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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为华:论沈从文“乡下人”心态的二重性

更新时间:2015-10-26 15:08:29
作者: 马为华  

   在沈从文的许多自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总是以“乡下人”自居:“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1](P11)“我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人,一切陌生,一切不能习惯,形成现在的自己的,坐在房间里,我的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人声音、狗叫声、牛角声音”[1](P87)。在1936年的《〈从文习作选〉代序》中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甚至于1981年接受美国学者金介甫访问时,也依然说自己是个乡下人。[2 ](P81)京派作家中自称为乡下人的不乏其例, 但像沈从文这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执拗地一再认定倒是很罕见。我们可以称之为“乡下人情结”。这种挥之不去的乡下人情结,势必会形成一种乡下人心态,影响、制约沈从文的创作。

   “乡下人”,就其字面来看,已经包含了一种与都市对立的意味,因而沈从文的乡下人心态首先意味着他对都市的距离,对时代主流和现存政治的自觉疏离。要想弄明白这种距离感缘何而生,只须看一看郁达夫初次会见沈从文时的情形即可明了。沈从文的一些自传性作品,如《老实人》、《遥夜》等,更能加深我们对沈从文这种距离感的理解。这位作家的经历表明:都市给了年轻的沈从文太多的挫折与创伤,因而使他无法完全融入都市中去,对都市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心理距离。在此,重要的是,由于深感都市道德的堕落与腐化,沈从文在精神上也无法认同都市里的任何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从湘西社会出来的乡下人,本来在他的记忆中就积淀着种种因政治而起的血腥和屈辱。(湘西历史上多战乱,参见凌宇著《沈从文传》)沈从文早年行伍生涯中所见草菅人命、祸害生民的暴行劣迹,无疑也加深了他对政治的一种近乎本能的怀疑。这种深刻的怀疑使得他在取材时大异其趣于当时的作家,既没有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也没有歌颂热火朝天的革命战争,而是找到了自己的独特的题材领域。他“以浏亮明净、潇洒随心的文字把湘西千里沅水和武陵山系十余县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倾入艺术之杯,使人在看惯三十年代作品中豪华堕落的都会和动荡分解的沿海乡镇之时,一睹‘化外之地’山寨和水码头上宁静秀美而又古朴奇幻的风俗画。”[3 ](P604)沈从文在都市受挫,深恶都市人的贪婪、自私、势利,把目光转向了生养他并给予他精神滋养的故乡——湘西,在那儿他似乎获得了一种与都市抗衡的力量,找到最宜于发挥自己艺术天份自由空间,逐渐形成了他“乡下人”的自我定位。

