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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

更新时间:2015-10-26 15:09:13
作者: 张新颖  

     引言:论题和材料

   对沈从文的再发现,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九四九年以前作家的作品上,是很自然的事。从一九四九年起沈从文绝少创作,似乎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已经停止;沈从文的再发现中,人们虽然对于他的文物研究成就十分惊讶和赞叹,但那已经是在文学范围之外,文学研究者似乎也没有多少话好说。既然一方面没有多少可以注意的东西,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又逾越了专业范围,那么从一九四九年起的沈从文,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似乎就是不特别重要的,对于从此以后的叙述也就可以是简略的、一笔带过的。

   到目前为止,已经整理、公开的资料对于研究从一九四九年起的沈从文仍然是相当不充分的。然而就是已有的资料,已经能够构成对一些被普遍认可的一般性说法的质疑。譬如《从文家书》〔1〕的出版, 就引发出许多值得重新思索的问题。《从文家书》从一九四九年起的内容占了二分之一强,这些内容是不是“文学”?〔2 〕按照惯例我们可以把书简当作广义的散文,当作文学作品看待的。其实仅仅如此远远不够,我们完全可以把书简就当作书简,不必去攀附散文,从而进一步认识书简这种写作形式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文学史意义。在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文学作品的公开发表机制往往是意识形态审查和控制的方式,对照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的散文和同一时期的“从文家书”,我们会强烈感受到一种堪称巨大的反差,感受到家书所表露的思想、情感的“私人性”与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特别时期,正是在“私人性”的写作空间里,“私人性”的情感和思想才得以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和存在,才保留了丰富的心灵消息,文学也正是在这种空间里才得到庇护和伸展,能够对时代风尚有所疏离和拒斥。《从文家书》这样一种潜在的写作文本的出版,至少使得那一段时期的文学史变得不像原来那样单调乏味了,仅就此而言,便不可以说沈从文的作家生涯到一九四九年就已经结束。书简这种典型的“私人性”写作空间,为通常的文学史所忽视,可是对于特殊时期的文学史有特殊的意义。

   本文论述从一九四九年起的沈从文的心态和精神世界,依据的材料主要如下:

   (一)《从文家书》后半部分,其性质和意义如前述;

   (二)公开发表的一九四九年起的书信、日记、检讨等各类文章和旧体诗;

   (三)关于文物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于《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一书〔3〕;

   (四)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作品,主要是四十年代写作《绿魇》、《烛虚》、《潜渊》、《长庚》诸篇什时期的作品。

     一、“疯”与“狂”

   从一九四九年一月起,沈从文陷入“精神失常”。“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据此我们难以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认识。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

   《从文家书》中《呓语狂言》这一部分,汇编了沈从文“生病”过程中所留下的一些文字材料,我们需要仔细看看通常所说的沈从文的“疯狂”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沈从文在张兆和一月三十日致他的信上写下了许多批语,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4〕

   另有一段相类的文字:

   金堤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5〕

   这两段文字相当触目,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不肯明白不敢明白”,“支吾过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他所意识到的“完全孤立”当然与左翼文化人对他的猛烈批判有关,即使在“病”中他也仍然十分清醒:“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6 〕除了此类来自于外部的压力,他自身的“乡下人”品性也在这时特别执拗地显示出来,在他没想通之前,这个冥顽不灵的“乡下人”是不会顺时应变的。而在一切都顺应趋变的时局和情势下,他的话就显得非常刺耳:“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7〕

   正是沈从文自己,十分清楚地表述了他的精神状态和产生这种状态的根源。他在五月三十日写道:

   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8〕

   又写道:

   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9〕

   这种对比实在太悬殊了:一个群的状态,世界的状态和个我的状态截然相反,一个并没有巨大神力的普通人身处历史和时代的狂涛洪流中,却想保持不动,不与泥沙俱下。从“识时务”者的“明智”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疯狂”。其实对此种情势沈从文自己相当清楚,在二月二日复张兆和的信中,他写道:“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10〕

   一月初《题〈绿魇〉文旁》三段文字的最后一段说:“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11〕九月二十日致张兆和的信似乎表示这一“失常”过程的结束,并对此作了自我总结。信中说,“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12〕

