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吴投文:建国后沈从文对鲁迅的评价及其心态

更新时间:2015-10-26 15:04:05
作者: 吴投文  

       一

   也许是由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回避的重要性,在沈从文的著作中,鲁迅是一个非常醒目的存在。只要我们对沈从文的著作稍加检视,就会发现,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在沈从文著作中出现的次数最多,所占的篇幅也最大,沈从文对之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最为复杂难解。如果把这些有关鲁迅的文字综合起来看,就会发现沈从文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多有独到之处。这对于正确地认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许是一把有效的钥匙,同时可以借助这种认识去透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此类现象相关的深层问题。比较而言,沈从文论及鲁迅的文字主要发表于建国前,其中尤以《鲁迅的战斗》和《学鲁迅》两篇专论最具代表性,最鲜明地表现出沈从文在不同时期对鲁迅不同的两种评价。在发表于1934年的《鲁迅的战斗》一文中,沈从文一反其惯常平和的文风,以激烈的态度彻底否定鲁迅杂文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鲁迅的人格气度也不无尖刻的嘲讽。尽管沈从文对鲁迅的小说创作一向表示充分的肯定,但对鲁迅杂文的否定也是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基本态度。发表于1947年的《学鲁迅》一文则标志着沈从文对鲁迅评价的重大转变。在这篇纪念文章里,他对鲁迅在学术研究、小说与杂文创作上的贡献都有高度的评价,对鲁迅的人格气度也表示推许,这表明他开始以一种综合性的眼光来看待鲁迅,从而显示出他在认识上的深化。以后他对鲁迅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种思想基础。

   沈从文在1947年11月发表纪念文章《学鲁迅》和小说《传奇不奇》后,基本上告别了 文学创作,建国后则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便转而从事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尽管此后仍 有文章问世,但大都是他在物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间以零星的几篇创作。沈从文 是从深心里热爱文学创作的,他也曾有数次重返文坛的机会,但又出于各种考虑而放弃 。建国后,沈从文对是否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怀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心态,从他当时留 下的大量书信来看,他仍在常常思考有关文学的问题,而在事实上,他也没有完全停止 创作,他身后留下的那些当时未公开发表的文字,未尝不是他对自己在创作上的一种心 理补偿。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也并没有停止,检视他当时的私人通信 和其它文字,以及他复出后的演讲和对他人的谈话,我们都可以发现,他在不少地方论 及到鲁迅。

   有意思的是,建国后沈从文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又出现了第二次重大转变。在1951年9月2日给一位青年记者的信中很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1]。他在信中谈到应细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说,“马克思或列宁,高尔基或鲁迅,作品中都赋予一种深刻的诗意。这是文化史中极重要的一件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不但“诗意充盈”,而且“真正有思想”,因此,“这个文件经典性,实远比 鲁迅高尔基作品重要”。沈从文在这里破天荒地把鲁迅与革命领袖及世界无产阶级文学 的代表人物并列在一起,如果联系他一贯的文学思想,确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这种 变化本身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沈从文已把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自觉地纳入到时代的主 流话语体系中,从中可以看出,沈从文文学思想中极具个性色彩的“异端性”在一定程 度上已消隐。他开始用当时普遍提倡的“文学性”与“政治性”相结合的方法来重新评 价鲁迅。可贵的是,就总体而言,他并没有完全用政治性来消解文学性,因此,呈现在 他视域中的鲁迅仍有其真实的一面,但相对于沈从文过去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也不无倒 退。沈从文思想上的矛盾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此信中论及文学问题时,把文学性与 政治性纠结在一起,呈现出一种让人难于理解的复杂心态。他天真地寻找出马克思、列 宁和毛泽东著作中的“深刻的诗意”,并把鲁迅与之类比,总不免给人不伦不类之感。 也许他在试图迎合时代前进的要求,但是他对这种当时开始流行的用文学比附政治的技 法显然全不在行,因此,这种类比只能使鲁迅被一种要求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所淹没,不 能显示出其文学家的本色。至于说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远比鲁迅高尔基作品重要 ,则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定位,事实上,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可比性。这表明来自现 实政治的强力冲击,使沈从文已无法坚持其一贯倡导的文学独立原则。“政治高于一切 ”的时代主旋律,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沈从文关于文学问题的见解上来。