   虽然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都市中,但正如汪曾祺所说的那样,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4](P1)。走出湘西的沈从文不可能重返故乡, 但在沈从文的现实生活中缺席的湘西却更鲜活地占据了他的心灵。记忆总是充满了情绪色彩的,文学家的记忆尤其如此。沈从文主要以记忆为创作的源头活水,其心理功能必然是以情感功能为主导的。在沈从文的自述中,这一点可以得到印证。在《习作选集代序》中,他是这样为自己的读者导读的:“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向,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在回答“为什么要写作”这一问题时,他又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有所爱。……人类能够燃起我情感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这种情感性心态的形成,主要源自于乡下人沈从文对故乡的深深眷念,但也不可忽视湘西地域文化重情感这一因素的影响。沈从文的作品中最打动我们的是什么?似乎不是如一般小说或以情节取胜,或以性格取胜,这二者皆非沈从文的胜场。他小说中的情节大多如生活进程一样平铺直叙。顶多只有结局时人物命运的陡转,情节上毫无惊奇斗巧之处,人物性格似乎也未达到充分的典型化、性格化或是复杂化。然而沈从文却极善于营造抒情氛围,那字里行间、那人物情景中氤氲着的情感构成了对读者最大的亲合力。我们看沈从文在《鸭窠围的夜》里的一段关于夜景的文字:“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时,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这时节岸上船上都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黯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时,就有人笑嚷,什么人家吊脚楼下有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这就是沈从文笔下的夜。我们似乎看到了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的灯光、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不甚分明地听到说话声、唱小曲的声音、笑嚷声、小羊固执柔和的叫声,但读到最后,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淡淡的却又难以散去的忧郁情绪,这就是沈从文的特色所在:情感氛围营造得相当出色。之所以用“氛围”二字是因为沈从文作品中少有一滩血、一把泪地直接抒情,而往往让感情的细流浸润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因而这种情感就如同空气一样弥漫了整个作品。比如沈从文在一篇写卖艺人的小说《生》中,写了年过六旬的老人的如何顶着烈日想要讨取游人的欢心,然而却观众寥寥,反而引来了收捐的巡警。文章的结尾作者告诉我们,这个老艺人天天表演的乃是自己业已死去的儿子和他的仇人之间的争斗。其间大有许多情感可以抒发,但沈从文却这样结束了全文:“王九已经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那个真的赵四,则五年前在保定府早就害黄疸病死掉了”。整篇文章近乎纯客观地交待了老艺人的命运,但在写实中实则包含了沉痛的情感,在巨大的生存现实面前,任何个人切肤的悲哀、痛苦都如一石入海般那么微不足道甚至了无痕迹,主人公的无奈与隐痛给读者一种难以言明的滋味,作者的悲悯与感慨也尽在其中了。出色的情感在沈从文代表作《边城》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这部小说在情节的构思、安排上其实并没有过人之处。细细分析起来,人物性格似也有简单化之嫌,但让人折服的是那种异常真挚、深沉、动人的情感之传达与表现。比如《边城》中有许多关于茶峒自然环境、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的内容,但读来不觉枝蔓多余,因为在沈从文笔下,这环境并非冷冰冰的,外在于人的对象世界,它们和人一起组成了有机的生命界,翠翠就是这片土地上生养出的精灵,连名字也是由周围翠色逼人的篁竹拾取而来。在沈从文深挚情感点染之下,《边城》的抒情意味显得分外浓厚。

   乡下人心态不但使沈从文发现了自己的题材领域——湘西世界,而且形成了他艺术思维中最重要的情感功能。不仅如此,如若深究乡下人心态所蕴含的地域文化的滋养,我们还会有新的发现。

   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在都市遭遇不幸后,原有的外倾型倾向产生了退行(沈从文的外倾型性格在其自传中可找到大量鲜明的供状)。按荣格的观点,退行会导致人和集体无意识的相遇,[5](P125 )具体到沈从文,那就表现为他和湘西世界积淀的楚文化的遇合。楚文化是一种“充满着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体系”[6](P70)“与中原北国有所不同,南楚故地是巫风未衰的地域”,它“把远古童年期所具有的天真、忠实、热烈而稚气的种种精神极好地保存下来;……南国的保存更具有神话的活泼的性质……”。 [6 ](P320)湘西山高林密、流急滩险、生存条件十分恶劣, 人力的作用显得无足轻重,因而神话在楚地就相当流行,并在世代的流传中积淀为地域性的民间文化和深层的集体无意识结构。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关于巫风大盛、下洞、放蛊等等活动的生动记录。神话思维由于楚地艰险的自然环境而滋生,并由于环境的相对闭塞而得以强化和保存。神话是虚幻的,却并非虚假的,它也是人们对世界所作出的一种把握和认识。一些现代哲学家不约而同地指出了神话是对生命的一种态度,说明了它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卡西尔在《人论》中说:“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由于对生命的不中断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念,神话必须清除这种现象”。[7](P107 )布列斯特谈到金字塔上的经文时说:“‘死亡’这个词在金字塔中从未出现过,除非是用在否定的意义上或用在一个敌人身上,我们一遍一遍地听到的是这种不屈不挠的信念:死人活着。”[7 ](P108)无独有偶的是尼采在谈到希腊神话时也曾说:“为了使生命可能存在,希腊人不得不从纯粹的必然创造了这些神”,“希腊人了解和感知到存在的恐惧与威严,为了最终能活下去,他不得不于他自己与恐怖之间设置了光辉的虚构的奥林匹斯世界。”[8](P11)

