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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彦:沈从文创作与实证主义

更新时间:2015-10-26 15:23:43
作者: 马小彦  

   在中国现代作家队伍中,沈从文先生以“湘西文学”之代表著称。沈从文20~40年代的文学创作,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和众多篇什,为其构建了不朽的丰碑。然而,多年来人们却极其缺乏对沈氏作品的关注,当然更说不上对其作出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文学批评了。从客观上讲,这固然是由于作家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夜,已基本停止了文学活动,故其创作一般不为广大读者所了解;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重政治”、“贴标签”的错误倾向作怪,故像沈从文这样一个没有明确的政治归属的文学家,只是模糊地相信善必胜、恶必败,“时间尚可决定一切”的实证主义信条的作家,自然不能引起注意了。近几年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旧框框的破除,开始有人注意到沈从文其人及其作品。有对其进行一般性评论的(如北大的凌宇),有联系精神分析思潮对其作出评价的(如复旦的吴立昌著《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这当然都是很可喜的。但敝人以为,从根本上说,沈从文20年文学活动(主要是小说创作)是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一种重经验重证据的实证主义精神以及由此派生的创作态度与方法的;敝人还想指出,这种实证主义虽为资产阶级唯心论,但在旧中国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能起到反封建、反军阀,惊醒和感召人们的历史性作用。也正是因此,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具有崇高的时代意义和不朽的艺术价值,它同样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份瑰宝。正是沈从文自己深刻地揭示了他的文学活动的本质。他说:“我是受‘五四’运动的余波的影响,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的。”〔1〕这句话可说是对他前半生文学活动的集中概括。

   笔者愿从这一角度发前人所未发,将自己不成熟的一孔之见展示于下,以期就正于专家和沈从文作品的读者。

     一

   实证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产生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它所鼓吹的“实证”,拉丁文叫Positvrus,有确实、确证之意, 就是说一切均从“确实”出发,或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表面上看,这似乎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事实为上是一样的,但其实二者却有天渊之别。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事实”,并不依赖于人的主观经验而关键在于它是否“客观存在”,有些假象尽管也存在着(如个别地主曾对农民施以恩惠,而且农民也亲身体会到了,但它违背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阶级本性),但不能叫事实;同样,未来的无限壮丽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目前谁也没见到过,但它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且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可以分析体会到,所以,你不能说那就不是事实。而实证主义所讲究的“实证”,却表现了它鲜明的主观经验主义色彩,一切依主观上是否经验到为依归;但是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不同个人往往对同一事物看法不同甚至截然对立,所以这种实证主义是经不起考验的。

   但实证主义又确有某些可取之处,即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传播到的地方(或是某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流行之处),正由于它提倡“确实”、尊重“经验”,就有某些尊重事实、尊重真理的成分,起过历史进步作用。比如在沈从文先生早年从军转战过的湘西地区,就几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充满的是军阀混战,所以沈先生的描绘和揭露,在某种意义上大有引发真理之功效。

   同时,沈从文自幼接触的是封建制度的教育,是如何光辉祖业荣耀门庭,以后直至从军6年,一直受这种观念薰染, 根本未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之后,由于在中国文坛上真假马克思主义斗得真假难辨、难分胜负,所以沈先生虽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且与许多马克思主义文学家如胡也频、丁玲等交好,但始终未服膺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沈先生长期作为党的同路人,实际上参加了我党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且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奋笔疾书、奔走呼号,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沈从文曾代表中国作家赴美访问交流。他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为了学习‘为人民服务’,牢牢记着这几个字的实证意义”〔2〕。说明他虽然一辈子没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解放后又经历了一连串复杂错综的历史事变,但始终对毛泽东同志教导的“为人民服务”牢记于心,这表明了一个伟大作家的高尚情怀,我们就更没理由轻视、贬低他了。

   沈先生说过,凡对他的作品“用什么‘观点’作为批评基础的都没有说服力,因为都碰不到问题”〔3〕。 这并不是说他的创作就没有指导思想,而是说谈论他的创作必须从创作本身出发,重经验重证据,方能触及问题;而夸夸其谈大讲微言大义的,乃是不着边际。沈氏坚决反对那种华而不实的文风和望文生义的批评。

   那么,如何理解沈先生“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这句话呢?

