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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献文: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5-10-26 15:02:49
作者: 黄献文  
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我们考察当时沈从文自卑的心态就可明白这一点。在他《第二个狒狒》、《棉鞋》、《一封未曾付邮的信》等小说里,便可见到那流露在字里行间遭受屈辱与压抑的卑微感。他曾愤慨道:“到这世界上,像我们这一类人,真算得一个人吗?”〔12〕他的确无所凭依,四顾茫然。然而人是不惯于长久用自卑心理去构筑他的梦幻,而总想把整个世界置于他的眼目下,以高贵的姿态瞰视之。于是他把笔伸向他的故乡湘西,伸向下层人民的情感和道德世界,寻找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将火一样的颜色涂在他们身上。然而在描写湘西人民美好品质的同时,作家不易察觉地在上面建筑起自己的优越感,建立起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王国”,笔下的人物就是他的臣民。他自己可能意识到然而多半可能没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沈从文在他的同乡面前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这时他作为一个城里人,城里的绅士俯视湘西下层人民所带来的优越感这个因素。倘要细分的话,作为城里人,后来甚至作为城里的绅士的沈从文更多地意识到了湘西儿女自由舒展的人性中存有的致命弱点:既单纯又麻木,是天真又似浑噩,浪漫中含野蛮及在未来社会中的不折则曲前景。但我们绝不可忽视、否认他的受人尊敬家世,曾用优越感温热了他的童年,并使他产生超越的欲望。故作为前者更多的是清醒的理智,作为后者更多的是一种获得了优越感迷醉的热情。这里我们可以拿鲁迅和沈从文作一比较。他们都是从败落的家庭中走出来的子弟。鲁迅童年时因祖父下狱而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他作为长子不得不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故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感一直沉淀于鲁迅心灵里,对他“孤独阴冷”性格的形成有极大影响,使他忆及故乡和亲人时,总难免有萧索败落之感,使其乡愁蒙上一层厚重的冷色调。好在他母亲的娘家在农村,“使我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自序》)。朴实的农村环境,诚挚的农家伙伴,田园风景,民间社戏……又从小给鲁迅敏感的心灵以难以忘怀的慰藉和温暖,“都曾是使我思乡有蛊惑”,“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朝花夕拾•小引》)。这才使他的作品现出一片亮色,尤其是后来当46岁的鲁迅那满是伤痕的心终于接纳了许广平后,在爱情转笃之时写就是《朝花夕拾》才有那么多恋乡怀旧的柔婉华章。

   而沈从文呢,也亲历了家族的衰落带给他生活和心灵的震荡,但他的心与周围环境却是相融的。他在家中是老四,衰败及炎凉之感被他母亲和上面的兄姊过滤了。他只知贪玩,由于受人尊敬的家世那架子还搁在那儿,椽木已破损,但瘦了的骆驼比马大,优越感依然像大氅一样包裹着他的心,就是后来他到军队,第一次体味了世态的炎凉,但他对于现实人生残酷的那一面只是看而没有亲历,而且在部队像藤蔓一样的亲戚关系依然护卫着他。比方说他舅父就是县长,卸任后不久又作了“警察所长”;姨父“在本地算是一个大姆指人物,有钱、有势,从知事起任何人物任何军队都对他十分尊敬,从不敢稍稍得罪他”(《从文自传•女难》)。这些亲戚即或对沈从文及其家庭无任何垂顾,但就往那儿一站,对周围人无疑是一种威慑力。《从文自传》最后一段写到他把读书的打算与上司说及时,上司让他拿了三个月的薪水,还给了一种鼓励:“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试问,无一些关系和背景能得到这样关照?我们不会忘记《我的教育》里一个不愿作炮灰的逃兵第二次被抓回枪毙的情景。而这些恰恰成全了沈从文对故乡湘西及其人生形式的眷恋与怀念,加之他又是那样一个重感性的人,不习惯用理智的分析来弥补体验的不足,造成了他那“向远景凝眸”的性格。

   按一般心理逻辑,沈从文因自己显赫的家世,可能瞧不起他的“臣民”,与他们在情感上有一道鸿沟。中外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为何他要把湘西下层人民写得纯朴善良,充满无限的温爱情调呢?这一方面是归因于沈从文世界观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我们试想一想,若他鄙视、否定了他笔下的人物,也就否定了支撑他的优越感的艺术世界,他再到何处寻觅他的优越感呢?此时支撑他活下去,与“昏天黑地”的都市抗衡的恰恰是这宝贵的优越感呀!他当时正受着自卑情结的困扰,他曾这样愤慨道:“我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多少文章就是多少委屈。”(《虎雏》)而在故乡纯朴的人事中,他则是这人事的中心。因此,沈从文当然要借助文学之梦重新飞到故乡,借故乡的人和事,重新活在“他所主宰的环境中”,而把自卑情结赶出心灵的视野。

