一九二六年本昔凡尼亚州的初选当中,若干资本家赠送了共和党候选人三百万元以上的大款。”[12]

   其在该文中奉劝国人实行“民选”与认真对待当时的“民选”,达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我们不能因为选举难免舞弊就不举行选举,其道理正如不能因噎废食一样。自从有了民主政治,就有选举制度。民主政治不是最好的政体而只是比较安全的政体。选举不一定能够宣达民意,拔举优贤,但至少可以作为多数预政,遏暴防专的一个有用方法。选举纵然有时为灾,总比受害于世袭的君主专制或永久的独裁政治要较可忍受一些,苛政诚然猛于虎,选灾却不一定虐如蝗。两害相权当然取其轻者”;“清洁的选举不能一蹴而及,‘譬如为山,初覆一篑’。能够实行选举,就是宪政的具体开端。愿国人重视今年的选举,在不能避免舞弊病的环境当中努力减少一些弊病。”[13]

   《论选举》是萧公权写的第二篇以选举为题的文章,写于1947年。其在该文章写道:“我们当然不能等待人民的程度充分长进以后才办选举、行宪政。民主政治只有从实地练习的过程中建立起来。”[14]

   另外,萧公权前述《论民主》文章中关于人们要用智慧去争取真正民选与民主的说法,以及关于民主的最大敌人的分析,也有一定的道理。其中写道:“真民主的人不需要骂,真不民主的人却不怕挨骂……假民主的人(这与真民主的人有别)应当怎样对付呢?笔者个人的建议是:用真民主的言行去使得他弄假成真。能投票,就投票;能主张,就主张。凡宪法所赋与的权利都认真合法运用而不轻于放弃。假装民主者的罪恶毕竟比阻挠民主者要小一些。因为假装民主者还给人民以弄假成真的机会。阻挠民主者甚至把这个机会都要加以剥夺,这才是民主最大的敌人。”[15]

   萧公权的反对思想专制、提倡言论自由。

萧公权先生反对思想专制、提倡言论自由的主张,我们以上的行文中已有涉及。比如他抨击了清代统治者的以儒家教条来禁锢人的思想,提及了共产主义者的“用严刑监谤的政治手段维持政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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