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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芒:沈从文的理性文学观初探

更新时间:2015-10-26 15:14:32
作者: 张光芒  

   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既是独标高格的“这一个”,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在某 种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却总是对“城里人”与现代文明保持 着高度的警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他极为蔑视政客与政治附庸文人的投机行径, 却又不能脱离民族主义的现代传统,无法像周作人、林语堂那样“自由洒脱”起来,而 是对民族前途充满了浓浓的忧患意识。在人们的心目中,沈从文天生就是一个咏唱抒情 牧歌的诗人,他的重要创作总是离不开爱与美与自然的主题,弥漫着梦幻般的神秘情调 。然而这远非他思想情感的全部,在他艺术心灵的深处还隐藏着另一个非常理性化的、 充满了形上冲动与思想家气质的自我,这也许是全面理解作家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的一把 钥匙。更重要的是,探讨沈氏理性文学观对我们今天理性精神大溃退的文坛,具有非同 寻常的警示意义。

       哲学冲动:理性与意志

   沈从文崛起于30年代的文坛,其创作是与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独特反思联系在一起 的。在他看来,那场人性解放的运动,产生了极强的“重新做人”的意识,“人的文学 ”更成为一个动人的名词。可是“重新做人”虽已成为一个口号,具尽符咒的魔力,但 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样的人?却似乎被主持这个运动的人忽视了。如果把范围限制 在“争自由”一面,含义太泛,把趋势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则太窄(注: 《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259页。)。结果所谓解放不过 是止于“男女同学”而已,年轻人形成了“一种庸俗平凡的类型”,其特点是“生命无 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注:《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第261、259页。)。他实际上看到了“五四”理性精神在内涵上极其单薄、或“太泛 ”或“太窄”的严重缺陷。他还进一步指出,由此缺陷再加上对文字工具的滥用和误用 ,结果在后来的知识界中培养了大量的“阉宦似的阴性人格”。为此他极力呼吁,“改 造运动”远较“解放运动”重要,“做人运动”远较“做事运动”关键,就妇女运动来 说,就是以“改造”与“做人”为目的,放大“生命与人格”,恢复做人的自信心与自 尊心。这种以“做人”为核心的观念,成为沈从文从事文化批评与文学创作的立足点。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人格的重塑呢?在进一步的思考中,他拒持“做事运动”的繁琐与浅 薄之见,决心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重新探讨这一问题。在他看来,能否形成一个“五 光十色的人生”,这取决于“人的意志力”,进言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哲学,一 种“表现这个真正新的优美理想的人生哲学”(注:《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 社1984年版,第267页。)。

   在沈从文这里,所谓意志力,即接近于西方启蒙家所谓“自由意志”,又被赋予了更 为独特而深广的内涵。在他看来,一个人不能仅仅是平平安安地生存即可知足,他还“ 必须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的打算,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 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他强调说:“激发生命离开一 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注 :《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15、114-115、341页。)一般认为,沈从文否定了现代工 业文明所带来的人性道德的堕落,尤其是其小说创作常常表现出一种浓郁的对人性失望 的悲剧感。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他并不否定历史向“前”发展进步的规律,也相信道 德经过民族自我反省的日益加深终将会进化,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对“意志力” 的信仰。只不过他认为这一过程将是艰难的、缓慢的,尤其在当时尚未看到多少希望; 惟其如此,意志力的培养更是关乎整个民族生命存亡的重大的课题。他认为担此重任者 非文学(小说)莫属,原因在于它“即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 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值得 注意的是他强调将理性注入人的兴趣与意志之中,通过对生命的激发,将人从普通动物 的状态引导至一个崇高境界之中,这不正是现代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之所在吗?以往我 们对沈从文的认识往往偏重其“对生命的信仰”、“爱与美的宗教”等浪漫的、情感的 色彩,而相对忽视了其理性的底蕴,因而较少从现代性的角度评价其贡献。他指出“一 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 说的‘向善’,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 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 ‘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普通做好人的乡愿道德,社会虽异常需要,有许多简便 方法工具可以利用,……不必要文学来作。至于小说可作的事,却远比这个重大,也远 比这个困难。如象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爱憎取予,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 ,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生命各种型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为任何书籍所无从 企及。”(注:《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15、114-115、341页。)那么在他眼中,道 德究竟是什么呢?它又具有怎样的本质与特性呢?他说所谓道德“不过是人与人共同活下 来时,谋和平安全,减少一点纠纷,使人与人更容易相处的一种东西罢了”;道德“就 个人言代表理性,重节制与牺牲”,他强调这里所说的牺牲“对个人虽为牺牲”,“对 社会人类则为利益”(注:《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15、114-115、341页。)。那么 ,他所说的道德是先验的还是历史的?他以法律与道德相比较,认为二者的“用处”虽 相似,但在发挥作用及内涵性质上却不同,法律注重的是使人“不敢作恶”,道德却能 使人“乐于向善”。这就指出了法律作为人的外在的教条禁律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制性 ”,而道德则意味着使人在自身理性的导引下自愿选择和行动,这十分接近于康德所强 调的道德的“自律”而非“他律”,也就是充满着理性与意志力的道德。同时,沈从文 还指出道德虽“有些本质不变,形式则常常得变动”,有些道德在一时需要,待时过境 迁又毫无存在的价值了。因此他说“道德即由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产生,因此多数的道德 无固定性,常随人类需要立一个标准,它的价值也就在那并无绝对固定性上面。”由此 他批驳所谓“恢复固有道德”不过是“愚妄”之见。沈从文将意志与人的道德、实践、 理想、信仰,及人类社会的进步等结合在一起探讨,并最终指向了人的自律与创造性, 使其理性文学观抵达哲学的最深刻层面与最崇高境界。

