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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涛: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更新时间:2015-10-26 15:15:42
作者: 刘洪涛  

   沈从文身上有苗族血统,但又是在主体民族——汉族的文化语境中写作,苗族与汉族 之间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联系,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在创作初期,苗族形象作为“ 他者”和“异类”进入沈从文的作品。其后,他取苗族本位立场,写出了一系列浪漫的 苗族传奇,把苗族文化作为他笔下湘西世界的存在依据和支撑,并演绎了苗汉文化之间 丰富而有张力的对话与冲突。1933年以后,沈从文逐渐放弃了苗族立场,苗汉文化二元 对立的格局解体;他上升到全体的“中华民族”的高度,力图对近代以降,文化守成主 义思潮中滋生的本土立场和民族意识进行诗性的概括和整合:“匿名”借用了苗族资源 后,他在《边城》中塑造了崭新的“中国形象”。三十年代末及四十年代,在战争背景 中,沈从文以主体投入其中的方式思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从下层民众、自然及沉思者 的内心找到“生命”的能量,为民族和国家的浴火重生提供精神资源,对“中华”实现 了彻底的归依。

       一

   沈从文身上流淌着苗族的血液,他出生和度过童年的镇竿城(今湘西凤凰县)清朝时是 辰沅永靖兵备道所在地,此军事要塞当年专为镇压、防范苗民而设,这两点,给沈从文 了解苗族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当然,苗族文化能够进入他的作品,与20年代中后期北 京文化界对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的介绍以及搜集中国民间故事、歌谣运动大有关系。北 大歌谣研究会的《歌谣周刊》热心征集各地方言、谣曲、传说,周作人、顾颉刚、钟敬 文、江绍原等人对民间文化作理论阐释,这些活动,使沈从文发现了湘西特异习俗风情 的文学价值,而苗族是这种特异风俗最重要的部分。在这种背景下,他的作品中出现了 苗族人物形象。被徐志摩誉为“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的《市集》中,就有这样 的子:“我们还有机会见到许多令人妒羡、赞美、惊奇,又美丽、又娟媚、又天真的青 年老奶(苗小姐)和阿雅(苗妇人)。”《福生》中写道:“许多小孩,正在围着那个头包 红帕子当街乱打筋斗、竖蜻蜓的代宝说笑……听几声从代宝口中哼出会把人笑得要不得 的怪调子。”《瑞龙》也写“扛着大的南瓜到肩膊上叫卖的苗代狗满坪走着”。《在私 塾》中,他写苗人“用山上长藤扎缚成的浮在水面走动的筏”,苗女“头上帕子多比斗 还大,戴三副有饭碗口大的耳环,穿的衣服是一种野蚕茧织成的峒锦,裙子上面多按钉 银泡(如普通战士盔甲),大的脚,踢拖着划鞋,或竟穿用稻草制成的草履。”他还提到 苗族战士:“男的苗兵苗勇用青色长竹撑动这筏时,这些公主郡主就锐声唱歌。”沈从 文不无矫情地炫耀说:“君,这是一幅怎样动人的画呵!人的年龄不同,观念亦随之而 异,是的确,但这种又妩媚,又野蛮,别有风光的情形,我相信,直到我老了,遇着也 能仍然具有童年的兴奋!忘到这筏的走动,那简直是一种梦中的神迹!”那些小腰白齿、 胸脯高肿的苗族姑娘,瘦小的苗族代狗,还有头厨长帕,手拿包金镶银烟斗的苗族“酋 长”,给沈从文早期作品装点了浓郁的异域情调。

