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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杜润生和脚踏实地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更新时间:2015-10-24 21:32:55
作者: 柳红 (进入专栏)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2008年11月23日,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奖给杜润生及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随着颁奖结果呈现给公众的,是理论提出者和主要贡献: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杜润生,郭崇毅,张广友,吴象,陆子修,陆学艺,吴庭美,王郁昭,周诚,余国耀等等。对于主要贡献者中的农发组,媒体是这样介绍的: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主要成员,较早从正面论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发表的关于包产到户的重要论文和研究报告主要有:王贵宸、魏道南(1980年1月)的《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好办法》;王贵宸、魏道南、陈一谘(1980年8月)的《关于安徽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陈一谘(1980年8月)的《为什么经济水平较高的水阳公社也搞了 “包产到户”?》;王贵宸、魏道南(1980年9月)的《论包产到户》;杨勋(1980年7月)的 《论包产到户——一个重要的理论政策问题》;杨勋(1981年)的《怎样看待包干到户——安徽滁县地区农村调查》;王小强、周其仁(1981年3月)的《包产到户所体现的经济原则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陈一谘等(1982年4月)的《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双包到户”后的滁县地区农村经济调查》等。同时他们还主持完成了《包产到户资料选(一)、(二)》(1981年4月)的编辑工作,收入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理论论文、历史资料和调查报告100多篇。这些论文和研究报告对于探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宣传介绍包产到户的成功经验,推动包产到户在农村的发展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创新奖每年或两年评选一次,每次只奖励一个经过长时间实践检验的中国原创性经济理论。时隔近30年,农发组的“农民党”,早就进城了;青年变成了“老头儿”,他们当年的支持者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者,有的甚至已经作古。而由此展开的历史画卷实在是波澜壮阔。

  

   不约而同

   “文革”之后的中国,仿佛宇宙大爆炸的时代。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聚集,不同的聚集有不同的表达。文学有“伤痕”;美术有星星画展;诗歌有《今天》;戏剧有《于无声处》;政治有西单民主墙……

   在北京,有一批上山下乡回城青年,热衷于讨论经济、政治、思想、新学、农村、改革,着眼于未来、中国向何处去。这里有从河南回来的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等;从陕西回来的王岐山等;从山西回来的王小鲁、白南风、林春、李银河等;从内蒙回来的翁永曦、张木生、白南生等;从东北回来的朱嘉明、陈锡文、周其仁等。他们的联系早在 “文革”时期就开始编织了。以王小鲁为例,还在山西汾阳插队时,就认识了江北辰。后来江北辰上了北京经济学院,引来了同学杨冠三等;通过李捷男,他又认识了黄江南;黄江南读了社科院研究生后又介绍了同学朱嘉明;1978年进社科院写作组编《未定稿》时,王小强是他的同事,而王小强身后有一批河南的朋友;收到周其仁投稿,约他来编辑部面谈;而周其仁和朱嘉明同在东北兵团四师……就这样,像织布,有经线纬线,穿梭来去,这一根牵着那一根;也像火,东一点,西一点,星星之火聚成堆,这一堆连上那一堆。他们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风来雨去地聚会,纵横捭阖、豪情万丈。

   据说,最早一次较多人的聚会是在翁永曦所在的 《中国农民报》办公室,东单西总布胡同。时间是1979年冬。生着炉子,他给大家买了花生、瓜子,里外屋,40来人挤着。那天,翁永曦的口才给人印象颇深。散去时,大家都意犹未尽。黄江南和朱嘉明便自告奋勇,请到我们研究生院来。其实研究生院没有校舍,借用的是北师大的板房。那是个星期天,他们声称要复习功课,从学校拿到了钥匙,四面八方的人拥在板房教室里。然后是第三次聚会,不知是谁借到了车公庄市委党校礼堂,有一两千人。这些会,只有议题,没人知道怎么开。定个时间、地点,大家口口相传。他们素昧平生,一举手一投足,就瞬间认同,就拍肩膀,就是哥们儿,就有共同语言。他们大多20多岁,身上的“小资”早就被摧毁了,见面就谈国家大事。有三个聚集的主体:一是社科院,像《未定稿》、研究生院;二是农口,像《中国农民报》,农委;三是大学,像人大、北大。渐渐地,青年们形成了不同组合。其中,由松散到固定组织的只有农发组。他们一鸣惊人。

   在青年之中的灵魂人物是两位出生于1940年代的老大学生。一个是何维凌,他毕业于北大技术物理系,“文革”期间与同学胡定国合写“共产主义青年学会宣言”,被打成反革命,先关押在半步桥,后到清河农场劳改。周培源当北大校长后,安排他为化学系教师;另一个是陈一谘,社科院农经所研究人员,曾是北大物理系和中文系学生,因写万言书向党中央进言,被康生点名思想反动,没有按时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农村,在确山地区当公社书记。

   罗小朋(1947年生)也是老大学生,此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研究生。1970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他自愿去河南农村插队。而自愿去农村插队的还有一位,叫张木生(1948年生)。早在“文革”前的1965年,没有上山下乡运动之前,他从人大附中初三毕业,就去了内蒙插队。在20岁那年,写下了3万字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组织起来