   沈从文写此信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是建国后第一次针对文艺作品的全国性政治批判运动。沈从文在此信中透露出自己对这场大规模批判运动的感受,因有感于“武训这个人其实许多人就不知道”,甚至少数人还以为这个人是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他由此提倡要认真读鲁迅的文章,认为这种“鲁迅文章好处何在,有些什么文章,也从不仔细认真看过”的现象,是“世人多附和而少认真”的表现,而认真读鲁迅的文章“是一种测验,一种学习”,因此要加以提倡。在这种意义上提倡读鲁迅的文章,显然并不是从文学本身出发,而是出于以文学服务于政治的需要。这些都表明,沈从文此时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与当时普遍的政治气氛是并无二致的。究其原因,则显然与他在1950年参加10个月的革命大学学习直接相关。尽管沈从文与这种以听政治报告、学习政治文件及写思想汇报等方式,来达到改造思想目的的政治运动格格不入,尽管他对新的社会现实也并不完全理解,甚至在内心里还存在着抵触情绪,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这种思想改造对沈从文产生的明显影响。他在这期间所写的一份学习小结中,曾表示对“政治高于一切”、“文学艺术必须从属于政治”这些观念的拥护,对此也不能认为是完全违心的政治性表态,应该注意到沈从文真诚地希望试图与新的时代现实保持同步的一面。他的这份小结后来以《我的学习》为名,作为检讨性文章,发表在1951年11月11日的《光明日报》上。需要说明的是,沈从文的这个小结与此信写于同 一时期,注意到这一点,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沈从文在高度评价鲁迅时的现实政治因素 所起的作用。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尽管我们不能忽视现实政治因素对沈从文在评价鲁迅时的影响, 但也不能过分夸大这种影响,他并没有忘记从文学角度来审视鲁迅。在1951年11月19日 从四川内江致夫人张兆和的长信中,沈从文在谈及自己的创作计划和对文学的一些看法 时说:“特别是一种哀悯感,从文学史上看过去的人成就,总是和它形成一种动人的结 合。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情形相异而又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 生存有了理会。”[2]在沈从文看来,哀悯感是构成文学经典的一种重要因素,这也是 他用来评价作家的一个重要尺度。他在建国前论及鲁迅时,曾多次指出鲁迅作品中的人 生悲悯感及其所蕴涵的深刻的诗意,认为这是鲁迅作品得到盛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 ,他在此信中再一次谈及文学的哀悯感,或说悲悯感,并把鲁迅与之联系起来,并不是 他现在才有的观点。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沈从文以往只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特定范围 内来审视鲁迅的文学贡献及其地位,现在则放眼整个中国文学史,把鲁迅和中国文学史 上最伟大的作家相并列,这是此前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尽管沈从文对鲁迅的这种文学 定位,并没有超出当时流行的观点,其中也许不无政治性因素的影响,但沈从文是从人 生悲悯感这种文学的内在素质切入的,在当时仍不失为一种独到的文学眼光。从此信中 还可以隐约看出另一种变化,沈从文建国前一直是以并世同行的身份,以平视的姿态来 认识和评价鲁迅的,现在他已似乎放弃这种身份和姿态,像一般读者那样以崇敬的态度 来仰视鲁迅。他在这一时期的书信中不时流露出这一点,这种耐人寻味的变化显然与当 时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