   沈从文早期作品中苗族的存在形态,是颇值得玩味的。他身上有苗族血统,但他作品 却凸现了苗族作为“他者”的存在:苗族人仿佛异类,来到“我们”的土地上,成为“ 我们”观赏和感受的对象。责怪沈从文有自觉的汉族优越感其实冤枉了他,他只是直观 、感性地对苗族在家乡的现实存在进行描写罢了。他所出生的镇竿城,作为镇抚苗民的 军事机构所在地,只能给沈从文提供这样的观察视角。对于湘西以外的都市而言,他自 称是乡下人,而对苗民,他又是城里人,作为城里人,他看到那些住在城外,语言、装 束、生活方面与自己迥然有别的“生苗”,或进城赶场、做工,或被抓来杀头。此外, 沈从文在儿童时代受的是纯粹的汉文化教育,私塾里供奉着孔夫子的牌位,读《幼学琼 林》、《论语》、《诗经》、《尚书》,可以说,汉文化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苗 族文化的了解,除了对其风俗、习惯的直观感受外,大约还阅读过一些相关史志著述, 远谈不上真正的研究。苗族口头文学相当发达,有全面反映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 生活习俗的《苗族古歌》、《苗族史诗》等,但二、三十年代尚未整理成书,沈从文可 能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沈从文一方面像上述作品那样用夸耀而浮泛的猎奇笔调处理它 ,另一方面,他受城里人对“生苗”普遍轻蔑的态度的影响,也常常在作品中不经意地 把一些蔑称加在苗人头上,如“苗崽崽”、“苗老咪”、“老苗婆”等。

       二

   1928年初,沈从文来到上海。除去1930年秋至1931年1月约5个月时间,沈从文在武汉 大学任教外,他寓居上海的时间有三年多一点(1928-1931)。在这期间,他的创作发生 了一次飞跃,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沈从文1924-1927年北京时期写的湘西作品大多是回忆性文字。他写幼时栽花,吃腊八 粥,走亲戚,逃学,逛街等,寄托对往昔乡间无拘无束生活的思念,回忆中散漫着淡淡 的愁情别绪,具有文明笼罩下的感伤色彩和记实倾向。这一切,并不出鲁迅、周作人开 创示范的乡土小说、散文的格局和路数。而上海时期写的湘西作品,与城市世界在时空 上拉大了距离,着重凸现湘西世界蛮荒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

   在这种巨大转变的背景下,沈从文推一批苗族浪漫传奇:《月下小景》、《豹子•媚 金•与那羊》、《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龙朱》、《神巫之爱》、《阿金》 等。以前把苗人作为异类加以甄别的情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叙述人的苗族立场和本 位。其中的苗人,比汉人在道德、体貌等诸多方面来得优越,苗人和汉人是对立的。与 之相应,在写作这些故事期间,沈从文第一次承认了自己的苗族血统。如1930年,他写 了《我的二哥》一文,说,“母系应属于黔中苗族已经有两次”,第一次是曾祖母,第 二次是祖母。在1931年为《龙朱》写的序文里,他也说自己是苗族。他承认自己的苗族 身份,与他写苗族浪漫传奇的时间大致重合(1928年-1931年),这说明,承认自己苗族身份与写苗族浪漫传奇,二者之间在精神上是相互支撑的。

   上海时期沈从文写的苗族浪漫传奇,从两个角度展示苗族生活形态,把它们当作现代 文明社会业已不复存在的理想范型提供给读者。一些作品追溯久远时代的苗族生活。如 《月下小景》提到的时代,傩佑所属部族,还在汉人大国之外。《媚金•豹子•与那羊 》中的故事是叙述人“我”听大盗吴柔讲的,而吴柔是当年承受豹子与媚金遗下那一只 羊的后人,他的祖先又是豹子的拳棍师傅。《龙朱》写的是“死了百年另一代的白耳族 王子”龙朱的故事。这些作品,在“过去”的前提下,对时间作了模糊处理,用意在把 苗族生活形态移到社会进化之外,赋予其永久性和普遍适用性。另一些作品如《凤子》 和《神巫之爱》,则在荒疆僻地构筑苗族神话。沈从文想给读者描绘当代人可以参与、 体验、触摸的理想苗族生活。现实存在较历史传说具有较大的可信度,因而,苗族文化 才能够在与汉文化对抗中发挥更大作用。沿着沅水上行,经常德、桃源、辰州,北入酉 水,到花垣、保靖一带,就进入苗乡,从辰州(沅陵)到泸溪进入峒河过凤凰北上,同样 深入到苗区。沈从文设想,在那里,由于山岭叠嶂,交通阻绝,文明不易侵入,“当前 ”(最近的过去)还有符合理想的原始状态的生活。

