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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献文:新感觉派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5-10-24 23:17:20
作者: 黄献文  

     一

   对新感觉派的研究其实在他们的作品一发表就开始了。 水沫书店1929年推出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后,《新文艺》2卷1号就这样评价:“呐鸥先生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操着他的特殊的手腕,他把这飞机、电影、jazz、摩天楼、色情(狂)、长型汽车的高速度大量生产的现代生活,下着锐利的解剖刀。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显然看出了这不健全的、糜烂的、罪恶的资产阶级的生活的剪影和那即刻要抬起头来的新的力量的暗示”。当时左翼作者(署名壮一)的文章《红绿灯——一九三二年的作家》(载《文艺新闻》43号,1932年1月3日)也说:“意识地描写都市现代性的作家,在中国似乎最初是《都市风景线》的作者呐鸥。”

   施蛰存早在读中学时就自费出版小说集《江干集》(上海维娜丝学会1923年8月初版),之后又出版《娟子姑娘》(上海亚细亚书局, 无出版年月)和《追》(1929年1月上海水沫书店初版)两个短篇小说集,但它们是“一批不上不下的习作”,“一种高超的摹仿,还不能说是创作”(《我的第一本书》,载施蛰存《文艺百话》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没引起文坛的重视。直到他“真正的第一本新文学创作集”《上元灯》(1929年8月上海水沫书店初版)出版后,因其清新、 感伤朴素的风格引起人们注目。朱湘首先写信给施蛰存,“《上元灯》仔细看了一遍,我喜欢的是《牧歌》、《妻之生辰》、《栗芋》、《闵行记事》……你的《牧歌》布局上,造辞上,都有许多突过前人的处所……《妻之生辰》在布局、情调之上,都是恰到好处,我个人推此为全集的压卷,《栗芋》中的奶娘,《闵行纪事》中的女子,都写得很好”。(《新文艺》1卷3号,1929年11月15日),但朱文仅是一封短笺,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评论。且欣赏中夹杂着个人的偏爱,今天看来并不十分准确。叶圣陶在1929年12月28日致信赞《上元灯》曰:“红腮珍品喜三分,持作羹汤佐小醺。滋味清新何所似,《上元灯》里颂君文。”

   沈从文于1930年11月撰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载《现代学生》1卷2期),从比较的角度论述了施蛰存创作成败得失,“略近于纤细的文体……清白而优美”,“柔和的线画出一切人与物,同时能以安详的态度,把故事补充成为动人的故事……作者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不足处是有“为读者颂读而制作”之嫌。《追》等似是在“意义下写成的”,不能够充分显示“这一时代的人格”,故“作者方向也就限制到他的文体中,拘于纤细,缺少粗犷,无从前进了”。沈从文是个置现实于不见,一个劲向梦想中的童年、湘西故乡寻觅诗情,性格纤敏温静,风格感伤柔和的作家,与施氏的性格、心态及其作品的风格大都不谋而合,故他像找到知音般地要对施的作品大加赞誉,个别处甚至有过誉之嫌。同时沈又是个“对于一切成例和观念皆十分怀疑”的作家,主张“道理应包在现象之中”,对于《追》这些在“意义”下写成的作品不喜欢就自然而然了。但不论是贬是褒,总的看仍是比较准确、说到点子上的。

   沈善坚在《读书月刊》2卷2号(1931年5月10 日)撰文《施蛰存和他的〈上元灯〉》说《上元灯》“是现代中国一本成功的文学作品”,作者“能运用他诗似的叙述,用散文的笔法,来说出一个动人的故事”。“在风景及人物,他能从容不迫地写,有着一种散文的美丽,而感伤的情调,笼罩了他的文字之间”,“作者并不狂喊,并不愤恨然的呻吟,作者只是轻微地发出对于人生的叹息。那是沉着的,深刻的”。(着重号为原文所加)。然而,施氏“对写革命这一类的作品是失败的”。“在历史小说方面,作者亦一度的试验过,得到有很好的结果”。沈善坚对于施氏作品重直觉感受的评价是中肯的。

