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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仁:近二十年来国内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5-10-26 15:01:46
作者: 杨瑞仁  

   在平行研究中还有三篇是作品比较证,分别是龚伯禄,《把哀伤的情绪谱成甜美的歌——卡拉姆辛〈可怜的丽莎〉和沈从文〈月下小景〉比较》(注:把哀伤的情绪谱成甜美的歌——卡拉姆辛《可怜的丽莎》和沈从文《月下小景》比较/龚伯禄//湘潭大学学报(增刊)1987.3.100-105.)、叶志海《〈古都〉和〈边城〉艺术特色之比较》。(注:《古都》和《边城》艺术特色之比较/叶志海//国外文学 1990.1 181-196)张良春《中加乡土小说的典范——比较研究沈从文〈边城〉与兰盖的〈三十阿尔邦土地〉》(注:中加乡士小说的典范——比较研究沈从文的《边城》与兰盖的《三十阿尔邦土地》/张良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重庆)1992.1.1-8)。虽是单篇作品比较研究,却涉及到俄国、日本、加拿大三个国家的文学,拓宽了研究领域。以下谈谈影响研究情况。沈从文是公认的最具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家。他终止创作前未曾出过国,“但五四以来,大有成就的作家以至稍有成就的作家,无一不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注:略谈我与外国文学/胡风//中国比较文学第一期 第183页。),沈从文也不能例外。早在二十年代,他未出湘西前,就在芷江熊公馆读到林译狄更斯作品。一九二九年出版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就是借用了英国作家卡罗尔《艾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主人公构思的。他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小说集《月下小景》中各故事间的衔接,取法于薄伽丘《十日谈》。一九二五年,他在《用A字记下来的事》中,就用了潜意识这个词,接受了现代心理学。他曾以十分欣赏的态度谈及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说:“用屠格涅夫写《猎人笔记》方法,揉散文和故事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注意,十三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有这种企图,以为这个方法处理地方性问题,必容易见功”。(注:新废由存底二七三-一首诗的讨论/沈从文。)谈到契诃夫时他说:“契诃夫等人叙事方法,不加个人议论,而对被压迫者同情,给读者印象鲜明”(注: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丛刊 1980.4)。从另一角度,又可以说沈从文是最少受西方影响的作家,作品最具民族的独特品格。谈到西方作品的影响,他说:“看得多而杂,不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说受总的影响”(注: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丛刊 1980.4)。沈从文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沈从文与外国文学的影响研究有着特殊意义,这方面孙乃修《沈从文与屠格涅夫》(注:沈从文与屠格涅夫/孙乃修//外国文学研究 1986.3 115-120)韩立群《论猎人笔记》(注:论《猎人手记》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韩立群//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91.2 85-92。)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孙乃修认为,沈从文从《猎人笔记》那里获得的艺术启示主要有两点,一是文体上的启发,二是对特定文化地理的强调时凸出人们智慧风貌,并进而揭示沈从文的艺术追求获得了强烈共鸣。韩立群则认为,“《猎人笔记》对沈从文的影响,决不限于《湘行散记》,而表现为它形成沈从文小说创作在文体上的总体特征”。影响研究是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薄弱环节。沈从文对外来影响的接受呈现出一种复杂局面,也如他自己所说:“看得多而杂,不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以说受总的影响”。这就是沈从文的复杂性。

   综合性是比较文学应有之义,在沈从文与外国文学综合比较研究中,凌宇、赵学勇做出了贡献。

   凌宇是最早从事沈从文研究的人,也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注: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凌宇//文艺研究 1986.2 64-72),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注:探索生命的底蕴/凌宇//走向世界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页。)。在谈到西方文化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时,凌宇认为,“西方文化对沈从文具有重大而确定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沈从文才获得他的人生悟性的”。凌宇认为,“因为他究竟置身于中国二、三十年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浓重历史氛围中,而契诃夫、屠格涅夫、莫泊桑、乔伊斯、托尔斯泰、狄更斯等作家,居间搭起了他与西方文化概念之间的桥梁”。而这种影响又是“经沈从文独特文化心理结构,进行复杂心理组织过程之后的产物”。沈从文思想受西方观念影响是确定的,他善于吸纳西方观念又最能保持独特文化心理而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特征。

