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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

更新时间:2015-10-26 15:22:07
作者: 凌宇  

   对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的评价,自30年代开始,迭经变迁,迄今尚未止息。自鲁迅认定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注:尼姆•威尔士:《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之一,是“年轻一代‘京派’的代表”,“北平文坛的重镇”(注: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到了1949年前夕,被宣判为“一贯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反动作家(注: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地主阶级的弄臣”(注: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不啻从峰巅跌入深谷。“文革”结束以后,开始了对沈从文重新评价。从大家抑或名家的论辩,到沈从文是否文学大师之争,一直延续到沈从文身后。

   一个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主要取决于其文学创作的自身价值。而对文学创作价值的评估,又包括着作品的思想蕴含及艺术构成两个层面。我们是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统一论者,但存在于同一作家身上的二者不兼容、不对称现象却常常使人犯难。就沈从文而言,当其被抬上巅峰时,自然是出于对其创作思想层面与艺术层面价值的综合考量;当其被贬入深谷或不欲予其更高的文学史地位时,其着眼点似乎均不在其创作的艺术品位,而在其创作的思想蕴含。从“没有思想的作家”(注:贺玉波:《沈从文作品评价》,《中国现代作家论》,第2卷,上海大华书局1936年版。),到只是一个“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本民族的狭隘界域”,“特别是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市俗范围内”(注:王富仁:《在广阔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的作家,而且,其创作的艺术特征、情感色彩、抒情性质的文学样式与风格,散文化的文学样式,只不过是“更有效地表现小农经济社会的思想和生活习惯”(注:赵福生:《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再到沈从文建造的“希腊小庙”供奉的人性,其形态,是全然不足称道的“贫困和简陋”(注:见《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以下引文凡未另加注者,均见于此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成为沈从文价值评价的焦点。

   一三族互动与千年孤独

   重读这个选本各篇章时,我才感到十分离奇处,是这四个性质不同,时间背景不同,写作情绪也大不相同的散文,却象有个共同特征贯串其间,即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的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固有的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注:沈从文:《散文选译•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

   同哈代笔下的“荒原世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帕塌纳法”世系一样,“湘西世界”已经成为沈从文以湘西为题材的创作所展示的人生境界最集中的概括。湘西,是沈从文创作的主要源泉,是沈从文人生情感的生发与寄寓之所,同时还与沈从文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密不可分。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与湘西历史的独特性根连枝接。

   湘西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一部湘西的历史,是一部土家族、苗族、汉族三族关系互动的历史。土家族与苗族,是湘西两个主要的世居土著民族,汉族则是后来移居湘西的“客民”。宋代以前,土家族与苗族被视为“蛮族”,至宋时,方有“苗蛮辨”,进而将苗族与包括土家族在内的其它少数民族区分开来。有周一代,湘西对周为“荒服”,且不为楚统属。秦统一中国后,开始以武力强迫湘西土著民族归于王化。而湘西土著民族则“时叛时服”、“叛服靡常”。于是,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便成为长达两千年的湘西民族关系的主旋律。在明代以前,由于“蛮强而苗弱”(注:《凤凰厅志•苗防志》,清道光三年刊本。),民族冲突主要表现为汉蛮冲突(蛮以土家族为主体,却又蛮中含苗);自唐代以降,由于蛮“群思归化”,并“皆受朝命”,“国家亦赖以挞伐”(注:《凤凰厅志•苗防志》,清道光三年刊本。)。于是,至明清两代,苗汉冲突则取汉蛮冲突而代之,成为湘西地区的主要民族冲突(有清一代,是满汉统治者与苗族的冲突)。遗存至今的溪州铜柱与南方长城(边墙)遗迹,就是这两个阶段最具代表性且极具象征性的文化遗存物(注:溪州铜柱:国家保护文物,现存永顺县王村民俗馆。晋天福4年,土司首领彭士憨与楚王马希范之间,爆发了湘西历史上著名的溪州大战。最终,彭士憨败北,马希范也无力平定湘西,双方遂订约休兵,并在酉水河畔的会溪坪,立铜柱为信。南方长城,即始修于明代万历年间,续修于清代的边墙,西起贵州铜仁亭子关,东止湘西保靖县喜鹊营(现属古丈县),全长190余公里,是专为防范苗民叛乱而修建的。当时有“客不入峒,苗不出境”的规定,这实际上是清王朝实施的一种民族隔离政策。)。

   如何解读这长达两千年的湘西族际关系史,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历代统治者对湘西的征服与同化,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的统一进程,而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恃强凌弱,对湘西土著民族实施的一次又一次血腥杀戮,又无疑是对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与民族关系准则的践踏。然而,对这每一次冲突的起因与孰是孰非,人们从历史中看到的却是一面之辞。在历代统治者撰写的正史及其它相关典籍中,留下的只是历代统治者对湘西少数民族不服王化、无端生事的谴责与挞伐之声。而土家族、苗族则是历史记载中失言的民族。即便是刻在溪州铜柱上的土家族首领与楚王马希范议和休兵的盟约,也纯然是出自马希范之手的对土家族的训诫之辞。留在溪州铜柱与南方长城遗址上的,只是民族冲突的斑斑血迹与土家族、苗族无言的哭泣。

