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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没有比“杜润生的徒子徒孙”更高傲称号

更新时间:2015-10-24 21:23:56
作者: 周其仁  

   在农研中心老同事赵树凯、蒋中一、何道峰的记忆中,周其仁是发展所中的“领军队员”之一,“思想具有穿透力,逻辑性很强,对问题高度敏感,理论比较超前。”相比王岐山、陈锡文擅长组织、领导的干才,周其仁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学术协调人”。

   “其仁说话是很有煽动力的。”忆起当年开会讨论的场景,如今是昆百大董事长的何道峰笑出声来,“我后来和他开过玩笑,说他光做学术研究是可惜了,如果在别的地方,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个鼓动家。”

   在这一帮老同事们看来,除了研究能力突出,好口才也助了周其仁一臂之力。

   当时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的蒋中一说,周其仁是最早提出了城乡不平等问题的人之一。“大概是83、84年,当时农村包产到户已经完成,大家在讨论下一步改革该怎么走,内部讨论得很热烈,观点很多。他们几个人就提出为什么农民的身份和市民不同,认为户籍制度把国民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

   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二步”,研究小组提出的另一项更重大的议题是:改革已存在32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体制。

   在被饥饿记忆缠绕着的共和国史上,粮食问题一直被视作危及国家安全的重大议题。蒋中一说,当时许多中央部委包括农业部、商业部、计委的一些司局长们都有抵触,“情感上、政治上都有,非常坚定地认为粮食必须进行管制或半管制。但是,其仁他们问为什么非要政府管制?难道粮食这种东西没有商品属性么?”

   周其仁后来回忆,他们那个小组对这个问题下了很多功夫。最早提出全盘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是宋国青,一起跟进的还包括罗小朋、高小蒙和向宁。为了验证有关想法,粮食研究小组曾在江西、广东等地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在杜润生的肯定下,还选了河北一个地方做试点。

   1984年9月,一帮中青年学者在莫干山召开了一次在中国改革思想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会议。会上,除了著名的价格“双轨制”外,白南生、周其仁所在的农村经济小组讨论了如何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改变农村产业结构的可行性办法。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双双派出秘书上山听会。会后,各小组派代表下山,向正在浙江考察的张劲夫汇报。周其仁代表农村经济组参加了汇报。

   回京后的一天,周其仁接到突然通知,让他到中南海西门跟中央领导出差。等被中央警卫局的车子送上专列,他才知道中央领导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一开车,总理就召集开会,谈着谈着,他让“农口”来的小周谈谈“你们那个改粮食体制的想法”。

   是年年底,国务院总理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宣布实行粮食合同订购政策,正式开启了改革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波冲击。

   1985年,统购统销改革的第一年就出现了粮食减产的现象,产销区两头“摆不平”。加之货币超发引起的通货膨胀,粮价较大幅度上涨,市面上出现恐慌抢购,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干群冲突。中央内部和社会各方诘难四起,令杜润生和方案小组都受到了压力。

   最终,中国的粮食市场化走了“很漫长、很艰难”的二十多年,终于终结了统购统销体制。

   “能说的,不如会听的。”离开“农村改革的参谋总部”后,周其仁如此理解“建言”,“听的人最难,他要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做选择,职位越高,受到的约束越多。而且,对这些约束条件,建言者往往并不知道。听者会听,才下得了决心决策。”

   “当年,我们有幸接触的到那些很会听的领导人。”

   回顾过往,戴小京说:现在当作一般常识来看的东西,在二三十年前是看不明白的,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一路都有争议,“也许其仁那时候就预测到了。”

   他和周其仁在1986年合作执笔完成的研究报告《农民、市场和制度创新》,记录他们那时对农村产权改革的认识: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表现”,否者“倒退也就难以制止”,一旦重建这种权利,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将需要全盘变革。

   归国10年后,周其仁从2007年起又一头扎进老本行——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地调查研究,试图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找到一条变革现行土地制度的可行路径。

   有人说,“几乎每一幢新大楼下都埋着故事。”在中国近十年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国家征地、拆迁而使地方政府和农民、市民之间的冲突、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已成为当下中国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一。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其中,对农村土地体制改革有了突破性的表述,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的流转、入市开了一道有条件的“口子”。

   我问周其仁:如何看待当年的“战友”、如今身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此后频频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坚守“四个不能”等“后退性”言论?

   “幸亏有个陈锡文!”他很干脆地回答。听者一脸愕然,他又补充:“我是在逻辑上有点不同意见,其中也包括锡文的。但是,从推进改革来说,幸亏有个陈锡文。”

   “中国的改革怎么可能喊个口号就一路春风呢?都是一波三折的。改革的需要从来先在某些局部出现,与全局的普遍状况有不小的距离。局部先行的改革还不能与‘大部队’脱得太远,更不能对立。锡文现在是负责中央农村政策的大官,他当然要着眼于全局。中央就要站得比较‘中央’,不能冲到最前面。老话说守正出奇。中央守正,一些地方才能出奇。出奇能致胜当然好,逐步推进就是了。万一受挫,也无碍大局。因此,千万别以为‘保守言论’一定有害于改革。很多时候,‘保守’恰恰有助于改革,因为这样才能让改革不翻车,它拉着你、扯着你,提醒局部先行的改革举措顾及各种复杂的力量和诉求,要求改革的操作非常仔细。当年农村改革都这么来着。一路狂冲下的‘改革’,容易翻车。最后,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改革的头上,让改革背黑锅,欲速则不达。”

