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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明:政治自觉、教化自觉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

更新时间:2015-10-27 15:44:34
作者: 唐文明 (进入专栏)  

  

   一、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

  

   尽管世界上多数国家并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这并不妨碍民族-国家乃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形式”。[1]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也是围绕民族-国家这个理念展开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极重要的历史事实是,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真正开端。这个新的国家,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年代,翻开了中国历史的又一页,无论其诞生是多么偶然和曲折。这个新的国家是革命的产物,产生于由革命的理论话语所导致的革命的政治行动,不过其之所以能够建成则与清朝自身的瓦解分不开。1911年武昌事件后清政府颁布“十九信条”,使康有为有理由将辛亥之变称为一次“禅让革命”;而随后的清帝逊位诏书更是坐实了中华民国在连续与断裂的辩证法中继清而兴的正当性。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自己是中华民国的继承者,以至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高层曾就是否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等问题进行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如按照毛泽东本来的意思,是要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反蒋不反孙”,中国共产党人是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而建立一个新中国的。

   我们现在考虑中国的国家建构问题,特别是关联于民族问题与教化问题,一个相对务实的态度是从中华民国的建立这个既定的历史事实出发。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和以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派就如何建立一个现代中国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而在这些争论中呈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关切,是我们首先应当分析和总结的。

   明确提出按照民族-国家理念建构一个现代中国的是自然是民族革命派。如在作于1903年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孙中山说:“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土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以其幅员之广,人口之多,只闽粤两省言语与中原有别,其余各地虽乡音稍异,大致相若,而文字俗尚则举国同风。往昔无外人交涉之时,则各省人民犹有畛域之见,今则此风渐灭,同情关切之感,国人兄弟之亲,以日加深。是支那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2]按照这种构想,民族革命论者所要建构的新中国将是一个在疆域上只包括被认为是汉族地区的十八省的民族-国家。这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的看法,其中强国的动机被表述为一个主要的理由,即认为只有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从而才能实现强国的梦想,从而才是民族在列国竞争的世界局势中的“自存之道”。

   在阐述他们的政治主张时,民族革命派虽然也诉诸传统的夷夏之辨,但主要还是以来自西方的现代民族观念为理论依据。如章太炎,虽然一方面承认自己的民族思想受到“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的深刻影响,但另一方面却认为“两先生的话”“没有甚么学理”,而是“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3]借鉴西方的人种学、民族学思想,章太炎对民族概念提出了一个比较综合的理解:“今夫血气心知之类,唯人能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性,其条例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其一,其萌不植。”[4]实际上,来自西方的现代民族观念构成民族革命派理解传统的夷夏之辨的理论基础。

   关于传统的夷夏之辨,概而言之有三层意义:教化意义、种族意义和地理意义。[5]其中教化意义最为重要,种族意义和地理意义则相对比较松动,且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三种意义之间往往构成张力。必须指出的是,将夷夏之辨彻底简化为教化之辨或彻底简化为种族之辨都是错误的,而且似乎前一种错误更具迷惑性而流布更广。导致这两种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看待民族的构成时完全以静态的眼光,而没有注意民族形成的时间性维度。实际上,一方面,华夏民族作为教化理想的承担者,在这一理想彻底实现之前的任何一个时刻,都是一个有地理边界和人种限度的族群,就此而言,我们不能不重视夷夏之辨的种族意义;另一方面,华夏民族的地理边界和人种限度在教化理想被不断弘扬的过程中又会被时时扩展、超越——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华夏民族实经多民族融合而形成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我们又不能不推重夷夏之辨的教化意义。换言之,动态地观之,一方面民族因教化的程度而有界限;另一方面民族因教化的善果而得融合。顺此,我们可以将夷夏之辨理解为一个以华夏民族的客观存在为实际依托、以超越民族界限的普世教化为最高理想的民族融合理论:若突显其中的种族意义,夷夏之辨就意味着一个标准的民族观念;若突显其中的教化意义,夷夏之辨就呈现出超越民族界限、广拓文明之域的理想维度,且尊重差异、容纳多元也是题中之义。