   沈从文对湘西的历史是了然于胸的。大量散落在他的小说、散文(如《凤子》、《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湘行散记》、《湘西》等)中有关湘西民族关系及土著民族历史命运的叙述,便是明证。并且,这些历史记忆已经凝聚成沈从文思想情感生成的凝重背景。

   虽然,在沈从文笔下,并没有诞生如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式的从正面描述有关湘西民族互动的史诗性的作品,但沈从文却执意站在湘西土著民族立场向世界发言。“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注:沈从文与笔者的一次谈话(1983年6月),见《长河不尽流》第35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且为他们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注:沈从文给吴重阳的信(1979年11月4日),转引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第337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在他的早期创作中,有关乡土的回忆,便留下了对苗族充满温情的描述。

   1929年前后,诞生了沈从文以苗族或南方其它少数民族文化习俗为依据,加以想象完成并充满浪漫想象与传奇色彩的小说系列——短篇《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篇《神巫之爱》等,这些以难题婚姻为母题的作品,其旨归均是爱的完成,必须经由属人的取证。这种对土著民族具原始特征的人性的张扬,甚至通过苗汉两种不同文化存在方式的对比获得加强:“地方的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象汉族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它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注:沈从文:《媚金,豹子,与那羊》,《沈从文文集》第2卷,1982年3月版。)附在《龙朱》篇前的《写在<龙朱>一文之前》,还直接抒发了沈从文的内心感慨:“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血液的我,27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啮。……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象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注:《写在(龙朱)一文之前》,《红黑》第1期(1929年1月)。)

   写于1932年的《凤子》,是沈从文最后一篇直接标明人物与故事的苗族身份与特征并以苗族的现实生存方式为题材的小说。作品通过一位城里人应邀去湘西凤凰苗族作客的所见、所闻、所感,全面地展示出苗族的历史命运、生命的文化存在方式,以及经由主客论辩,客人在将大都市中由庙宇、和尚、信徒组连起来的迷信崇拜与苗族祭神仪式对比后得出的极富文化哲学意味的判断:在汉族地区,神已经完全解体(其背后是愚昧、虚伪、残忍);而在苗区,却是“神之存在,依然如故”(其背后,是人生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

   到1934年的《边城》,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的身份与特征的苗族指称被隐去了,并且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再未得到恢复。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不知是否沈从文借此以强调其笔下“湘西世界”的普遍性意义?然而,《边城》内蕴的苗族文化内涵,却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原型地茶峒属于苗区,边城之边的本意,也是防范苗民的戌边之边。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小说叙事深层结构的车路—马路、碾坊—渡船两组意象的对立与冲突,在本质上便是苗汉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所谓“车路”,意指媒人说媒提亲,男女婚姻由双方家长做主,是典型的普遍见于汉族地区的封建婚姻形态;所谓“马路”,意指男女双方以歌传情,一切由男女双方自己做主,是苗族社会中一直保存并延续至今的原始婚恋形态。碾坊,是买卖婚姻的象征——团总女儿以一座崭新碾坊作陪嫁,其收益,顶十个长工干一年;而渡船,则是“一个光人”,即除了人之外,一无所有。——《边城》在骨子里,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

   如果说,从《凤子》到《边城》,沈从文的苗汉意识由显而隐,那么,到《长河》,这种苗族立场更是明显地让位于金介甫所说的“地方主义”立场(注:金介甫:《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台湾《联合文学》1987年第27期。)(确切地说,是沈从文单一苗族立场让位于更广泛的湘西土著民族立场)。小说所展示的,是做为一个整体的湘西地方与外部世界的对立与冲突。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湘西事变(注:湘西事变:1934—1936年间,湘西民众以“革屯抗日”为号召,爆发了以龙云飞等人为首的苗民起义。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乘机挥兵入湘西,迫使“湘西王”陈渠珍下野。因战事不利,何键又被去职。其后,南京政府派员与起义军谈判,起义军接受改编,并开赴抗日前线。)。然而,这一背景在小说中被淡出,只是隐隐约约地在人物的对话中获得透露。——“新生活”是国民党中央势力的象征,从省里来的那位保安队长是何键势力的具象化,身为老总的那位“家边人”,即陈渠珍。小说通过人物之口,对参与湘西事变的四种力量作出了不同的价值评价。对苗族起义军,沈从文是予以肯定的。正如他在写于同一时期的《湘西》中所说:“湘主席何键的去职”,“就是苗民‘反何’作成的”。作为外来势力,国民党中央势力与何键势力对湘西事变的介入,则是湘西社会动乱的真正根源;而那位作为“家边人”的老总,则具有对地方剥夺和也想“为地方做做事”的两面性。

   “湘西事变”是发生在20世纪的又一次五溪会猎。然而,沈从文不欲将它推置前台。他所追求的,是“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注: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里的“常”是指湘西本土千年不变的恒定生存方式,而“变”则是社会急剧变动的过程中,自外而来的异质文化因素。《长河》的叙述重点,是湘西土著民族准乎自然的生存方式及其面对人生大患(社会急剧变动)所作出的反应及选择。无论是夭夭纯然天真的灵魂及其面对忧患的从容与镇定,体现在老水手与三黑子身上的欲与外来势力抗衡的雄强气质,还是在他们中间萌生的对未来民治主义政治理想的憧憬,都标志着湘西土著民族的生命形态,上升到较《边城》更高的阶梯。

综上所述,湘西土著民族的生存方式及其历史命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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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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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2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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