   沈从文系1992年9 月毅然脱离半土匪半军队的湘西地方武装只身来到北京的,当时他年仅20岁,然而已在旧军队中飘泊了6年。 他所在的队伍虽然调动频繁,但大体上未离开过湘西地区。而他则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分耳闻目睹了当地的“军政”局面。老百姓特别是深山苗民辛苦劳作,仍忍饥挨饿,苦不堪言;仅在他身边那几年中被杀的和与此有关的死亡人数“已超过一万人”,当地最司空见惯的现象就是“杀人”。可是,统治阶级为何随便“杀人”?他们杀人能否解决当地的民族问题?有无更好的改造社会的途径?这些问题一直萦绕于作者脑际而无由回答。正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际,他从一个印刷厂的工头那里听到了“五四”运动这个伟大事变的爆发,看到了《改造》、《创造周报》、《新潮》等进步刊物,因而,使之茅塞顿开,下决心走出湘西那狭隘的天地,去“读世界这本大书”。“读世界这本大书”原曾是法国17世纪理性主义大师勒奈•笛卡尔的至理名言,就是决意“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彻底改造人生与社会,今沈先生重复笛卡尔此言,也充分显示作者民胞物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坦荡胸怀:

   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写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我闷闷沉沉的躺在床上,在水边,在山头,在大厨房同马房,我痴呆想了整四天,谁也不商量,自己很秘密的想了四天。到后见到一个结论了,那么打量着:“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到后,我便这样决定了:“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些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我准备去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作一个警察,作警察也不行,那我就认了输,不再作别的打算了。〔4〕

   了解社会,了解人生,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这就是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的因缘。显然,这是他个人一生中重大的转折。诚如孔德所言:“真正的实证精神用对现象的不变的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所谓原因(不管是近因还是第一因);一句话,用研究怎样来代替为何。”〔5〕实证主义大师孔德这句话“不问为何单问怎样”正为沈从文所服膺。沈从文明确表示要改变环境、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觉得这没有必要回答,因为这所有的人生问题,都如同打赌一样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那样发生的,没有什么决定论原则。未来的一切,要靠未来来证实。

   凌宇指出:“同‘五四’以后出现的许多新文学作家一样,沈从文是从‘五四’时期确立的民主主义和个性主义这一出发点起步的。一方面,对一切成例与观念的怀疑,使他对新旧军阀和国民党独裁政权不满,有抗争;一方面,一切要‘从实生活里取证’的信条衍生出一种凝固的拒他性。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他没有发生如同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向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但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却又始终是人民大众的盟友。这种民主主义的基本倾向及这种倾向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影响到沈从文小说创作倾向上的基本面貌。”〔6〕所谓一切要“从实生活里取证”也就是沈从文笃信的实证主义,这是他自小从切身经历中逐渐形成的并坚持终生的、贯注于文学创作中的中态度与方法,这不仅是他的“局限性”,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他的“优越性”、“独特性”。因为在中国革命这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实证主义的处世哲学赋予他以反封建精神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二

   沈从文是如何在文学创作中贯彻“从实生活里取证”的原则呢?沈先生自己已在《自传》中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原来,他出生于川、黔、湘三省交界处一个叫“镇筸”的地方。那是200年来清王朝与历代统治者镇压苗族人民的根据地, 后改名凤凰县,又是湘西13县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家自幼蒙受了“将军后代”的荣耀,也准备日后当“将军”的。可是其父无能,家道中落,读书不成,逃学成性,最后竟在13岁上“从军”了事。这破落地主家庭的出身和早年丰富的生活阅历,铸成作家特有的性格,即凡事不盲从,独立判断,认定一个目标后,决不轻易改变。他自己说:“我的身体是因从小营养不良显得脆弱,性格方面永远保持到一点坚实军人的风味,不管什么困难总去作,不大关心成败得失。”〔7〕这种不计成败只管去做的气质与实证主义恰恰一拍即合。

   在旧军队中他见过广大农民尤其是苗民备受压迫、颠连无告,甚至轻易为各种“王法”夺去生命的情景。他见过国民党滥发钞票,“每当兑现时必有二、三小孩同妇人被践踏死去”;他见过“我们却杀了那地方人将近一千”;更有甚者“民三左右黄姓的辰沅道尹,在那里杀了约二千人,民六黔军司令王晓珊在那里又杀了三千左右”。沈从文写道:“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甚么情况下被拷打,在甚么情况下被把头砍下,我可以说全懂透了。”这些耳闻目睹的经验实例,便形成他心中的腹稿原型,一遇机会,便自然活现在笔端。

   沈从文用以表达其内心喜怒爱憎的基本方法,就是实证主义者孔德宣扬的“自然科学方法”,这就是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的方法。孔德说过,“观察的合理方法的必要性是与现象的复杂性成正比的。”〔8〕而实验方法在孔德看来更为重要,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 既然对人的身体可作病理分析,那么同样道理,对社会这个大身体同样可以作病理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实验之于社会学便是可能的了”〔9〕。 还有比较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都是孔德所推崇的。沈从文所以要将湘西的社会生活反映出来,正是为了使人们从中体会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然后作出个人的决断。这正像孔德那样,把社会学规律像已有的各门自然科学那样,通过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的方法揭示出来,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可以说,这些主张是包含着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的(虽然并不十分科学)。沈从文指出:

   他们真知道农村是什么,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和军人。我们写到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宽容,他们向一本书去求取安慰与知识的热忱,却一定使他们能够把这本书很从容读下去的。我并不即此为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些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

   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10〕

如果说沈从文的创作是给“有理性的中国人”以历史的同现实的教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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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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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199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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