   总之,施蛰存感怀往昔的《上元灯》得到的是文坛一边倒的赞誉肯定。而他的心理分析作品一开始便遭责难。

   张平在《评几篇历史小说——〈石碣〉、〈大泽乡〉、〈豹子头林冲〉、〈将军的头〉、〈石秀〉》(载《现代文学评论》1卷3期,1931年6月10日)一文中指出:“《将军的头》底特色, 是偏重在心理分析……分析得十二分的细腻……但细腻而流于琐碎……使人读得沉闷。”而“作者对于旧题材的操纵,毕竟太少力量了。因为太少力量之故,但泥于食古不化的倾向。……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可分四种来概括,就是直抄、翻译,加一些心理,加一些形容词。”张文从历史小说的创作方法上对施氏进行批评,有很大的主观性,偏颇显而易见。

   真正给施蛰存重重一击的还是楼适夷的定性批评。楼适夷当时属于较有影响的“左翼”作家,他在《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截《文艺新闻》33号,1931年10月26日)一文中指出,施氏小说在内容上“几乎是完全不能捉摸的”,“这两篇作品所代表着的,乃是一种生活解消文学的倾向。在作者的心目之中,光瞧见崩坏的黑暗的一面,他始终看不见另一个在地府抬起头来的面层”楼文第一次给蛰存创作贴上“新感觉主义”的标签,并分析其产生的阶级根源:“这便是金融资本主义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学,这种吃利息生活者,完全游离了社会的生产组织,生活对于他,是为着消费与享乐而存在的,然而他们相当深秘与复杂的教养,使他产生深秘与复杂的感觉,他们深深地感到旧社会的崩坏,但他们并不因这崩坏感到切身的危惧,他们只是张着有闲的眼,从这崩坏中发见新奇的美,用这种新奇的美,他们填补自己的空虚。”相反,楼文肯定了施蛰存具有“左倾”倾向的所谓“刚捷矫逸”的作品《追》及《阿秀》“那样现实的作品”。很显然,楼氏对无产阶级文学或者“普罗文学”以外的创作从思想倾向上一概持否定态度,属于典型的“社会——政治”批评模式,其偏颇是显而易见的。

   楼适夷评论影响很广,几乎成为对施蛰存评价的“定论”。左翼作家、评论家钱杏邨在《一九三一年文坛之回顾》(载《北斗》2卷1期,1931年1月20 日)一文中直接引用并强调了楼氏的观点:“适夷的批评与指示是完全正确的,不但他所论的两篇是如此,就是《莼羹》和《石秀》也是如此。”应该说,楼、钱的评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20年代、30年代初,“左翼”文学运动蓬勃兴起,时代要求反映“工农大众,重利盘剥,天明,奋斗……之类的”内容,而施蛰存借助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创作的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自然要受到“左翼”阵营的批评家的激烈批判。

   相比来说,《现代》1卷5期(第730 页)上的《书评》评价施蛰存的小说集《将军的头》倒是客观公正的。这篇无署名的《书评》可能就出自《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本人之手,因是自己的作品,故最晓其成败得失所在。《书评》主要从写作技巧上分析,无论成绩缺点都切中肯綮。“在国内,纯粹的古事小说,却似乎是很少看见过,有之,则当以《将军的头》为记录的开始”,“古人的心理和苦痛,他们自己不能写,甚至不能懂,而作者却巧妙地运用现代艺术的工具写出来”,从《将军的头》中“发现了一个极大的共同点——二重人格的描写。每一篇的题材都是由生命中的两种背驰的力的冲突来构成的,而这种力中的一种又始终不变地是色欲”。《鸠摩罗什》中“笔致的华美和语句的崇高着实给予了这作品很多的帮助”。缺点是“在写心理错综方面的由复杂而至于混乱。具体说,从灵的爱恋达到肉的享乐那过程写得不鲜明,而有几处甚至有使人难以解索的地方”。而《将军的头》的毛病是“前半和后半的描写中心的转移”。《石秀》“是一篇心理分析上非常深刻的作品”,“借用过去的题材而写成那么紧凑,那么完整的心理小说,实是非有极高的手腕不办的。”且《石秀》“能够很纯熟地运用中国所固有的笔致;保存其简洁明净,而无其单纯和幼稚。”而《阿褴公主》要算是全书中“最薄弱的一篇”,“除了美丽的词采之外别无可得的”。

