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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宇 张森:联大时期沈从文的知识分子观

更新时间:2015-10-26 15:05:03
作者: 凌宇   张森  

   1939~1946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所属的师范学院任教期间,对现代知识分子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现代教育、现代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

   一

   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关注,并非始于联大时期。自1928年到达上海后,他就开始了对现代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思考,其最为注目的就是他对当时上海文坛商业化和政治化倾向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强调文学不依赖商业、政治的独立性,并非仅仅是从文学的独立性出发,其根本则是对作家思想独立的强调——“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1](P204)。上海时期沈从文对“海派”文人的看法,尤其是对文学家与政治关系的批评,几乎影响到他一生的知识分子观。此后沈从文回北平后对“海派”的批评,反对文坛“差不多”现象以及作家从政等,都可在这一时期看出端倪。不过,早期沈从文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基本还是囿于作家范围。真正体现沈从文思考的独特性和深刻性,是在后来的西南联大时期。联大时期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思考,其具体所指有一定的改变,主要对象由文学家转向专家学者、思想家。与对象的改变相一致的是,沈从文主要是从思想层面对现代知识分子进行“乡下人”式的审视,并进而对现代思想的形成机制产生深刻的怀疑。

   联大时期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审视,与他身处知识分子集中的学院空间关系密切。联合大学是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战时合并组建而成。学校汇聚了众多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是当时国内知识分子精英的集中地。联大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以至有人称,“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2](P392)。更为重要的是,联大较沈从文以往所任教的大学,有着特殊的学院化氛围。这里有必要先追溯联大前身即三所大学的相关背景。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前身是游美学务处,1909年成立。它是所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南开大学则是1904年建立中学,到1919年成立大学。因此,到抗战时期,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已经出现十年,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也基本形成。三校也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各自的风格,如北大的自由,清华的民主。这些无疑都成了后来西南联大的重要传统。再看后来出任西南联大常委的三所大学的校长:1930年接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获博士学位。罗家伦曾评价,蒋任北大校长后,“北京大学更有意识的向着近代式的大学方面走”。陈平原曾对此解释:“这里所说的‘近代式大学’,其实是指逐渐占据主流的美式大学理想。”[3](P19)主长清华的梅贻琦也曾留学美国。自任清华校长后,梅贻琦就基本采取美国式大学教育体制,其中包括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等良好制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虽未在国外获学位,但他于1917年赴美,并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后为名誉博士。南开大学同样具有严重的美国化倾向,据说南开大学聘请的教员是美国人或留美学生,除国文和中国历史外其他课程均用英文讲授,直接使用美国学校课本等。[3](P20)可见,三所大学基本上都倾向于美国式大学教育。抗战期间联大不设校长,由三位大学校长组成一个常委会。但由于蒋梦麟和张伯苓常年在外,联大事务基本是由梅贻琦管理。从联大知识分子整体看,教授中出身清华的也较多。有人做过统计:从1909—1929年间,清华留美学生中几乎每一年度都有成为联大教授的。[2](P396)在1945年联大学生所编的《联大八年》中也有这样的统计,“联大179位教授,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二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二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4](P2)。可见,联大在教育体制上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影响是深厚的。1942年,费正清在访问联大后就说:“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利益。”[5](P223)

   进入这样一个学院气息浓厚的现代大学,对虽在创作上有名但在学术上并无突出建树的沈从文来说并不容易。1938年,沈从文到达昆明后,并没有在西南联大任教,而是继续与杨振声等编教科书。但到了1939年,教科书因为不合需要停止编写,由此,负责编写教科书的杨振声向朱自清推荐沈从文去联大任教。朱自清由此向当时任中文系主任的罗常培推荐,罗最后答应聘请沈从文为师范学院的副教授[6](P28,P31,P32)。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所担任的是有关新文学方面的课程,包括各体文习作(白话文)、中国小说等。当时西南联大主持国文系的多为新文学参与者,如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等[7](P92),联大国文系并不排斥新文学。但尽管如此,新文学在国文系的地位还是远不能与传统国学相比。对此,沈从文其实是深为不满的,他曾多次就大学国文系重视“考证研究,章句训诂”,而忽视新文学提出意见。在一信中他这样说:“因照目前大学制度和传统习惯,国文系学的大部分是考证研究,重在章句训诂,基本知识的获得,连欣赏古典都谈不上,那能说到写作。这里虽照北方传统,学校中有那么一课,照教部规程,还得必修六个学分,名叫‘各体文习作’,其实是和‘写作’不相干的,应个景儿罢了。写作在大学校认为‘学术’,去事实还远。”[1](P220)同时,在学问研究上联大国文系所重的也是在国学方面的成绩。不说年龄较大的陈寅恪、刘文典所治的主要是在国学方面;另外一些与新文学关系密切的教师,如闻一多、朱自清,甚至较为年轻的陈梦家等,他们在大学任教所凭借的同样并非新文学,也是在国学方面的治学成就。从闻一多“致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的信中,要求给许维遹、陈梦家评副教授所列举的有关学术成绩也可以看到这一点。[8](P370)沈从文尽管在创作上有成绩,但在学问上较其他人显然薄弱。

   从教育背景上看,沈从文与中文系其他教员相比差别就更大。如参看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教职员名单册”[7](220)就可发现,在中国文学系(包括师范学院国文系)中,年龄较大的(50岁左右)的如陈寅恪、刘文典一代知识分子,早年接受了完整的传统教育,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基,而后又留学日欧美,中西学兼而有之。中间一代(45岁以上)的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浦江清、王力等,多数也受过传统教育,其后又接受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教育,并多有游学欧美的经历。更为年轻的一代(45岁以下)如陈梦家等则是在五四的熏陶下成长的,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关系更为密切。相形之下,沈从文在教育背景上无疑与他们存在甚大的差异。