   建国后沈从文极少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提及鲁迅,1957年为《沈从文小说选集》所写的题记是为数不多的例外。这个选集是沈从文自建国后至复出前唯一得以出版的文学集子,这个集子在当时得以出版,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沈从文在题记中谈及中外作家对他走上创作道路的影响时,特别指出鲁迅作品对他的重要启示:“由《楚辞》、《史记》、曹植诗到‘挂枝儿’小曲,什么我都欢喜看看。从小又读过《聊斋志异》和《今古传奇》,新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加之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3]在沈从文论及鲁迅的文字中,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承认受到过鲁迅的影响,似有值得特别注意之处。尽管沈从文过去曾多次论及到鲁迅乡土题材的小说对其他作家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他显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与鲁迅联系起来,恰恰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他对自身的盲视或回避。鲁迅的乡土题材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一种蕴藏深厚的再生性资源,影响及于众多作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就是在鲁迅的这种主导性影响下形成的。检视沈从文同类题材的创作,不难发现鲁迅对他的影响。但也许是鲁迅小说的思想主题和风格形态与自己的作品迥然有别,使沈从文不能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创作受到过鲁迅的影响;也许是因为与鲁迅在文学观念上的冲突及政治立场上的歧异,使沈从文不能坦然地正视这种影响;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使沈从文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和鲁迅严格地区分开来。显然,不管是出于上述哪一种情况,沈从文都不可能道出鲁迅对他的影响。建国后,鲁迅享有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任何作家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显然有文学上和政治上两方面的原 因。一方面,鲁迅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是无可置疑的,长期以来就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 和推崇;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主要从政治角度对鲁迅所作的经典性定论和对鲁 迅方向的提倡,在建国后作为文艺政策被进一步贯彻到更广泛的文艺实践中。应该看到 ,沈从文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自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发表《学鲁迅》以来,就有受现 实政治潜在影响的一面。建国后,这种影响则日趋外在化,政治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极 其重要的内容,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尽管沈从文在现实面前不无迷惘,但他还是力图与现实统一步调。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选编[4]的《沈从文小说 选集》打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有研究者通过新旧版本对照阅读后发现,选集中的大多数 篇章存在着政治性删改[5]。沈从文为选集所写的题记,明显有迎合当时特有的政治氛 围而检讨自己创作道路的意味,因此,他在题记中道及鲁迅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是符合 当时的政治生活逻辑的。从题记结尾部分充斥着的当时特有的政治性语言来看,题记显 然带有政治表态的性质,从中也可以看出沈从文的隐衷,承认鲁迅对自己的影响,其实 也就是承认鲁迅所代表的方向,是表示对文艺政策的衷心拥护。

然而问题似乎并不如此简单。如果把沈从文承认鲁迅对自己创作的影响,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性表态,显然也有违沈从文的本意。在沈从文这种政治性表态的后面,仍有其真实心态的流露。我们应该看到,在经历自四十年代以来较长时间痛苦的思想历程后,尤其是建国后思想改造的磨砺,沈从文在某些方面对鲁迅有比他人更深一层的理解,尽管他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未能超越时代的主调,但他从来没有教条化地理解鲁迅。他对鲁迅的思想和艺术仍然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论及鲁迅时的中心视点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一贯强调的文学本体,呈现在他视域中的鲁迅,主要是其作为文学家的一面。如果联系到沈从文在建国后的处境,似乎更容易理解这一点。尽管沈从文一再在当时的书信中,表示自己是以“人弃我取”的态度从文学创作转向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但他显然不能忘情于文学,他时常把深心里难以驱遣的寂寞通过极具个人化的文字和书信表达出来。他为小说选集所写的题记,正好给了他一次在建国后极难得的回顾自己创作道路的机会。尽管题记流露出沈从文难以言喻的复杂心态,但在政治性表态的主调下,仍有他发自内心的忠诚表白,因此其中既有感伤的回顾,也有严肃的自剖,同时还有他在回顾自己创作道路时的客观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题记中谈及鲁迅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固然是对一种客观事实的陈述,其实除在内心深处曲折地表达一种自我肯定外,难得的 是仍然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来审视鲁迅,因此能更深刻地洞察到更具有本质意义的鲁迅 作为文学家的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3219.html
文章来源:《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0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