   苏雪林在《心理小说家施蛰存》一文中说:“如果有人叫我开一张五四以后新文学最优秀作品的目录,施蛰存《将军的头》一定会占个位置”。“《将军的头》实奠定他的文坛地位,我们可以派之为他的代表作”。描写人物心理“从正面落笔,细腻曲折,刻划入微。用了十二分魄力,十二分功夫,一步逼入一步,一层透进一层,把这个极不易写的题目写得鞭辟入里,毫无遗憾而后止”。并说施氏作品中“色泽的腴润”,“结构的谨严”得力于古典文学的熏陶。苏从写作手法上分析,抓住了施氏创作的特点,但也带着偏爱,文章几乎是清一色的褒誉;只谈技巧,不谈思想;把《将军的头》视作施蛰存的代表作也不准确。真正说来,《将军的头》集中唯《石秀》写得较成功,其他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陷。

   穆时英的《咱们的世界》、《黑旋风》、《狱啸》在《新文艺》,《南北极》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后,引起了文坛的惊异。 《现代》2卷5期扉页广告页上, 施蛰存以编者名义说:“我们特别要向读者推荐的,是《咱们的世界》的作者穆时英先生,一个能使一般徒然负着虚名的壳子的‘老大作家’羞惭的新作家。《咱们的世界》在ideologie 上固然欠正确,但是在艺术上面是很成功的。这是一位我们可以加以最大希望的青年作者。”

   巴尔《一条生路与一条死路——评穆时英君的作品》(载《文艺新闻》43号)说:“穆君的文字是简洁、明快而有力,确是适合于描写工人农人的慷爽的气概,和他们有了意识的觉悟后的敢作敢为的精神。……前途实是不可限量。”同时也指出穆作品中“事件不免于机械化、空想化,人物的性格也不免于公式化”,“穆君的小说实是一场‘木人戏’,是按作者根据他的公式来牵引作品中的人物的”。应该说,巴尔的批评是符合实际的,只是他未能说明穆时英为何要“根据他的公式来牵引作品中的人物”,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式,而这既要到时代的大背景中也要到穆时英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的小背景中去找。

   寒生在《北斗》创刊号上(1931年9月20 日)撰文说《南北极》“以流氓的意识作基调,作者颇能很巧妙地用他的艺术手腕把穷富两层的绝对悬殊的南北极般的生活写出来,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又从文学是政治斗争的武器这一在当时流行观念出发,指出“因为流氓的意识缺点是非常的多的,他们的眼,不能正确的看穿资本主义的机构,因之,他们也就不能成为这一社会的挖冢者的主体”。

   钱杏邨在《一九三一年文坛之回顾》(《北斗》2卷1期,1932年1月20 日)中指出穆时英的《南北极》“能以挖掘这一类人物的内心,用一种能适应的艺术的手法强烈的从阶级对比的描写上,把他们活生生地烘托出来。文字技巧方面,作者是已经有了好的基础,不仅从旧的小说中探求了新的比较大众化的简洁、明快、有力的形式,也熟习了无产者大众的独特的为一般智识分子所不熟习的语汇”,并把穆时英的创作看成是1931年中国文坛的收获,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以后的创作“能改变他的观点和态度,向正确的一方面开拓”,也即改变体现在《南北极》集中那种自发的带有流氓无产者意识的反抗精神,代之以阶级对比的描写和集团的有目的的反抗。

   总之,这时期对《南北极》的批评肯定了穆时英创作大众化的方向,形式的创新,对思想倾向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既符合《南北极》的实际,也反映了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体现了当时文坛对文学新人扶植奖掖的好风气。

   对《南北极》唯一持否定态度的只有一个叫“舒月”的批评家,但因过于苛刻,附和者寡。

   然而,好景不长,1932年《现代》创刊,穆时英完全朝着《南北极》相反的方向展开追求,发表了《公墓》、《夜地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一系列新感觉风的作品,获得“新感觉派圣手”之美称,声誉盖过刘呐鸥,但得到的几乎是一边倒的贬抑。

刘微尘在《穆时英的“上海狐步舞”》(载《现代出版界》第9 期)一文中虽说“作者在技巧方面有突进的姿态”,“作者简炼活跃的笔致,非久居都市的人不能做到”,但又指出“在这一个断片里,简直没有怀胎着一些变动的东西,人物不是苦闷无出路,便是恣情与浪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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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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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南师院学报》(海口)199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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