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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明:朱子《孝经刊误》析论

更新时间:2015-10-24 08:49:10
作者: 唐文明 (进入专栏)  
则五帝与三王是两个不同的时期,即大同与小康,大同被刻画为道、德之世,小康被刻画为仁、礼之世,其异缘于时运之不同。对于帝王之德而言,站在儒教的立场上认为没有什么不同(后来厘定出来的道家则不这么看),但其制度则不同,此所谓礼之运也。原来的次序仍然能够揭示出这种历史维度的思考,而朱子的重新分章则极大地弱化了这个历史解释的意味。这里涉及儒学史和经学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实际上是说孔子既是五帝的继承者,也是三王的继承者,孔子所做的工作是将帝王传统融合在一起,一方面重视道德,一方面重视礼乐。如果将七十子到孟子对孔子的绍述放在一起看,那么,孔子将道德、礼乐传统融合在一起的关键是对仁义的发明。礼对应于道,而乐对应于德,而礼乐的基础则在仁义。因此仁义也是对道德的发明。仁义来自于性而呈现于心,这是对德的发明;仁义经由教而实现于礼,这是对道的发明。孔孟发明仁义,又是基于孝悌。所以,更具体一点来说,孔子所做的工作简而言之是以孝悌发明仁义,以仁义发明礼乐,以礼乐发明道德。由此可见,朱子在四书学框架之下以分经传的想法重新编排《孝经》,实际上将孔子的工作扁平化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强调了孔子的重要性,所谓“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如果我们试图为《孝经》本来的章序重新正名的话,仅仅指出朱子重新排列《孝经》章序的缺失还远远不够。辩护者可能会合理地指出,朱子的分经传有其整体的经学理念作支撑,而且从经典诠释中不可回避的视域融合的主题看,上面所指出的缺失或许在后来的诠释处境中并不那么重要。对此,除了诉诸经典的权威这个经学的根本原则外,诉诸理性的思考仍是非常必要的。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基于经学的传统而从正面对《孝经》本来的章序提出一种恰当、合理的理解?这个问题自然也关系到我们对教化及其历史、经典及其诠释处境的更为综合、更为长远的考量。在此我试着提出一个扼要的解答。

  

   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孝经》当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从《开宗明义章》到《圣治章》,主要是对孝的内涵、功用和重要性的整体阐述。 前半部分又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首章,顾名思义,这一章是开宗明义,以至德要道说孝,述孝之始终;第二部分从《天子章》到《庶人章》,说五等孝,其中特别强调了一种与孝德关联在一起的切私性的忧患意识;第三部分从《三才章》到《圣治章》,从宇宙论意义上的三才之道和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圣王理念阐发孝的意义,其中隐含着对孔子功德的重要理解,即以孔子为最后一个圣王。后半部分从《纪孝行章》到末章的《丧亲章》。如果说前半部分主要是对孝的内涵、功用和重要性的整体阐述,集中在从德的层面论孝,那么,后半部分则是专门从行的层面论孝,其中非常重视礼乐对于孝德流行的重要性。因此,如果以分篇来理解《孝经》的话,那么,从《开宗明义章》到《圣治章》可称为《孝德篇》,从《纪孝行章》到《丧亲章》可称为《孝行篇》。

  

   关于德与行的区别,依郑玄的解释,“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只是在区别德与行,而不是在界定德与行。与行相比,“在心”是德的差异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只在内在化的维度上理解德是恰当的。从行的层面谈论《孝经》的重要性的见于《孝经钩命诀》中所载孔子的话:“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郑玄也引用这句话以说明《孝经》的重要性。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孝经》不仅说明了孝的内涵、功用和重要性,且特别关联于位次的不同而阐述了五等孝,更从非常具体的角度阐述了如何行孝的问题。

  

   如果进一步将郑玄区别德行的诠释关联于对《孝经》的理解,还会引发更深层次的问题。《周礼.地官.师氏》云:“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德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郑玄注云:“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至德,中和之德,覆帱持载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敏德,仁义顺时者也。《说命》曰:‘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孝德,尊祖爱亲,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广于孝而行莫尊焉。”贾公彦疏云:“欲见至德、敏德,五帝以上所行,直明在心为德而已,不见其行,孝德是三王以下所行,德行兼见之矣。故三德以孝德为下,故云德有广于孝,则至德、敏德是二德广于孝德也。而行莫尊焉者,三行之中,孝行施于父母为上,顺行、友行施于外人为下。”

  