   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沈从文作品大都是以悲剧氛围结束的,其中人物皆被无常命运捉弄,最后皆伫立于空茫中。正如刘西渭所感叹的:“当我们放下《边城》那样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我们的情思是否坠着沉重的忧郁?我们不由问自己,何以和朝阳一样明亮温煦的书,偏偏染着夕阳西下的感觉?为什么一切良善的歌颂,最后总理在一阵凄凉的幽噎?为什么一颗赤子之心,渐渐褪向一个孤独者淡淡的灰影?”〔13〕究其因,一方面是沈从文所描绘的湘西在现实中不存在,现代文明已剪破了湘西人生画幅的边角。另一方面难道不能说是他家族的式微在他童年心灵上刻下的凄凉色调在作品中的表现?

   (4)梦中的爱情。我们再看作品中关于男女爱情的描写。 众所周知,沈从文小时患过病,这场病使他身体瘦小羸弱,这使现实中的沈从文在爱情上极度自卑。他在一封信中说“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上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你的。”〔14〕然而这可是他所期望于自己的么?不!他绝不甘心如此!然而这又是不可挽回不可更改的事实。这样,他的身体和心灵产生了矛盾,它们像拉锯一样在沈从文生命中斗争着。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沈从文采取“寻梦”的办法,把笔伸到他的故乡湘西,决心去寻回那在受人尊敬的军人世家的护卫下应属于他的那份年轻、健硕和英俊,应得到的那份美轮美奂的爱情。有时我们禁不住要这样假设:《边城》中的傩送其实就写的是沈从文自己,只不过拐了一个弯让人不易察觉而已。而翠翠则是作家梦幻中的理想的情人。虽然我们不愿作这样“索隐”式的联想,但作家的自白又隐约地透出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当他写完《边城》后,他在《水云》中说道:“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排泄与弥补。”就是当他在现实的爱情上获得成功时,但“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这份情感其实就是自童年起一直沉淀在沈从文生命中想实现而没能实现的压抑已久的爱情。虽然现实中的沈从文是个“苍白脸眼睛羞涩”〔15〕的人,总把自我形象置于一种很卑下的地位,但他写到的爱情,全都是大胆、勇敢甚至粗野的爱。笔下的男子大都是完美无瑕、“神工锻造”的,从他们身上“我们立即可以认出‘自我陛下’,他是每一场白日梦和每一篇故事的主角。”〔16〕

   另外,沈从文对故乡湘西的女子从来都有一种优越感。在《湘西散记•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曾描写一个叫夭夭的小妇人对他“一见钟情”的场景。“我几乎本能的就感到这个小妇人是正爱着我的。……我们若稍懂人情,就会明白一张为都市所折磨而成的白脸,同一件称身软料细毛衣服,在一个小家碧玉心中所能引起的是一种如何的幻想”,而当他上船后,这女子还为他唱《十想郎》,他“竟站在河边寒风中痴了很久”。沈从文似乎又一次回到那优越的梦中。经过上面的考察后,我们必须说明下面两点:

   第一,不能说沈从文所有的作品都笼罩着他家世的影响,都是他对优越感回溯的体现,但他家世所带来的优越感(或者说是一种自卑感,这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的确影响着他的创作道路和作品风格。从中兴到败落家世中变迁出来的子弟往往终生都在竭力寻那家世辉煌的旧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曹雪芹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在现代文学史上如鲁迅、胡适、巴金、曹禺、何其芳等都可说是循着这条心迹,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有的正面寻觅,如沈从文;有的负面摒弃、否定,如巴金,但家世对作家生活、创作道路及作品风格起着重要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第二,家世的影响往往沉淀于作家内心深处,它往往乔装打扮,穿上一件厚重的“迷彩服”,显露出来的面目已扭曲变形,这为我们的考察带来了困难,常有捉襟见肘之感,但在沈从文整个生活、创作道路中,我们仍能看到其家世或隐或显的影子。

   注释:

   〔1〕孔庆东:《试谈沈从文的自卑情节》,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第180—190页。

   〔2〕〔4〕〔5〕〔9〕〔11〕沈从文:《从文自传》。

   〔3〕〔美〕金介甫:《应该怎样认识沈从文》,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2期,第181—184页。

   〔6〕〔7〕〔8〕沈从文:《卒伍》,见《沈从文文集》第2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333页。

   〔10〕沈从文:《夜》,见《沈从文小说选》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

   〔12〕沈从文:《老实人》,见《沈从文文集》第1卷, 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13〕刘西渭:《咀华集•篱下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第69页。

   〔14〕《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15〕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见《新文学史料》1988 年第4期,第157页。

   〔16〕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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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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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武汉)199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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