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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川:杜润生和中国农民的一个世纪

更新时间:2015-10-24 21:26:05
作者: 马国川  

  

   曾经赞同“大跃进”,而且以“中国能够后来居上”来论证其合理性的杜润生陷入迷惘。为什么良好的愿望反而结出了恶果?作为旁观者,杜润生不断反思,向实践和历史寻找答案。

   为了维系身家性命,中国农民偷偷地扩大自留地,“在那一时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自留地的增产效应。农民告诉我:用自留地的办法,保管不愁粮食吃。”当时杜润生不知道,农民还搞了包产到户。这些求生之举屡次遭到政治权力的打压,包产到户更是“三起三落”,无数的人们因此遭受迫害。

   在“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的杜润生还向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寻找答案。他认识到,土地改革之后,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应该有一个自由发展的机会,“如果跳过这个阶段,靠充公农民的土地财产去形成‘联合体’,没有生产力条件和文化条件的支持,经济贫困、组织封闭,则难以生长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难以摆脱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另一方面,被依附的队长、社长也容易变成特殊于群众利益的权力垄断者。”

   1972年的冬天,曾公开肯定包产到户、被杜润生称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的邓子恢凄然离世。杜润生则幸运地熬过了“文革”岁月,在1979年重新回到了离开24年的农村工作部门。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变革的前夜。就在前一年的深秋,淮河边上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按下了手印,冒着坐牢的风险搞起了“包产到户”。当时,全国人均占有的粮食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农民平均年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年收入在50元以下,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尽管包产到户能够提高生产力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但是党内总有人认为它不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格式。对此,杜润生说:“我国建国后在农村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实践的结果引起人为饥荒。而公有土地家庭承包制在短短几年就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吗?为什么总让僵化的教条像梦魔一样纠缠自己的头脑呢?

   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经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已经被锁定的中国土地制度在官方看来已经成为天经地义,即使包产到户这种在集体经济之内的“制度修改”也成为不可触及的政治禁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局面就像是一场拔河比赛,“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一边是干部。”

   身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既熟悉农村工作,也熟知党内规则,既可以沟通田野,也可以说服上层。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他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因此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制定中国农村改革政策最有影响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概念,实现了包产到户的合法化。

   有一个历史细节值得回味。杜润生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工作的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文件中多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双层经营”等令人费解的名词,一位年轻人对此颇为不解,杜润生告诉他:“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

   经济学家舒尔茨有一句名言: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从1982年连续三年出现了粮食的超速增长,农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增长,终于过上了温饱有余的生活。

   农民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财产权利。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就业,从这时起,中国农民才挤进了国家现代化的门槛。农村改革的成功,既为全国改革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改革的物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杜润生曾向邓小平提出,可否恢复农民协会,作为农民代言人?邓小平说,先看三年,如果三年后,大家都同意,你再提出来,我一定批。但是到了三年的时候,“八九风波”来了,提议搁浅。

   76岁的杜润生也正式退休,告别了“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改革时代”。他继续以悲悯的目光关注着农民,观察并思考他们的命运。

   2008年,因为对农村改革和发展乃至整个经济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95岁的杜润生在颁奖典礼上说:“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

   杜润生曾说道:“我在农村问题上有一条原则: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在改革之初,杜润生就提出给予农民“永佃权”。在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他坚持尽可能延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将使用权物权化。在他看来,中国土地制度最终要“由他物权变为自物权”,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

   历史往往并不按着人们的良好愿望发展。公有制下的家庭经营激发出了极大的生产力,可是并没有让农民获得完整的所有权,“承包土地的所有权究竟应该归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进程中,这种妥协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无权作为土地产权主体平等地参与土地交易,政府则可以轻易地“低价征地、高价卖地”,于是在十多年间就从农民那里拿走了高达20万亿-30万亿元的土地增值收益。

   沉重的现实让晚年的杜润生心事浩茫,忧思深广。他认识到,没有用法律形式把土地承包制作为一种产权制度安排固定下来是一大缺陷,“中国政府惯于用行政系统发布原则性政策指导工作,特别是涉及财产权力的问题,尚待制定法律条文,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宏观调控内容。忽视这点,就无从建立交往中的信用,否则依森林法则,弱肉强食,不会造成良好的预期和有序的市场。现在农村土地中的许多问题,都与此有关。”

   此外,因为户籍等制度的阻碍,上亿农民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摆动。城乡收入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拉大,“三农问题”再次凸显。2001年杜润生在一篇文章里痛呼“我们欠农民太多!重新审视‘三农’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截至今天,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诉求”,杜润生写道,“工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

   尽管一生经受磨难,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备受苦难的中国农民让杜润生停不下来。这位耄耋老人继续担任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他呼吁免农业税,呼吁破除制造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呼吁警惕因征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呼吁“农民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也应有相应的民主权利,要摒弃一切歧视农民的做法,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事情。”

   不能成为有完整权利的公民,农民就只能成为现代化的旁观者,甚至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早在30年前,杜润生就对刚成立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年轻人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历程尽管曲折,但是前进的目标已经越来越明晰:通过改革,建立民主、法治、宪政的新秩序。就像杜润生所说:“我们需要一个透明的政府,需要一个属于公民的社会,要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下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我国人口多、资源少,但我们需要有民主、有自由,要成为世界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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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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