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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新文化运动的后果是培养了几代“转基因中国人

————枕戈与刘强对话“中国圣贤文化”

更新时间:2015-10-21 14:06:25
作者: 刘强   枕戈  

  

   9月5日,中国民间书院首届高峰论坛在上海隆重举行,如此规模的民间书院论坛,或谓乃1840年以来的第一次。同济大学人文通识教育中心主任、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刘强老师在会上作了主题为“我们的书院梦”的开幕致辞。他认为,书院梦是学术梦,贯通文史哲;书院梦是文化梦,出入儒释道;书院梦是教育梦,关系你我他;书院梦是民族梦,承载家国天下!

   在峰会论坛上,刘强老师接受明伦书院聘请,担任名誉山长。随着刘强老师的故交、明伦书院创始人魏东林院长的逝去,他觉得有必要担负这个责任,协助明伦书院弘扬书院精神,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9月12日,刘强老师来到有“潇湘洙泗”、“理学之邦”美誉的湖南,在烈士公园民俗村中大树阴翳、古朴雅致的明伦书院讲学。长沙明伦书院院长周喜丽主持了整个讲学。讲学主题为“竹林七贤与魏晋名士风流”。

   讲学中,刘强老师指出,在天下大乱的民国时代,鲁迅也讲魏晋名士风流,这与竹林七贤有一定的时代相通性。不同的是,竹林七贤虽张扬个性,也批判儒家礼教的形式窒息,但究竟没有五四那样的全盘反传统文化。而鲁迅批判儒教为吃人的礼教,号召青少年少读乃至不读中国书,这在近代反传统浪潮中造成不少恶劣影响。而陈寅恪、钱穆,却在一片反传统浪潮中,卓然挺立,堪称中流砥柱,乃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流人物。我们不能因为近现代中国国力一时衰落,就丧失了风骨,崇洋媚外,做马列子孙或英美儿子,鄙弃中华文化。历史会给这些人物以公正的评价。13日,在典雅优美的明伦书院,大同思想网总编、中道书院执行院长枕戈就中国“圣贤文化”及近代人物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刘强老师。

  

   一、士志于道的“圣贤文化”

  

   1,从自由主义到圣贤之道

   枕戈:我在您的微信里看到,您也曾经喜欢王小波。不少您这个年龄段的学人,都经历过一个传统文化由断裂到回归的历程。能否讲一下您的心路,包括您又是如何接受和回归中华传统文化的?

   刘强:1997年,我从一所中学借调到一个市委组织部(尽管我并非党员),相当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那一年的4月11日,王小波去世了。我很早就关注他,读过他不少小说。当时读他的《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认为他是一个追求人格独立、自我实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文字以杂文的形式出之,谈不上有多少学理,但他有一种理念,就是把西方当作一面镜子,来反观中国文化。他对《论语》、国学也有过一些议论。从这些议论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有反思批判精神,但也难免先入为主,1949以后反传统教育的影响依然存在。顺便说一句,很多自以为先进的年轻人其实都有一种矛盾,一方面他们对现实极其不满,一方面又激进地反传统,殊不知,今天的现实正是一百多年反传统的后果!你所反对的体制,正是靠着反传统起家的,你反传统岂不是步其后尘,食其牙慧?!这在逻辑上明明是不能自洽的,但在实践层面却大行其道。这些愤怒青年一般是“全盘西化”派,他们只想在空间维度上找出路,却忘记了人的成长还有一个时间上的维度,那就是回溯古代,亲近古典。

   除了王小波的书,当时还读了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王小波和陈寅恪,一个是新式的自由主义精神的小说家、杂文家,另一个则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现代知识人的楷模。这两个看似处于两个极端的文化人,同时被我接受到,大概是因为他们表现出了某种相似性。尽管学术的立场和背景有不同,但二人都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点他们是相通的。差不多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导致我最后离开了组织部。

   回过头来看,王小波对我的影响是生动的,但也是短暂的。特别是最近这些年,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我的问题意识或者说致思方向发生了转变,具体说就是从魏晋这个跟自由主义路径特别相似的时段,转到了先秦思想,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虽然我不敢以儒者自居,但这些年,我对近百年主流思想中完全被遮蔽的圣贤之道的确有了一些体会。我所以不以儒家自诩,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就是儒释道在我们的文化里都很重要,儒当然作为中心,但释和道也不可偏废,这是一体两翼,就像三驾马车一样,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一个相对比较丰富的精神世界。

   王小波对我的影响当然不能跟陈寅恪先生相比。如果说王小波代表的是现代,那陈寅恪代表的是一种对传统的守护。你可以说他是个保守主义者,但一个精神上有城可守的人是令人羡慕的,这种文化上的保守也许不入世俗的潮流,但恰恰是更有力量、也更持久的。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都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带有那个因子。大概的心路历程往往是:20岁之前,接受的是红色的、集体主义的或是意识形态的教育;20岁之后,我们接触到更多西方的东西,很多人就成为向往自由主义的现代知识分子;但是随着年龄、阅历以及精神归属不断地改进和发展,就我个人而言,大概在35岁之后,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愿意走中道的状态中。

   枕戈:在传统的儒释道文化中,都比较讲中道。

   刘强:对。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难免会分左中右,左和右都有其价值,但如果要我选择,左和右都不是我的选项,我要捍卫的肯定是中道。而所谓的中道,也还是我们传统的东西。中道不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文化取向或者说哲学立场。传统文化中,佛家讲“中观”,老子也讲“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所以我的字就叫“守中”),儒家更不必说,孔子的道一向都是中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道,是一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大智慧。既然儒释道都走中道,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源头活水引进来,滋养自己,影响身边的人,甚至改良社会呢?