   赵学勇是继凌宇之后对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作出贡献的又一学者。他的专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注:沈从文与东西文化/赵学勇//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审视研究对象,在沈从文研究队伍中独树一帜。赵学勇认为对“文明”的心态反映,使沈从文在文化层次上与西文近现代以来一大批作家相呼应,主要涉及到卢梭、福克纳、劳伦斯、契诃夫、屠格涅夫、莫泊桑。但“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不是浅层型的,而是渗透型的;在不知不觉的‘多’而‘杂’的渗透型的‘总的影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卢梭的审美情感相通--都同样把美德看作是一种自然状态,崇尚自然的人性,同自由舒展的生命形式与附庸风雅,矫柔造作的贵族、绅士、太太们的感情方式相抗衡”(注:沈从文与东西文化/赵学勇//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在与劳伦斯的比较中,他说:“我们却清晰可寻地看到他与劳伦斯在精神上的某种深刻联姻--都同样表现着以自然性爱来抗衡‘文明’带来的人性的戕害和扭曲,他们都企图通过未被文明污染的自然生命活力甚至原始生命力,来取代‘文明’蚀育下的人性沦落”(注:沈从文与东西文化/赵学勇//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在与莫泊桑的比较中,赵学勇认为,两位作家笔下的小人物有诸多相似,“尤其是莫泊桑那种对资产阶级文明所造成的社会道德风尚——自私虚荣的伪善感情、装模作样的体面人生、卑劣势利的伦理观念的无情揭露和批判,更与沈从文遥相辉映”(注:沈从文与东西文化/赵学勇//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53页。)。以上的观点从沈从文生命观出发追寻到叔本华、尼采“生命哲学”的影响,以“渗透型”来把握沈从文所受西方文化影响,注意到沈从文与劳伦斯、莫泊桑的相通并进行初步的分析。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安刚强的论文《乡土文化•文化•回归主题•野性强力--沈从文与世界文学三题》(注:乡土文化•回归主题•野性强力——沈从文与外国文学三题/安刚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0.3.57-59。)。安刚强在“乡土文化”一题里,除了提到福克纳与“约克纳帕塌法”、哈代与“威塞克斯”,还列举了舍伍德•安德森和俄亥俄州的坎登、诗人罗伯特•弗斯特和新英格兰北部、威廉•叶芝和爱尔兰,认为这些作家的作品“都体现了一种对流行的商业与都市文化的批评,而这种批评都是从地方的和传统的文化观点进行的,这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沈从文正是这个文学大合唱中的一个和声”。作者将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世界划分为“童年的乐园”、“理想的方舟”、“沉重的故土”三个阶段,这种划分有极强的概括力。如在“回归主题”里,安刚强比较卢梭、安德森、劳伦斯后认为,“沈从文以带有原始色彩的苗文化,批判依然复活着儒家文化传统的城市文明,他强调人性和道德的自然、单纯形态,用以拯救‘现代文明’中人性的病态、畸形和堕落,呼唤自然人性、生命自然形态的复归,这在形式上暗合了世界文学中扬弃现代文明自身弊端的最现代的创作取向,在这方面,沈从文超越了同时代的一般中国现代作家,表现出特有的文化敏感”。安刚强认为沈从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力”。

   近年来国内沈从文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涉及到美、英、法、俄、日本、加拿大等近十个国家的文学,涉及到近二十个作家近百部作品。提供这个庞大的参照系并加以审视,本身就是对西方文学的一次检阅,也是东西方文学的一次对话,一次交流。透过这个庞大的参照系,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价值得到进一步确定,思想倾向渐趋明朗,艺术成就日益为人推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进军中,沈从文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已取得的成果也没引起足够重视。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竭力搜罗材料,冒昧述评于上,难免挂一漏万,或差强人意,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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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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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文学研究》(武汉)200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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