   民族革命派实际上是以来自西方的民族观念为理论依据重新安排夷夏之辨的三层意义,从而形成他们对汉民族的理解。这一理解并没有废弃传统夷夏之辨的教化意义,只是将教化意义放置在种族意义之下重新安置,通过使教化传统成为民族的历史文化从而在一定意义上重构了夷夏之辨。这种做法在晚清那样独特的历史处境中创造了新的政治主体,但其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君主立宪派如康有为、杨度等,都反对按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来建构一个现代中国。他们认为,既然中国当时的治理边界并不限于汉族地区,那么,按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来建构一个现代中国,势必会导致中国的分裂。质言之,如果是汉族作为政治主体建立一个以自身为边界的民族-国家而将本来已经在中国版图之内的其他民族排斥在外,那么,中国将从一个大国变成多个小国,在列国竞争的世界局势面前这实在不是什么强国之道,而是弱国乃至亡国之道。如杨度认为,倡导民族革命而引向五族分立说,会使中国走上亡国之路:“是五族分立说,乃亡国之政策,决不可行者也。何也?今日中国之土地,乃合五族之土地为其土地,今日中国之人民,乃合五族之人民为其人民,而同集于一统治权之下,以成为一国者也。此国之外,尚有各大强国环伺其傍。对于中国,持一均势政策,而倡领土保全、门户开放之说,以抵制瓜分之说。使中国能于领土保全之中,国民速起而谋自立,视其事之急,等于救人,等于救火,竭数年之力,以整理其内政外交,建设立宪政体,完成军国社会,则中国之国家或可从此自立,不致再有覆亡之忧。”[6]因此,他们主张,应当以君主立宪的政治手段建设一个现代中国,就是说,新的中国需要继承清朝的法统。

   君主立宪派在阐述其政治主张时自然比民族革命派更愿意诉诸传统的夷夏之辨,因为正是夷夏之辨中的教化意义可以为一个包含多民族的现代国家的建构提供理论基础。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康有为。除了君主立宪这个核心的政治主张外,康有为在戊戌流亡后明确提出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在他看来,孔教从汉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国教,历史上中国的成立端赖孔教,所谓“散孔教则无中国”,因此,要建立一个包含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维系一个大一统的中国,立孔教为国教将是非常关键的一项政治措施。[7]

   需要指出的是,君主立宪派虽然表面上反对以民族-国家的理念来构想一个新中国,但他们的国家建构理念与民族革命派的差别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这或许是因为历史上形成的中国观念自然地蕴涵着一个民族观念这一点是双方不言而喻的一个共识。[8]早先持君主立宪主张、后来深受民族革命派影响的梁启超就表达过一种看似折衷的观点,最能说明这一点。梁启超一方面援引伯伦知理批评单一民族国家论,“不以民族主义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另一方面,他又提倡包含多个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中国同化力之强,为东西历史家所同认。”[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他对中国同化力的强调,意味着在梁启超这个大民族主义的观念中,隐含着对教化力量的重视,质言之,要合汉、满、蒙、回、苗、藏等各个民族为一个大民族,除了必要的政治手段外,教化的力量将是主导性的。梁启超的观点实际上非常清晰地呈现出,君主立宪派的国家建构理念与民族革命派的民族-国家理念并非不可调和,顺着这个思路实际上可以说前者也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只不过这个民族不限于汉族,而是合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而为一大民族,至于是否革命、是否保留君主制、是否设立国教等差异,只是意味着双方在建国手段和具体措施上的差异。

   双方的这个共识也表现在各自对于现代中国的国名构想中。双方都提出应以“中华”为新中国的国名:康有为在大约写作于1902年的《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提出,新中国的国名“莫若用‘中华’二字”;孙中山在1906年提出“中华民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名,随后1907年章太炎发表《中华民国解》,阐述自己对新中国的构想。[10]

   如果我们承认“合中国境内各民族为一大民族”这个关切对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君主立宪派的主张就值得认真对待。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革命派在国家建构观念上的缺点是无法弥补的,因为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两个视角看,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注定要采取民族-国家的形式,这一点基本上是确定的。毋宁说,君主立宪派在批评民族革命派时所提出的那个重要关切意味着他们关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对应于国家的那个民族——可恰当地称为国族——的建构的问题。我们在此将国族层次上的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区别于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将国族层次上的民族建构理解为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环节或组成部分,就是说,国家建构不能仅仅采用政治手段,如果没有相应的国族层次上的民族建构,国家建构不可能真正获得成功。国族层次上的民族建构也被有些学者称为国家建构型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旨在通过把一个多民族国家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使民族区域和治理单元的边界相一致。尽管间接统治作为一种治理手段能够对文化多样性保持宽容心态,但文化上的统一有助于促进直接统治的实施,并塑造其合法性。”[11]实际上可以想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其现代建构过程中都会面临国族层次上的民族建构问题,既然纯粹由单一民族所组成的国家少之又少。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国族层次上的民族建构问题自然就是中华民族的建构问题,也就是,直面中国的多民族现状,如何建构一个国族层次上的中华民族的问题。这一点毋需讳言。

  

   二、政治自觉与教化自觉

  

   在1988年举办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泰纳讲座上,费孝通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著名演讲。在演讲稿的一开始,费孝通就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2]更具体一点说,在这个演讲中,费孝通从中国境内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实际状况出发,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援引各种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具有鲜明政治关切的观点: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几千年漫长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多元一体格局,其中汉族是一个起着凝聚作用的核心;而这个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实体的自觉则是近百年来的事,特别因为有西方列强这强大的他者才促使这个民族产生了明确的别内外的自我意识。[13]

那么,“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这一讲法是否与我们前面提出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这一国家建构的重要主题存在着龃龉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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