   这两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与“疯”相提的“毁”、与“疯狂”相提的“自毁”。我们想到沈从文曾有过自杀的经历,很难说自杀是一时的冲动和糊涂,“自毁”的意识在沈从文的思想中显明而强烈:“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代。”〔13〕其实“疯狂”同自杀一样,也是一种“自毁”的方式。

   我们很容易把沈从文的“疯狂”视为外力逼压的结果,当时的事实也很容易为这种看法提供有力的证据;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左翼文化人的激烈批判〔14〕使沈从文心怀忧惧,忧惧的主要还不是这种批判本身,而是这种批判背后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一九四九年沈从文的“疯狂”,这些因素都是直接的,确实难逃其咎。可是从沈从文自身的思想发展来说,也有其内在的缘由。这需要追溯到四十年代前半期沈从文在昆明写作《绿魇》、《烛虚》、《潜渊》、《长庚》诸篇什的时期。

   沈从文至此一时期思想上出现巨大迷茫,陷入苦苦思考的泥淖而难以自拔。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描述,就是“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15〕要说“疯”,沈从文那时候就开始“疯”了:“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16〕原本不长于抽象思考的沈从文,却在这个时期思考起“抽象”的大问题来,而他所说的“抽象”,其实总是与具体的现实紧密相连,因此也总是与具体的现实搏战不已,“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17〕他的大脑和心灵成为无休止的厮杀的战场,他承受不了,所以“发疯”了。

   ……沉默甚久,生悲悯心。

   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啮知之“抽象”,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唯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18〕

   把这一时期沈从文所表述的内心思想图景——如上述一段文字——和一九四九年“生病”期间的“狂言呓语”相对照,我们会在很多地方发现惊人的相似。渴望“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即隐约透露出到一九四九年时已相当明确的“自毁”意识,其时所感受到的在周围人事中的隔绝无援,彻底性也正如后来的体验。“主妇完全不明白我说的意义,只是莞尔而笑。然而这个笑又像平时,是了解与宽容、亲切和同情的象征,这时对我却成为一种排斥的力量,陷我到完全孤立无助情境中。”〔19〕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精神危机和一九四九年的精神危机有什么差别,可以说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疯”,而一九四九年时在“疯”之外更表现为“狂”。在本文里,不妨做一点细微的区分:“疯”在这里是指思想争斗不休、茫然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而“狂”则是思想意识十分清醒姿态下采取的带有极端性的言行。一九四九年沈从文的“疯狂”,即是一种极端清醒状态下的“疯狂”,其中包含着一种破罐子破摔般的无畏的勇气。在当时和以后,都有人认为沈从文夸大了自己的困境,不免显得多疑和怯弱,焉知“狂人”具有不同凡俗的眼睛,鲁迅笔下的“狂人”不就是从常人看了几千年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二字来了吗?沈从文也有如此的“狂言”: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20〕

   沈从文的“狂言呓语”,事隔多年后读来,很有些惊心动魄的效果,也必须给予认真的对待。当时的见证人之一汪曾祺就认为:“沈先生在精神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很准确。”〔21〕

     二、一切都在“动”时的“静”

   按照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社会历史叙述,一般容易把从“旧社会”过来的“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在解放以后的心理状态,描述成噤若寒蝉的样子。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叙述套用到沈从文头上,似乎还特别合适,沈从文一度精神几近崩溃,企图自杀过,忧惧与怯弱的形象简直就是明摆着的。

   然而,我们即使不去怀疑这种社会历史叙述的普遍有效性,对其普遍有效的程度也必须加以限制。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回顾本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所遭受的精神创伤的时候,往往特别强调和突出了来自于历史、时代、政治和各种强势权力形态的残害之力的无坚不摧,这种叙述特别容易获得深受其苦的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因而这种叙述模式也不断得到加强和稳固,似乎业已成为一个无需质疑的叙述前提。伤痛之情,哀鸣之音,深广的忧愤和尖锐的批判锋芒隐含其中却极易被感受到,使得这种叙述模式甚至得以流行。问题是,为了突出知识分子境遇的严酷,往往无意中看低或忽略了知识分子承担苦难、自主选择、自我坚守的能力和实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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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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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文学》199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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