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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明:朱子《孝经刊误》析论

更新时间:2015-10-24 08:49:10
作者: 唐文明 (进入专栏)  

   朱子57岁作《孝经刊误》,因文中有怀疑《孝经》真伪之内容,故一般被认为这是一部疑经之作。不过,朱子对《孝经》亦有肯定的一面。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对此有明确辨正。他引朱子《甲寅上封事》和知南康时《示俗文》,然后概括说:“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经》,学者勿以朱子有《刊误》之作,而谓朱子不尊信《孝经》也。” 那么,朱子到底如何看待《孝经》呢?如何恰当地理解并评价朱子对《孝经》的怀疑和肯定呢?我们知道,朱子在作《孝经刊误》时,其思想体系基本上已经成型,而这正是朱子能够对《孝经》做出明确评断的思想基础。如果说朱子的思想体系是以其四书学为核心的,那么,《孝经刊误》的中心议题,就能够被合理地刻画为,如何基于四书学的核心义理对《孝经》做出恰当的评断。就朱子对《孝经》肯定的方面说,《孝经刊误》表达了他试图将《孝经》纳入其四书学的努力,而从《孝经刊误》的后世影响来看,朱子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过,如果考虑到《孝经》本来的思想旨趣,我们不能不说,朱子的理解有很大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孝经刊误》的文本分析来阐明朱子对《孝经》的怀疑和肯定,把握朱子《孝经》学的立论分寸,并结合经学史上的有关看法从一种更为综合的经学观念提出对朱子《孝经》学的重新评价。

  

   一、朱子论《孝经》经文 之失

  

   朱子对《孝经》文本的一个重要理解是分经传。他以古文《孝经》为蓝本,认为前七章(今文《孝经》为前六章)为经,乃“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氏门人之所记”,“其下则或者杂引传记以释经文,乃《孝经》之传也。” 朱子认为,《孝经》文本无论经的部分还是传的部分都存在问题,概括来说就是:“传文固多附会,而经文亦不免有离析、增加之失。”

  

   所谓离析之失,是指经文部分不应分章,因为在朱子看来,经文部分其实是非常连贯的:“盖经之首统论孝之终始,中乃敷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结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应,次第相承,文势连属,脉络通贯,同是一时之言,无可疑者。而后人妄分以为六、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诗》、《书》之文以杂乎其间,使其文意分断间隔,而读者不复得见圣言全体大义,为害不细。”

  

   上面的引文已经谈到了增加之失的问题,即指经文部分两处“子曰”、四处引《诗》和一处引《书》在朱子看来是后人妄加的。增加之失关联于离析之失。经文部分有四处“子曰”,前两处在原来的第一章(《开宗明义章》),清楚地呈现了孔子与曾子问答的语脉,所以朱子认为没有问题,后两处则在原来第二章(《天子章》)和第六章(《庶人章》)的章首,朱子认为是后人为了分章而妄加。 经文部分四处引《诗》,分别在第一章、第三章(《诸侯章》)、第四章(《卿大夫章》)、第五章(《士章》)的章末,一处引《书》则在第二章的章末,朱子认为这些也都是后人为了分章而妄加的,以至于使经文的文意隔断。因此,朱子关于经文部分的整体建议是,“定此六、七章者合为一章,而删去‘子曰’者二,引《书》者一、引《诗》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复经文之旧。”

  

   可以看到,朱子对于经文部分的四处引《诗》和一处引《书》的批评主要着意于这些引用导致了经文的离析这一点,而没有明言这些引用从义理上是否有问题。然而,我们很难由此得出结论说,朱子这里所说的增加之失完全落在离析经文这一点上而无涉于义理。在评价原第八章(《三才章》)章末引《诗》时,朱子曾有“引《诗》亦不亲切”的断语,并建议删去;而在评价原第九章(《孝治章》)、第二十一章(《事君章》)引《诗》时,朱子则有“引《诗》亦无甚失”、“引《诗》亦足以发明移孝事君之意”的断语,并建议保留。那么,是否由此可以合理地推论,对于经文部分的引《诗》和引《书》,朱子亦会认为“不亲切”,既然他已经明确建议将这些引用删去?虽然我们难以找到更进一步的证据,但从朱子思维缜密、立论严谨的一贯风格这一点来推测,这个推论或许可以成立。于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在于:保留或删去经文部分引《诗》和引《书》的内容,会对我们对《孝经》的理解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让我们先从义理相关性的角度分析一下经文部分引《诗》和引《书》的语脉。《开宗明义章》先明言孝为德之本,然后以“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说孝之终始,而章末引用《诗•大雅•文王》中“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之语,呈现的正是“敬祖”与“修德”之间的意蕴关联。《天子章》说天子之孝,所谓“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章末引用《尚书•吕刑》中“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之语,意义相应。《诸侯章》说诸侯之孝,要点在“在上不骄”与“制节谨度”,章末引用《诗•小雅•小旻》中“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语,意义相应。《卿大夫章》说卿大夫之孝,所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章末引用《诗•大雅•烝民》中“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之语,意义相应。同样,《士章》说士之孝,要点在“资于事父以事君”,章末引用《诗•小雅•小宛》中“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之语,意义相应。

  

