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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中:所谓国体:宪法时刻与梁启超的共和再造

更新时间:2015-10-22 21:25:58
作者: 喻中 (进入专栏)  
由此可以说明,《异哉》作为一篇政论性文献,应当着眼于特定的政治背景来解读。

  

   二、变迁:梁启超对国体的认知过程

   1915年的政治背景是理解《异哉》的一个维度,同样,梁启超写作《异哉》之前的思想状况也值得注意。因为,《异哉》对于“所谓国体问题”的解答,是梁启超国体思想的定型化表达。但是,梁启超在《异哉》中表达的国体思想,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萌生、发展、演进的过程。因此,为了历史地理解《异哉》及其所蕴含的国体思想,有必要就梁启超对于国体的认知过程稍作追溯,以之作为理解《异哉》的一条线索、一道门径。

   在汉语世界里,“国体”一词古已有之。只是,在清末之前,“国体”一词主要是指纲常礼制、朝廷的体统和体面、辅佐国君的大臣。[18]在清朝晚期,虽然在王韬等人的著作中已经提到了“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19]但还未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国体”概念。在宪法学的层面上,最早用汉语论述“国体”概念的中国人,应当首推梁启超。[20]因为,早在1899年,亦即梁启超流亡日本的第二年,他就已经从宪法学的角度论述了国体概念。

   在1899年写成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中,“国体”已经成为梁启超论述的主题。这篇旨在比较中国、欧洲国体异同的文章指出:“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其相同之点最多,即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是也”,换言之,“中国与欧洲之国体,自春秋以前,大略相同。”但是,“自春秋以后,截然相异”。中国与欧洲在国体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欧洲自罗马以后仍为列国,中国自两汉以后永为统一”;另一方面,“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21]在此文中,梁启超把封建、贵族政治、列国、统一、阶级等要素全都置于“国体”的范畴之下。这表明,梁启超此时所说的“国体”,还是一个含混的政治文化概念,还没有被建构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宪法学概念。

   尽管如此,1899年依然是梁启超从宪法学层面上建构“国体”概念的初始之年,构成了梁启超国体思想萌生的源头。因为在同一年,梁启超还写成了一篇宪法学名文—《各国宪法异同论》。在这篇论文中,梁启超从宪法的角度指出,“凡属国家之大典,无论其为专制政体(旧译为君主之国)、为立宪政体(旧译为君民共主之国)、为共和政体(旧译为民主之国),似皆可称为宪法。”此文的第一章专论“政体”,并认为“政体之种类”,“实不外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二大类而已。其中于君主国之内,又分为专制君主、立宪君主之二小类。”不过,“就其实而言之,则今日之共和国,皆有议院之国也。故通称之为立宪政体,无不可也。”[22]在这些论述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国体”概念,但它的具体内容与后来的“国体”概念是交叉的,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

   《各国宪法异同论》区分了三种国家: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这三种国家分别对应于三种政体:专制政体、立宪政体、共和政体。这就是说,政体主要是三种。但是,在关于政体的专论中,梁启超又认为,政体主要包括两类:君主国与共和国。这种关于国家类型的划分,在《异哉》中,是作为国体来描述的。但在此时,梁启超把它们称为政体:君主国代表一类政体,共和国代表另一种政体。由此可见,1899年的梁启超已经熟知“国体”一词,也掌握了“政体”这个概念。但是,一方面,后来的《异哉》中的“所谓国体问题”—君主与共和问题,在1899年之际,还被他称为政体问题。另一方面,政体可以分为三类:专制、立宪、共和,但是如果把专制政体、立宪政体合并起来,统称为君主政体(因为君主政体可以分为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那么,政体就只有两类:君主与共和。概而言之,在《异哉》中讨论的国体问题,在1899年之际,梁启超是作为政体问题来讨论的。此时的梁启超也提出了“国体”的概念,但此时的“国体”概念还是一个含混的政治文化概念。可以说,此时的“国体”概念与它后来要指向的对象之间还是脱节的,还没有建立起彼此对应的关系。

   不过,这种处于含混、错位状态的时间并不长。梁启超很快就形成了关于“国体”概念的新认知。1902年,梁启超在《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一文中指出:“主权或在君或在民,或君民皆同有。以其国体所属而生差别。”[23]这个判断,强调主权归属与国体类型之间的直接联系:主权在君对应于一种国体,主权在民对应于另一种国体。在这里,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君主国体、民主国体的概念。但主权归属取决于国体类型的观念,已经接近于《异哉》阐述的“国体”概念。

   此后,梁启超的国体思想继续发展与演进。1907年,在《政闻社宣言书》中,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阐述国体问题,但反复提及“国体”概念,譬如:“欲改造政府,必以颠覆君统为之前驱。而此派中复分两小派,其一则绝对的不承认有君主,谓必为共和国体,然后良政府可以发生。”[24]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认为只有共和国体才能产生良政府,这并不是梁启超自己的观点,但这句话直接提出了“共和国体”的概念。梁启超自己的观点是:“吾党主张立宪政体,同时主张君主国体”。[25]由此可见:第一,此时的梁启超已经把国体分为两种:共和国体与君主国体,两种国体是相互并列的关系;第二,国体不同于政体,梁启超主张君主国体,同时主张立宪政体,并认为,君主国体与立宪政体是彼此协调的。

   1910年,梁启超借《宪政浅说》一文,对“国体”概念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他说:

   国体之区别,以最高机关所在为标准。前人大率分为君主国体、贵族国体、民主国体之三种。但今者贵族国体,殆已绝迹于世界,所存者惟君主民主两种而已。君主国者,戴一世袭之君主以为元首。苟其无国会,则此为唯一之直接机关,自即为最高机关,可勿深论。即有国会者,亦大抵以最高之权归诸君主。故曰君主国体也。民主国者,人民选举一大统领以为元首,复选举多数议员以组织国会。而要之其最高机关,则为有选举权之国民,故曰民主国体也。[26]