   神话思维中对于生命的执著信念,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当沈从文与楚文化遇合时,正触到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生命原型,因而生命成了沈从文凝神结想的兴奋点,“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9](P294)

   沈从文要“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1](P265 )生命是他这个乡下人从湘西世界中发掘出的支撑他艺术世界的支点。湘西那一片蛮荒之地,在沈从文独特生命意识烛照之下,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湘西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种种野蛮古老的习俗长期留存,生命在这里延续要付出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湘西人却“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10](P254)。“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的把日子过下去……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10](P283)。我们看《三三》中的女孩三三,五岁时“爸爸就丢下碾坊同母女,什么话也不说死去了。爸爸死去后,母亲做了碾坊的主人”。“三三先是眼见爸爸成天全身是糠灰;到后爸爸不见了,妈妈又成天全身是糠灰……于是三三在哭里笑里慢慢的长大”,就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三三,依然能从生活中发现生命的乐趣:捉蝈蝈、煨栗子、吹芦管,总也玩不厌倦。在三三那份恬然自足的生活里,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之间都流荡着生命的活力,这种活力也辐射到周围的人事上,形成了一个生意盎然的生命圈。再如萧萧,许多评论都认为这个形象代表了作家对蒙昧人性不觉醒的一种隐隐批判。沉静下来细读小说,我们会发现,与其说作家在批判,不如说他在展示,展示一个乡村女子对美好生活、对生命的渴望和热爱。读《萧萧》的前半部分。我们会发现她和三三其实是精神上的姊妹。由于与花狗的私情,她的宁静生活被全部打破,事情败露后,“悬梁、投水、吃毒药,被禁围着的萧萧,诸事漫无边际的全想到了,究竟是年纪太小,舍不得死,却不曾做”,极为平实的话却传达出了一个生命最真实的愿望。萧萧因为生了儿子免于一死,小说结尾萧萧抱着儿子看别人接媳妇,还逗弄怀里的儿子说,以后要给儿子娶个女学生做媳妇。做个女学生曾是萧萧有过的朦胧愿望,将这一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模模糊糊地寄托在儿子身上,这是一个乡下女子的思维方式,或许可以说她尚愚昧而不觉醒,但也得承认这其中确实分明蕴含着生命向善向美的动人力量。

联系沈从文所写的一系列作品来看,他的主人公生存背景往往十分灰暗,但这个背景在作品中被虚化、淡化处理,因而我们读不出生灵涂炭、不堪重负的呻吟。相反,在那样的环境下,反而孕育出了一份从容、恬静的生活态度,这恐怕在一定程度上得之于乡下人沈从文历尽波折后那份对生命、生活独特的理解与体验。生命无法不受到种种限制,人类的命运总是有悲观的因素,然而人的伟大可贵就在于并不因为悲观而放弃,就在命运翻云覆雨的股掌之中,生命也能散发出自己的庄严与魅力。水手和妓女可以说是湘西社会最底层的人物,沈从文的作品也屡屡以他们为表现对象。读这些作品,我们会发现这些最底层的生灵们,他们的生命并不因生活的重轭而焦黄干枯,那炽烈的情欲和在那畸型生活下特有的“忠贞”方式,让人无法从道德的角度去评判。妓女和水手多是露水夫妇,但他们却绝不是及时行乐、放荡无耻之徒,也不是逢场作戏。对于水手和妓女来说,那别离后的思念和相见时的欢乐,是他们灰暗无光的生活中的亮点。《边城》中这样描写过他们之间的感情:“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脖颈发了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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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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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199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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