   从这个简单的分析来看,经文部分的几处引《诗》和引《书》都是切题的。如果要概括一下的话,可以说,经文部分引《诗》、《书》之语突出了一种强烈的危机观念,即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庶人,无论一个人处于何种地位,拥有何种家业,都必须修德以保守之,而所谓孝,正在于此。实际上,将孝的涵义落实于“以德保位、以德守业”上,正是《孝经》的一个重要思想,与之相应的,是一种关乎自己身家性命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确切来说是一种忧患自己因为缺乏德行而可能失去拥有的地位和家业的意识,就是说,这种忧患意识首先关切的是如何保守自己的地位和家业,其次,由于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笃定的信念,即只有修德才能保守自己的地位和家业,所以,这种忧患意识也指向比单纯事亲更广的德行。 在这个意义上说,德行具有明确的功能意义,而忧患主要是针对自我的一种警醒意识。这与我们现在常说的忧患意识不同。我们现在常说的忧患意识往往是指一种关怀苍生的道德意识,这显然是一个后起的概念——尽管其渊源也可以追溯得更早,概而言之与唐、宋思想的转型有明显的关系。《孝经》中呈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实际上是原始儒家的忧患意识,朱子以四书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于此显然有不契之处。

  

   就此而言,朱子批评《孝经》经文部分有离析、增加之失,要点并不在分章与否,而在对《孝经》的核心理解。实际上,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朱子即使不认为分章具有合理性,至少还是会承认分节的合理性,毕竟,从文意、文势来看,经文部分先总说孝之始终,然后分说五等孝,脉络分明,次第清楚,对此难有异议。

  

   二、朱子论《孝经》传文之失

  

   朱子论《孝经》传文之失,主要有次第之失、袭取之失和义理之失三目,而关联于义理之失,朱子还就几处引《诗》提出批评。另外,朱子还论及有一处可能脱简。以下略加论列。

  

   1. 次第之失

  

   朱子基于分经传的理解,认为《孝经》文本的传文部分在次第上有问题。根据他的看法,传文部分的次第应当是这样的:原来的第十六章即《广至德章》“当为传之首章”,因为在朱子看来“此一节释‘至德’‘以顺天下’之意”;原来的第十五章即《广要道章》“当为传之二章”,因为在朱子看来“此一节释‘要道’之意”;原来的第八章即《三才章》“当为传之三章”,因为在朱子看来“此一节盖释‘以顺天下’之意”;原来的第九章即《孝治章》“为传之四章”,因为在朱子看来“此一节释‘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之意”;原来的第十章即《圣治章》“为传之五章”,因为在朱子看来“此一节释‘孝,德之本’之意”;原来的第十一章即《父母生绩章》和第十二章即《孝优劣章》合起来为“传之六章”,因为在朱子看来“此一节释‘教之所由生’之意”; 原来的第十三章即《纪孝行章》为“传之七章”,因为在朱子看来“此一节释‘始于事亲’及‘不敢毁伤’之意”;原来的第十四章即《五刑章》“乃传之八章”,因为在朱子看来“此一节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系于此”;原来的第二十一章即《事君章》“当为传之九章”,因为在朱子看来“此一节释‘忠于事君’之意”;原来的第十七章即《感应章》“当为传之十章”,因为在朱子看来“此一节释‘天子之孝’”;原来的第十八章即《广扬名章》为“传之十一章”,因为在朱子看来“此一节释‘立身扬名’及‘士之孝”;原来的第十九章即《闺门章》为“传之十二章”,因为在朱子看来“此一节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原来的第二十章即《谏诤章》“宜为传之十三章”,朱子认为“此不解经而别发一义”;原来的第二十二章即《丧亲章》宜为“传之十四章”,朱子亦认为其“不解经而别发一义”。对于传文之九、十、十一、十二章的次第,朱子还提出了另外一种理解,即原来的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一章、第十七章分别为传之九、十、十一、十二章。

  

   对次第的重新排定自然关联于义理上的看法,在此我们先对朱子厘定的几章传文与相关经文的对应关系引发的一些问题作一些具体的分析。其中荧荧大者有二。首先,将《广至德章》作为对“至德”的解释,《广要道章》作为对“要道”的解释,《广扬名章》作为对“立身扬名”的解释,看起来是非常对应的,但在文意上反有所曲、反有所失。这里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个“广”字。广要道章最后有“此之谓要道也”之语,看起来本章是整个解释“要道”,但从上下文可知,“此之谓要道也”直接连接于“所敬者寡,所悦者众”,是要说明为什么说礼乐是要道,重点在解释“要道”之“要”,而整章的主旨则是说孝悌与礼乐的关系,指出礼乐即孝悌的推广。实际上,《广要道章》、《广至德章》、《广扬名章》中的“广”,其意思即是“推广”,与一般我们说的“解释”不同,这表达了给《孝经》分章出名的编者的理解,且这个理解与孔、孟喜言的推广扩充义是一致的。就是说,这三章的主题是孝行的推广扩充。关于孝行的推广扩充,还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说:从客观面来说是伦理的推广,如从父子到君臣;从主观面来说是德性的推广,如从孝到忠,从整体的角度来说则是教化的推广。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儒教的公私观念。孔孟喜言的推广扩充义很恰当地刻画了公私之间的界限,其要义一言以蔽之则曰私不破公,公不废私。如果没有了以孝行为本的推广扩充义而直接谈仁者爱人,则其解释非常容易流于爱无差等。

  

其次,将《孝治章》和《圣治章》分别作为对“以顺天下”和“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解释,虽然在义理上有实质的、明确的对应,但在文意上也是另有所曲、另有所失。《孝治章》言明王以孝治天下,《圣治章》言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合在一起看即是说古代的圣王皆成就于孝。像朱子那样将这两章分别作为传之四、五章,虽然仍编排在一起,且在义理上也说得通,但圣与王的关联与区别就变得不明显了,原来包含的对上古到孔子那段从圣王不分到圣王分离的历史的刻画现在也变得不明显了。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直接关系到在历史的维度上如何理解孔子的问题。如果按照《礼运》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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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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