  

   2,士农工商与“士人政府”

   枕戈:您的这个经历,其实在相当多的学者中还是蛮有典型意义的,就比如最近“炙手可热”的秋风老师。既然谈到这个自由的问题,我也稍微延伸一下。西方人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所谓的学术叫“自由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没有什么“自由主义”。但是这个“自由”根本就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有多少的问题。有人讲传统的士人或者知识分子,想仕就仕,想隐就隐,而在山林,山高皇帝远,你说他没有自由吗?自由得很!所以这个自由应该是“度”的问题。所以我常说,“自由主义”仅仅是自由的一种体现形式,甚至比较极端的形式;而“多党选举制”也只是民主的一种体现形式,我更崇尚的却是精英民主。

   另外,我觉得“自由”,或者“精神自由”,跟传统里讲的士农工商的四个阶层有关。工农合在一起是一个阶层;商也是个阶层,传统里面的商是被蔑视的对象;士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但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闹革命以后,其实把士和商的阶层,全部铲掉了,只有工农这个阶层,知识分子也讲阶级出身,完全被同化了。没有独立的士人阶层,当然就称不上有什么“思想的自由”了。

   刘强:我今天下午讲“隐逸之风”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鲁迅曾经对隐士有一个调侃,他写过一篇杂文《隐士》,说所谓的隐士其实也不是真隐士,真正的隐士应该是渔夫和樵夫,他们的著作就是砍柴和打渔。但是我今天就批评了鲁迅的这个观点,因为他就没有注重隐士首先是“士”——你不能把隐士问题当做“三农”问题。

   鲁迅的观点看起来很有思想性、批判性,但是常常混淆概念。因为隐士的士,首先是指士阶层,而士阶层,孔子的解释是“志于道者”为士。他一定是有担当的。所以隐士,不是说我没法做官,而是不愿做官,他跟农民、渔夫、樵夫是两码事,后者是靠着打渔、砍柴吃饭的,而士恰恰是游离于纯粹谋食的阶层,他是要谋道的。隐士其实是“隐居以求其志”。你要说自由,隐士应该是最自由的,对吧?

   其实中国文化的自由,不太强调外在的自由,强调的是一种内在自由。而这种内在的自由有时候不必说,如果一个人自由自在、已经很自由了,何必再标榜自由呢?人恰恰是缺乏“自由”才会提倡。西方提出自由这个价值,恰恰是因为他们长期不自由。漫长的中世纪上千年,他们受到宗教教会的压迫、神学思想的桎梏,恰恰是最不自由的,所以才要启蒙,就是去除“神学”的蒙昧。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一样,它是一个内在自由的文化,就是当你学在己身,你就真的可以不断精进,最后达到像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才是最大的自由。你既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又符合天理、人道,不逾越规范和法度,不影响他人的自由,这种大自由可以说是西方人不可企及的。他们的自由是向外求,而我们的自由是向内求,这么说吧,一个人如果最后真正达到圣贤境界,他就是最大的“自由人”。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圣贤文化”,可是被现在近百年的教育遮蔽了,国人把这个东西取消了,而这个东西是最给力的。我们的文化不太强调“平等”,可是我们有一种大平等,一种动态的平等、平衡。比如五伦关系是转换的,一个人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你既可以做儿子又可以做父亲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那种从容转换的自由度。这个大平等,来自于我们认为人性是善的,而在这个“性本善”的大平等之下,“做好你自己”,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所以,我们的文化有一个内在超越的自由度,而这个恰恰是可以跟西方宗教相媲美的一种大的文化信仰。

   枕戈:如果我们把自由和传统的士农工商联系在一起,在毛泽东时代只有工、农阶层,在邓小平时代,至少把商的阶层恢复了,也甭管商人的品质怎么样。有的人讲官商勾结,但是它作为一个阶层至少存在。现在随着国学的复兴,士的群体慢慢地势必要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只有成为一个阶层才有自己的力量,不然“士”肯定会被工、农所淹没,也会被商所淹没。假如“士”依附于资本的话,就只能为资本家说话,就没有自然的独立性了。一方面民间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志于道、弘道的国学爱好者、学者,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士进入工商业、政府里面去。有了更多的士进入体制内,就可能会重建我们常说的“士人政府”。假如我们走到这一步,中国很多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刘强:这个观点我不是很同意。因为士是“从道不从君”的,《礼记·儒行》中甚至有“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的说法。一个读书人可以因势利导,顺应时势,但还是需要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我的生存空间。目前的吏治状态跟古代不一样,古代是士人、士绅治理社会,就是贤人政治。当时是学而优则仕(这个“优”是“有余力”的意思),所以科举选拔了很多真正有才华、有德性同时又是学者的人才进入官场。可是我们目前这样一个机制,官和学是分开的,并非是尊重士人即知识分子的。当你好不容易进入到政界的时候,那个士的品性差不多已经丧失掉了。

   枕戈:这是本人对未来的政治的一点粗浅理解。但是,你不让贤人进入这个体制的话,这个体制永远改变不了。

   刘强:我个人治学路向可能跟秋风兄不太一样。有一批朋友比较注重政治儒学,和蒋庆先生他们基本上是一脉相承,同气相求。我个人更关注的是文教方面,儒学其实有一个承担教化的功能,我个人对政治不是不关心,但我不太把它作为一个治学的路向去考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枕戈:你既可以有隐的选择,也可以去仕。中国传统中,就有这么一个自由的选择,也不是非得“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刘强:我对仕和隐早就不作选择了,我无心于仕,更谈不上隐。我只希望,一方面从经典中生信心,一方面在学问中安身立命。如果你认为这个道是好的,那你就要尽其所能去弘这个道、传这个道,让更多的后辈或者是孩子能够把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机会去学到的东西传递下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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