   苗族文化在沈从文湘西世界的营造中扮演相当重要角色。它为这个世界增添了无限魅 力和风情。《神巫之爱》里盛大的跳傩还愿场面:月夜、火燎、歌声,美丽女子鱼贯走 到神巫前,表达她们的爱情,接受他的祝福。这如梦如幻的场景很象莎士比亚的《仲夏 夜之梦》,野性而优雅、热烈而清纯,情感的放纵与节制处理得无不恰到好处。苗族文 化还在湘西与都市对抗中发挥重要作用。湘西世界虽然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但却是借 地域而存在。从地理角度看,苗区位于湘西的后方和腹地,距汉文化的空间距离也最远 。其实,沈从文的作品可以按地域分排:在沅水流域,从常德起,到桃源、辰州、泸溪 、保靖、茶峒、凤凰,最后是苗乡。对作品的细心观察显示,沿河上行,都市文明的种 种表现渐弱,而自然原始气息却越来越浓烈。因此,苗乡、苗族文化是抵御外来文明入 侵的最后堡垒和根本保证。当文明之风已吹入湘西,“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 扁曲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苗乡却仍有火燎号角的酬神歌舞,健康的生 活与大地神灵一体;当文明移风易俗,湘西面临被外界同化的危险时,苗族文化成了沈 从文作为湘西代言人与外界对话的依据和支撑。沈从文意识到,湘西文化的核心和真正 特色是苗族文化,傩事活动、对歌、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加强了湘西文 化的独特性和异质性,从而隔断了与汉文化的混同而保持独立,有实力与汉文化抗衡。 没有苗族文化的存在,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世界将土崩瓦解。

       三

   1931年,沈从文离开上海去青岛,1933年离开青岛来到北京。纵观他在青岛和北京时 期(1931-1937)的创作,尤其是代表他最高成就的《边城》,可以发现,沈从文逐渐走 出了前一时期的苗族本位立场,以及苗汉文化冲突、对话的思路,开始从整体的中华民 族的高度和广度处理作品的题材和主题,在这种背景下,诗意的中国形象在《边城》中 诞生了。

   《边城》是一曲优雅的牧歌。我曾在《<边城>与牧歌情调》[1]一文中,分析过这部作 品的牧歌属性。“牧歌”在西方有着悠久传统,产生了众多优秀的作品。作为文类,它 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到高峰,在浪漫主义文学中也有上乘表现;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兴 起,牧歌走向衰落。文类如此,但牧歌作为一种抒情倾向或原型结构,却依然在十九、 二十世纪的文学中潜伏着。牧歌的实质,是在与复杂、败坏的城市生活对比中,表现淳 朴、自然、诗性的乡村生活。学者们普遍认为,尽管许多牧歌的描述与城市和乡村的实 际生活相去甚远,但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极大满足了人类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 单纯朴质生活的永恒愿望。

   象牧歌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构筑乡土乐园的冲动,在《边城》中也十分强烈。乐园 被安置在历史和地理上催生楚辞,并享有桃花源盛誉的湘西。乐园的内在品质更是丰满 而独特。沈从文声称,他要在《边城》中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 生形式”。[2]

   他的乐园构想,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茶峒社会与 习俗、甚至自然环境等各个层面。除强调边城中人与社会的善的一面外,沈从文对诗性 人格和诗性自然也浓彩重抹。诗性(超功利性,非社会化,自然性)与世俗、功利、务实 相对,代表了人生的两个方面,也代表了社会的两种价值取向。例如渡船老人,他的憨 态、固执、愚阔和天真在许多细节上展露无遗。芥微小事,老人的反应亦庄严凝重,二 者形成强烈反差,突出了他身上的诗性。二老眉眼秀拔出群,“象岳云”,为人聪明而 富于感情,“有诗人气质”,含情脉脉的“注视”和“微笑”是他独特的求爱韵致。

   哀怨凄楚的挽歌是牧歌的天然组成部分。在早期牧歌中,牧羊人经常面对各种挫折: 失败的爱情,暴虐的主人,死去的朋友等,牧羊人对同伴倾诉忧伤,感怀身世。后来, 牧歌更发展出一个分支——哀歌。《边城》也弥漫着忧伤的气氛。在现实层面,有诗意 爱情与势利婚姻的冲突;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启悟与暗示,以及人物关系上的难以沟通 和误会,则提示了命运在发挥作用;在象征层面,《边城》的总体图式与桃花源意象和 《圣经》中大洪水意象不谋而合,使其具有了原型意义。所有情形,使人物不幸遭遇成 为必然,结果正如刘西渭所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 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 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3]

乐园和挽歌图式指示着牧歌的基本框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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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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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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