   1979年,人民公社体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撼动。因为头年大旱,安徽山南区自发包产到户的比例达到77%,结果是夏粮比上年增长265%;国家征购增长5.7倍。可是,县委却要求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产量增了,说农民错了;减产了,反而说大方向正确;这是什么理论?从中央到地方,有人挑战,有人铤而走险,有人支持,有人害怕,有人反对。这年夏天,社科院的陆学艺、贾信德、李兰亭去安徽农村调查,写了一篇《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陆学艺(1933年生)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在社科院哲学所工作,从高中时代就立志成为农业经济学家。又过了一年,1980年6-7月,国家农委组织了十几个省的调查。这时,大约20%的生产队都采用了包产到户。虽然增产增收,可还是议论纷纷。最要命的反对是说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是方向性错误。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吴象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的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反映了当时的交锋。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不论是独木桥、木板桥、石板桥、铁索桥,只要是能走人的,我们统统加以利用,加以改造,加以发展,这样才能走出沟壑纵横的深山,来到平坦原野,沿着金光灿烂的阳关大道前进。”

   就在这时,农发组横空出世。它从1980年9月开始组建到1981年2月成立。

   对于组建,至关重要的人物有三位。一位是杨勋(1932年生),北大经济系农经老师,“文革”期间曾入狱两年;另一位是王耕今(1911-2007),社科院农经所副所长。早在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就调查减租减息,是山东省委调研室研究人员,薛暮桥的部下;再一位便是陈一谘。1980年9月,他们在王耕今三里河国家计委宿舍的家里,陈一谘提出由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组织一批人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先去安徽农村实地调查。此时,他刚从那里做了三个月调查归来,后写成《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关于安徽农村实行 “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杨勋反响热烈,愿意全力以赴。她建议组织教师和学生利用暑假搞调查;王耕今也热情支持。就在王耕今家的餐桌上,农发组的蓝图被描画出来了。他们知道,此时,那些对农村有深刻关怀的青年,学了新知识,经过思想交锋,已经蓄积了能量,正跃跃欲试呢。农发组的故事开始了。写到这儿,另外五个字出现了:“时间开始了!”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真是个好名字,不知是谁起的。“发展”是一个新词儿,据说是何维凌翻译过来的。

   就在9月,筹备小组写出了一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计划的总体设想》,参加写作和讨论的有陈一谘、何维凌、邓英淘、白若冰、孟繁华、王小鲁、赵小冬、谢扬、江北辰等。他们从世界经济趋势、中国经济改革的需要、农村经济研究的现状以及完成研究任务的条件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宣称这是“一批插过队、有头脑、有才干的‘志愿兵’,有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的支持、帮助和指导”。他们设想研究人员以中青年为主,自愿参加。并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有不谋私利的献身精神;第二,有优良的政治和学术品质;第三,有独立研究和工作能力。他们管这三条叫“积极正派有能力”。此外,还别具一格的加了一条注意事项:“不急不怠,人人动脑;不干则已,干则必成。”在《设想》的结尾,他们写道:“希望大家拿出布尔巴基学派‘推倒重来’的精神,对我们的研究进行科学的设计。真理总是越辩越明,而我们都必须服从真理。”好一个掷地有声、绝一死战的劲头儿。

   10月份,他们设计出来了组织架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联络有关人员组成研究组。成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人民日报等单位30余人。主持协调的是由王耕今、杨勋、陈一谘等7人组成的执行小组。农发组下面设理论历史组、方法组、秘书组、现状组等。他们发明创造的合约是,在农经所和农发组之间,建立一个甲乙方关系,由农经所委托课题,并拨经费给农发组用。而这个经费其实是上面给的专款。这个上面可能是书记处研究室,也可能是农委等。

   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三楼,杨勋为发展组借了一间活动室,办了30个借书证。1980年冬,他们遍访农业专家。为了筹集研究经费,还去了邓力群家(1915年生)。邓力群是又一位关键人物,时任社科院副院长,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那天,邓力群把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叫到家中商讨,当即决定拨给农发组2万元。在那个年代,2万元是一笔了不得的钱。对于改革时代的邓力群,人们有这样那样的评述。但是,对于农发组的成立,为发展组争取合法地位,推动和支持青年研究农村发展问题,他的功劳无可替代。

   此后,农发组在未名湖后湖的北大二招楼上租了一间办公室,由贵州来的孙方明值班。孙方明是因为认识罗小朋而加入。同学们在此学习讨论,常常激辩到深夜。杨勋有时从家里煮一锅面汤端来。她说:“那热情真像当年闹革命”。何维凌根据英文书为大家讲“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他把北大的单人宿舍拿出来给发展组用;连木樨地22号楼的家,也成了读书活动据点。方法组每周活动一次。邓英淘给组员讲过抽象代数。大家对新知识都充满了渴望。白南风在学校里已经旁听了外系的课,像离散数学,集合论,数理逻辑,拓朴,图论都学了一遍。

   到了12月,现状组提交了一整套文件:《关于中国农村经济调查表的初步设想》、《农业生产责任制调查表式》、《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提纲》及《关于农村经济社会问题概略调查的意见》,参加设计的有陈一谘、何维凌、孟繁华、杜鹰、赵晓冬、谢扬、王文仲、白南生、秦其明、杨冠三、陈锡文、马苏元、周其仁、吴奇等。回看这些历史文件,让人感到,他们将要开展的大规模、有现代科学指导、经过总体设计的调查,接上了民国时期乡村调查的地气,构成了20世纪具有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的又一个创举。

   1981年2月11日,农发组成立了。成立会在北大招待所召开。由王耕今主持,北大经济系主任胡代光也应邀参加。邓力群和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1913年生)出席并讲了话。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是农发组最强有力的支撑者,也是青年们的导师。

两个月后,农发组的第一个成果出来了,是 《包产到户资料选 (一)(二)》。第一册是理论和历史资料;第二册是调查报告,时间跨度从1950年代至1980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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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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