   这是梁启超对于“国体”概念的完整表达:以最高权力的归属划分国体,国体包括君主国体与民主国体。如果君主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那就是君主国体;如果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选举大统领,选举议会成员,那就是民主国体。

   在这里,梁启超不再提共和国体,而是以民主国体取代了1907年提及的共和国体。关于共和国体与民主国体的关系,以及共和与民主的关系,在梁启超的著述中是混用的,共和国体是君主国体的对称,民主国体也是君主国体的对称,民主与共和似乎没有区别。在梁启超看来,民主与共和,无论是作为国体还是作为政体,都只是译法不同而已。在前引《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中,梁启超已经指出,“民主之国”是“共和政体”的“旧译”。但是,“民主”与“共和”分别对应的西语文字还是有区别的,并非译法不同。譬如,在英文中,“民主”是“Democracy” ,“共和”是“Republic”;在法语中,“民主”是“democratie” ,“共和”是“republique”。在西方法政思想史上,民主与共和有实质性的差异。其差异何在?凯尔森(Hans Kelsen)的分析指出:“古代的政治理论区分三种国家形式: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而现代理论也未超出这种三分法。主权权力的组织被引为这种分类的标准。在一个共同体的主权权力属于一个人时,这一政府或宪法就被说作是君主制的。当该权力属于多个人时,这一宪法就被称为共和制的。共和国依靠主权权力属于人民的少数还是多数而成为贵族制或民主制。”[27]按照凯尔森的观点,共和制是关于贵族制与民主制的统称,或者说,贵族制与民主制是共和制所包含的两种形态。假如出现了贵族制不复存在的情况,民主制就是共和制的唯一形态。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梁启超以民主制指代共和制,大体上也是可以成立的。[28]

   此外,在《宪政浅说》中,梁启超还指出,与国体密切相关的是政体,政体也分两类,两类“政体之区别,以直接机关的单复为标准。其仅有一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绝无制限者,谓之专制政体。其有两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相互制限者,谓之立宪政体。大致专制政体,则君主国行之最多,如我国数千年来所行者是也。虽然,民主国家非无专制者。若仅有一国会而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权皆自出焉,则其国会虽由人民选举而成者,亦谓之专制”。[29]这样的政体理论,包括两个核心要点:其一,如果国家只有一个最高权力机关,其它任何机关都不能制约、约束这个机关,那就是专制政体;如果有两个最高权力机关,两个机关之间能够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任何机关都不享有独尊的地位,那就是立宪政体。其二,就国体与政体的关系来看,在君主国体中,可能多数是专制政体,因为任何机关都很难制约君主。但是,也有例外。譬如,在现代英国,虽然是君主国,但却可能是立宪政体。在民主国体中,虽然可能出现立宪政体,但也可能出现专制政体—如果某个机关(即使是议会)居于至高无上、无人制约的地位。譬如,议会绝对主权时代的英国,既是君主国,也是专制政体,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英国,议会主权,议会独尊。

   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梁启超完成了一篇重要的论文《新中国建设问题》。此文认为,“新中国”的建设,焦点在于国体与政体问题。但是,此文所说的“国体”,却不再是君主国体与共和国体,而是单一国体与联邦国体。因为此文第一部分就讲“单一国体与联邦国体”问题,并认为,“国体为一种有机体,非一时所骤能臆造也,其政治现象之变化,必根据于历史。”在单一国体与联邦国体的二元划分中,“德则君主联邦制之代表也;美则民主联邦制之代表也。”[30]梁启超在此所说的“国体”,在当代通行的宪法理论中,是作为国家结构形式来对待的,它的实质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于这样的国体观念,梁启超在1910年的《宪政浅说》中已经略约提及:“有以国家结合形态而区别国体者,则其种类曰单一国,曰复杂国。单一国者,如我中国及英、法、俄、日等皆是”,复杂国“复分二种:一曰君合国,二曰联邦国”,“近世言国法学者,恒以此为聚诉之一端焉。以其与我国国体无关,故不复缕述也。”[31]在1910年,辛亥革命尚未发生,所以单一制、联邦制这样的问题与我国无关。但在辛亥革命的背景下,单一制、联邦制就成了新中国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了。

   《新中国建设问题》认为单一制、联邦制是国体问题,至于政体问题,则是“君主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之问题”。梁启超把共和政体从理论上分为六种:(1)“人民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掌行政实权之共和政体”,以美国为代表;(2)“国会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无责任之共和政体”,以法国为代表;(3)“人民选举终身大统领之共和政体”,以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迪亚斯时代的墨西哥为代表;(4)“不置首长之共和政体”,以瑞士为代表;(5)“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以英国为代表;(6)“虚戴名誉长官之共和政体”,以加拿大为代表。在评析终身大统领的共和政体时,梁启超又说:“此共和政体之最可厌恶者也,何以故?以他种皆为共和立宪政体,独此种为共和专制政体故,谓此种政体可采,度国民必唾吾面。”[32]

   纵观《新中国建设问题》,梁启超的国体、政体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君主制、民主制、共和制都不再是国体问题,都成为了政体问题。中国需要在“君主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在梁启超的思想中,国体与政体到底是指什么呢?

在稍后的1913年,梁启超代表进步党,发表了一篇《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其中第一条是:“中华民国永远定为统一共和国,其主权以本宪法所定之各机关行之。”对于这一宪法条款,梁启超的解释是:“共和上加统一两字者,示别于联邦制也”。其意思是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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