   二

   可以看出,在西南联大这样一个学院气息浓厚的现代大学里,沈从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边缘人。但正是这种边缘人位置和对此的自觉意识,给他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观现代知识分子,使他从知识结构、教育背景及思维方式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独特的审视。

   这种审视,首先表现在他对“读书人”的生存方式如“玩牌”、“跑银行”这类现象的特殊思索。他将“读书人玩牌的嗜好”看作是“一个‘懒惰’现象,而且同时还是一个‘自然’现象”[9](P19)。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这里所说的“懒惰”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懒惰”,而是逃避“将生命与生活来作为各种抽象思索”,“不大愿因幻想理想而受苦”的结果。“把这些人的有用脑子转移到与人类进步完全不相干的小小得失悲欢上去。这么一来,这些上等人就不至于为知识所苦,生活得很像一个‘生物’了”[9](P18)。除外,沈从文还特别刻画了知识分子为“法币”奔忙的情形。在1940年所写的《云南看云》中他说道:“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高的认识。”[9](P312)在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审视中,沈从文表现出深深的失望。“知识阶级”仅仅只是这些人的名号,并不含有属于真正知识分子的任何特殊的责任和意义。他们的生存“很像一个生物”:只有目前,没有理想;只有生活,没有生命。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联大知识分子对自我的反省不在少数,并非沈从文一人所为。如对于知识分子玩牌,吴宓在日记中也多次表示不满。[10](P263)这一时期的《吴宓日记》中还可发现不少他谈及当时联大同人的细节,从中也可看到他对同处一阵营的知识分子的反思。[10](P259-360)在10月13日的日记中还称“颇赞同《云南时报》中沈从文《知识阶级应反省》一文”[10](P259-360)。而同为联大国文系的闻一多在致张奚若的信中,也略带戏谑道,要写诗“和教授阶级算账,除你外,还有潘光旦,冯友兰,钱穆,梁宗岱,沈从文,卞之琳,和闻一多自己等七个冤家,题名曰八教授颂”[8](P397)。不过,相比较,沈从文的反省还是显得与众不同。他对知识分子“懒惰”、跑银行的审视,是从他所认为的知识分子应然责任即“思想”上出发的。敢于“思索”和“惑疑”是沈从文所认为的知识分子的最重要使命。而“玩牌”、“跑银行”意味着的是知识分子“倦于思索,怯于惑疑”,也就丧失了他们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特征,与“生物”无异。那么,为什么沈从文要将“思索”与“惑疑”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责任呢?《读书人的赌博》从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因缘出发,对读书人这种“‘集团自杀’方式的娱乐”进行了解析,也揭示了知识分子“倦于思索”、“不大愿意为知识所苦”的真正本质:“细想知识阶级的过去,竟忽有所悟。这类人大多中产家庭出身,或袭先人之余荫,或因缘时会,不大费力即得到当前地位。这些人的环境背景,便等于业已注定为‘守常’,适宜于在常态社会中过日子。才智聪明,且可望在一有秩序上轨道的国家中作一有用公民,长处是维持现状,并在优良环境中好好发展。”[1](P371)也就是说,这种知识阶级是更适合“守常”,而不适合对现状作任何改变。沈从文敏锐指出:“他们梦想‘民治主义’,可是却更适宜生活在一个‘专制制度’中,只要这种专制不限制他们的言论,并不断绝他们的供给。”换言之,这类知识分子看起来“赞同改变一切不良现状的计划,可是到实行时,却又常常为新的事实而厌恶”。他们是很可能成为“专制的‘拥护者’,甚至‘阿谀’。”而其本质就在于“这些人在某一点上,常常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对国家的‘关心’相当抽象,对个人生命‘照常’却极其具体。书本知识多,人生知识实不多”。沈从文无疑与上述“守常”类知识分子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他由此一再提出:“在日光之下能自由思索,培养惑疑和否定的种子,这是支持我们情绪的唯一撑柱,也是重造这个民族品德的一点转机!”[9](P160)

也是从这点出发,沈从文多次对“专家”类知识分子进行了反思。他说:“这些人大部分是因缘时会,和袭先人之余荫,虽在国内国外,读书一堆,知识上已成‘专家’后,在作人意识上,其实还只是一个单位,一种‘生物’。”[9](P18)沈从文认为,“读书人”在“知识”上的专家化并不意味着“作人”意识的“向上”,相反,他们在“作人”上也许还是与“生物”无异:“知识仅仅变成一种‘求食’工具,并不能作为‘做人’的张本。”[9](P127)而之所以要将知识分子的“作人”与他们在知识上的专业化联系起来,则是因为,“知识”不应是“读书”的唯一目的,知识分子更需在“做人”目的上有较高的理想,“读书若在求知识以外,还有点意义,应当是从书本接受一个健康坚实的做人原则。”[9](P161)但是,沈从文并非否定专门“知识”的价值,他反对专门家以“知识”为生存的凭借,是以他所理想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即“重造经典”、“敢于惑疑”为准绳的,也是针对现代知识分子在“思索”和“做人”上的根本缺失而言的。他说:“学术知识可尊重,因为一般学术知识的发展,正可表示这个民族的进步。至若知识与做人气概脱了节,对国家无信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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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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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200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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