   《周礼》中的三德、三行思想与《孝经》中的孝德、孝行思想看起来有抵牾之处,但如果仔细对勘,会发现二者可能存在着深层的一致。首先,如果至德、敏德、孝德的确能够用来刻画孔子以前的历史的话,那么,《孝经》的特别之处恰在于以孝德诠释、统摄至德、敏德,也就是说,虽然至德、敏德有广于孝德之处,孝德仍是至德、敏德的根本,这正是《孝经》开宗明义即以孝为先王之至德要道的深意所在,也是《孝经》前半部分(《孝德篇》)的主旨所在。其次,如果说顺行、友行、孝行涵盖了一个人伦理生活的全部领域的话,那么,《孝经》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以孝行来诠释、统摄顺行、友行,也就是说,虽然顺行、友行与孝行对应的生活领域不同,孝行仍是顺行、友行的基础,或者说顺行、友行仍可理解为孝行臻于完善的一个组成部分,故言“行莫尊焉”,这也正是《孝经》后半部分(《孝行篇》)的主旨所在。总而言之,《孝经》的主旨在于论孝何以为下德上行:下德虽然是下德,但广之可达乎上德,所谓通天地、感神明是也,上行自然是上行,故推之可及乎下行,所谓兴礼乐,行教化是也。

  

   至于《孝经》后半部分(《孝行篇》)更具体的次序和脉络,依此可作如下梳理。首先总谈孝行(《纪孝行章》)之意义,从事亲之“五致”,谈到孝行可扩展到友行、顺行,即所谓能事亲方能“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其次承前章谈非孝的可能后果(《五刑章》),以非孝为“大乱之道”。再次谈孝行之推广(《广要道章》、《广至德章》、《广扬名章》),即孝行推广扩充到友行、顺行。其中大可注意者,《广要道章》先于《广至德章》。既然要道主要落实在礼上面,那么,看起来这里的次序是礼先德后。但需要指出的是,《广至德章》中的至德,对应的主体是圣人或王者,并非一般人,就是说,《广要道章》与《广至德章》都是在讲圣人或王者的教化与治理,而就这个教化与治理的过程而言,礼自然具有次序上的优先性和紧迫性,而教化与治理有最佳之效验,才能说是圣人或王者至德之体现。换言之,就圣人或王者而言,德为本,就百姓与庶民而言,礼为先。因此我们看到,在开宗明义的首章是说“至德要道”,先说德后说礼(要道),而在具体讲孝行之推广时则是先《广要道章》后《广至德章》。再次谈到孝行不等于单纯的听从命令,故而有谏诤义(《谏诤章》),且此义于父子、君臣皆有。再次谈到天子广孝之行(《感应章》)和臣下广孝之行(《事君章》),最后全文归约于丧亲之礼(《丧亲章》),为事亲之终,也是孝行中最为隆重之礼。

  

   2. 袭取之失

  

   关于袭取之失,朱子提到的主要有以下三处。

  

   一处是在《三才章》。《三才章》的原文如下: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义,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对此朱子说:“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义’,皆是《春秋左氏传》所载子大叔为赵简子道子产之言,唯易‘礼’字为‘孝’字。而文势反不若彼之通贯,条目反不若彼之完备。明此袭彼,非彼取此,无疑也。” 《左传》对应的原文在昭公二十五年条下:

  

   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犠,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

  

   关于子产这一段话的大义,孔颖达概括得非常清楚:“自‘夫礼’至‘因地之性’言礼本法天地也;自‘生其六气’至‘民失其性’言天用气味声色以养人,不得过其度也;‘是故为礼’以下言圣王制礼以奉天性,不使过其度也。” 两相对照一下可以看出,朱子上面的看法是对的:《左传》所载子产之言与《孝经》所载孔子之言相比,前者的确是文势更为通贯,条目更为完备,因此后者因袭前者的确是无疑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由此一定得出一个对《三才章》彻底否定的结论。实际上《左传》所载子产之言与《三才章》所载孔子之言恰恰可以互相发明。质言之,如果说子产之言主要是以三才说礼的话,那么,孔子之言以三才说孝,恰恰在于表明,礼的本质在于孝。而这其实正是《三才章》前半段的主旨所在:先王基于三才之道而成其政教,即是以孝为本成其政教。礼本于孝的看法在儒学史的整体脉络中自然是站得住脚的,此处不及详论。 而且,即使是朱子,虽然指出了《孝经.三才章》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的因袭关系,但他也认为这一段“文虽非是而理犹可通,存之无害”,所以并没有主张删除,反倒是对《三才章》后半段,他明确建议删除。

  

   第二处是在《孝优劣章》。《孝优劣章》原文如下:

  

   子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所不贵。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对此朱子说:“‘悖礼’以上皆格言,但‘以顺则逆’以下则又杂取《左传》所载季文子、北宫文子之言,与此上文既不相应,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论子产之语,今删去凡九十字。” 《左传》原文中,季文子的话在文公十八年条下:“以训则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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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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