   与沈从文同时期且同被划归京派的梁实秋等人,也曾强调人的理性与意志,追求情感 与理性的和谐。但他借鉴的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所谓理性主义是与“文学的纪 律”、“和谐美”联系在一起的。白璧德依据人性善恶二元论的观点,提出自己所谓“ 自然的”(Natural)、“超自然的”(Supernatural)和“人文的”(Humanistic)三种生 活方式的观点,并贬前二者而推重后者。梁实秋说:“人在超自然境界的时候,运用理 智与毅力控制他的本能与情感,这才显露人性的光辉。”(着重号系引者所加。学衡派 在此问题上持相似观点,胡先骕所谓“人文主义”即用以指称节制、均衡、和平、中 庸的“普遍的人性”。)基于此,他认为文学家应该“沉静地观察人生”,“不是观察 人生的部分,而是观察人生的全体”,文学表现的是“普遍的”、“常态的”人性,其 表现的态度应该是“冷静的”、“清晰的”、“有纪律的”等原则。但他所谓“普遍的 永恒的人性”又是指:文学不是表现时代精神,也不应该去过度表现人的本能和情感, 文学应该去描写和表现的对象——“普遍永恒的人性”——还需加一限定词,即“健康 ”二字。由于梁实秋既排斥“本能”,又拒绝“情感”,因而其理论在本质上只能表现 为“新古典主义”,与沈从文的理性观有着本质的区别。沈从文在谈到经典性作品应有 怎样的原则时说:“……更重要点是从生物学新陈代谢自然律上,肯定人生新陈代谢之 不可免,由新的理性产生‘意志’,且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 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注:《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 92页。)可见他强调的是从理性到意志的提升,而非对情感的仲裁。由于古典主义强调 的是情理的“和谐”,追求的是二者的“圆满”,因而它不但意味着二者之间(尤其是 理对情)的相互抑制,而且倾向于一种静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沈强调的是二者的相 互激荡,因而表现为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生命姿态,显然这与审美现代性的内在精神是 相通的。《边城》含蓄的结尾暗示了一种生命转机的希望:翠翠接过爷爷那把“自律” 的长篙,正是要把他人和自己都引渡到幸福的彼岸!由此使“五四”时期及其以后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社会行为意义上的“为人生”主题,上升到更高更复杂的以文化 和人类学为依据的生存和生命主题的层面,表现出一种更为博大深远的价值关怀与生命 意识。

       人文精神:理性与启蒙

   对意志力的推重使沈从文的理性文学观带上了浓厚的人文精神,从而与西方那种讲究 逻辑推理的科学理性,表现出不同的旨趣,而这一倾向又是与他对生命的理解分不开的 。在沈从文看来,爱与美是生命的属性,是生命求永生的形式,其内容及关系决定着人 性的文化内涵,形成每个文化时代特定的生命外观。他从泛神论那里吸取哲学灵感,指 出神其实存在于自然的角角落落。神即自然本身,神性即人性,人性的特征便是爱与美 ,要懂得生命的意义,就应发扬爱与美,通过意志力发挥生命的最大作用。这也正应验 了阿伦•布洛克所强调的,人文主义信念的一大特点就是,“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 上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 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这一尊重的基础是人的潜在能力,而且只有人才有这 种潜在能力:那就是创造和交往的能力(语言、艺术、科学、制度),观察自己,进行推 测、想像和辩理的能力。”(注: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 7年版,第234页。)但是,沈从文又深知,这种潜在的创造力并不是轻易就可以被它的 主人意识到,并转化为意志行为的,尤其对占民族大多数的尚停留在“自在状态”中的 人们来说,其“神性”仍完全处于沉睡之中。而以爱与美为对象的文学艺术正是实现这 一转化与提升的途径:“凡希望重造一种新的经典,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 进步的勇气和热情,一定得承认这种经典的理想,是要用确实文字方能奏效的。”(注 :沈从文:《谈进步》,《文艺季刊》,第1卷第3期。)沈从文一再谈到的“文学重造 ”,实际上就是继承并深化“五四”时期的启蒙理想。他所言“勇气和热情”是与充满 理性精神的“疑”分不开的。在他看来,一个文学家若自觉为教育青年而写作,就应当 对于真理正义十分爱重,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 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用明智而产生的“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 ”。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他特意强调“认识这种真理需 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注:《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 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242、379页。)。

与他人不同的是,沈从文对启蒙理性与启蒙文学的执著,既不“左”到与政治难分难 解,也不“右”到使艺术成为“小摆设”的地步,他所深以为忧的也正是当时的“理论 家都成了非左即右的代言人”(注:沈从文:《文学运动的重造》,《文艺先锋》第1卷 第2期,1942年10月。)。但他并非不左不右、左右逢源的中间派,而是左右开弓、棱角 分明。出于对旧政治黑暗、腐朽、暴虐的经验与憎恶,他对一切政治采取了决绝的“游 离”态度,而把启蒙理念寄托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的“发扬光大”上,亦 即“一种美和爱的宗教,来煽起更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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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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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西安)2002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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