   周其仁说他很欣赏这么一句话:“天下的江河很少有直直的,都是拐来拐去的。为什么?水要跟大地妥协。当然最后水还是往东流了。那是挡不住的。”

  

   缝出一幅“真实世界”的图景

   一年中很多时间,周其仁喜欢跑在各地做实地调研,农村,企业,城市。凡是真实的现象,他似乎都有兴趣。

   2004年,他一脚踏进江苏常州人民看守所。隔着铁窗,和铁本案的“主角”、民营企业家、刚刚入狱的戴国芳进行长达4个小时的交谈。

   这是他的调研“军规”之一:“风口浪尖时,不能躲,要尽可能到现场去,这是获得真实知识绝好的机会。”

   一说起和周其仁调研的经历,自称外行的北大学者薛兆丰会频频使用一个词——“厉害”。

   一下飞机,冲在队伍第一个的一定是他。他已经和接飞机的人聊上了,开始问问题了。途中,车在不同的地点之间奔波,二十多人的中巴上,大家都一个接着一个累得睡着了。耳朵里只听他的声音,他还在不断地聊,问问题,最后被他问的人也累得睡着了,他还在那里东张西望,看田野,在思考什么。

   “其仁的感受,总是比任何人都更贴近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微妙”的逻辑与艺术

   在和庙堂咫尺之遥的中国经济学术圈里,周其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譬如,他是一个较少挨公众骂的市场派经济学家;譬如,他多年来一以贯之地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却依然是被中央到地方很多政府部门所倚重的学者,陆续担任过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证监会发申委委员等“显赫”要职;譬如,他和权力一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尽管人们都认为他和新一代的“他们”之间有某种历史渊源。

   人们习惯拿他和动则犯“众怒”的自由派学者张维迎、茅于轼、许小年等相比。他和这几位都是好朋友,只是讲起话来有所不同。而与一些曾为政府政策“背书”的“高参”学者相比,他又以自己的独立而赢得了认可。

   财经作家苏小和曾用《圣经》“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来形容他的分寸感。比喻出自《马太福音》,耶稣在打发门徒外出传道、治病赶鬼前,勉励他们要像鸽子一样良善温柔,又要像蛇一样讲究策略。

   听过周其仁讲座的人,多少领略到其话锋的犀利。他也承认,自己的文字表达与口头表达差别很大,“经常自己的一篇讲话稿也会改上一整天,可能这也是个坏毛病。”

   在他不温不火的文字中,你也清楚地明白,那些“商榷”针对的是哪一类观点、哪一些人。

   周其仁说,自己只追求“把话说准”。

   “什么叫分寸感好?”他略有几分抵触,“所谓分寸感好,一个是说你政治上的谨慎,一个是把话说准确。现在很多人认为不把意见讲过头,就不会引起注意,我认为这有点偏颇的。问题是你说话到底准不准?”

   和周其仁共事4年的学者薛兆丰用“subtle”(义为“微妙”)来形容他的语言风格。“为什么各方面都会买他的账呢。一是因为他的观点都是以事实和经验为依据的,这是最强大的。第二个,就是他的微妙。”

   “他不是好好先生,他不中庸,他只是subtle(微妙)。”薛兆丰笑着分析,“他知道自己的方向,但他要‘说得通’。而且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方的力量在博弈,这些你都不能忽略,你怎么去说服他们,所以,他会表达得很微妙。”

   这样的微妙,自然不会让媒体觉得“过瘾”,因为“不够刺激、不够非黑即白”。

   如果把这种“微妙”,仅仅理解为一种语言层面的修辞,那可能是对周其仁的一种误读。

   一位要求隐去姓名的自由派学者告诉记者,周的特点是不说“正确而无用的话”。“就是没有现实操作性的。大家都知道正确的方向该是什么,问题是怎么去做到?”

   “譬如谈土地私有制问题。几十年过去了,公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已经这么久了,把已经公有化的土地再长期承包给个人或家庭。这中间的过程太复杂了,涉及到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

   “很多学者,包括我,都没有这个耐心,什么增减挂钩等等,光这些名词已多得让人头晕,算了,我就登高一呼:就是要搞私有化或者私有制。反正,方向是对的。”这位学者说:“只有周其仁有这个耐心,具体地去看怎么解决问题,一步一步地去做。”

   2010 年,周其仁带领的国发院综合课题组总结成都城乡统筹改革经验,出版了《还权赋能》研究报告,随后引发了他和湖北“三农”问题学者贺雪峰关于土地私有的持续论争。争论中,贺批他以给农民“确权”(确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房屋产权)的含蓄说法,实质是主张“土地私有化”,是“假不懂”的深谋远虑。

   “我哪里会有话不全说出来?”周其仁辩解说,“我当然知道清晰到家庭的土地产权的含义,但我从来不认为可以经由‘私有化’来实现清晰的土地产权。”

   19年前,周其仁就撰写了论文《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对自1950年以来中国的地权变化进行了研究。

   1950年出台的《土地改革法》明确保护土地私有。1953年的“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家庭。时隔3年,集体化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60条》,把已归农民私有的土地甚至连宅基地都一并收归集体所有。

为了搞清楚当年这“一放一收”是如何完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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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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