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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关于十三五发展若干“理念”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5-10-20 09:43:11
作者: 常修泽 (进入专栏)  

  

   ●人类正处在一个未曾经历的新时代。熟悉的正在变得陌生,愚昧的正在走向文明。中国正处在1919年现代史开启以来“第三波转型”的历史起点。新时代、新征程,以及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需要有新理念。

   ●人本导向,应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理念。“人本导向”针对的是“物本导向”;“人本导向”针对的也是“官本导向”。它不是水中月,镜中花,不能把它变成空洞的口号,而应成为新阶段的切实行动。在规划的各个方面都应体现人本导向的“新思维”,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十三五”期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角色定位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虽然中央已经明确界定,但是在理念和实践中并没有解决。按照有人提出的政府“驾驭论”这个思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市场决定论”势必大打折扣,“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将继续惯性运作。对此很难不让人产生忧虑。应秉持“市决政用”之理念。

   ●对于创新驱动不能做“单向度”的理解。要有全面的把握,我称之为“双驱动”:一则,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二则,通过创新,驱动人自身的发展。新的科技力量正在催生一批新人。要让每一个创新者“心灵放飞”,促进一代新人的成长。

   ●十三五期间,中国将以更大步伐地走向世界,在未来与外部世界更加紧密的交往中,如何在坚持“文明多元”、“文明平等”以及处理好“文明融博问题”的基础上寻求“文明包容”,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加严肃、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人面前。

  

   2015年6月,笔者在写完《人本型结构论》一书之后,来到东北山区某小镇,静心读书和思考问题,其中包括思考中国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问题。

   人类正处在一个未曾经历的新时代。熟悉的正在变得陌生,愚昧的正在走向文明。以“大(大数据)、智(智能化)、移(移动互联)、云(云计算)”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正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趋势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潮流,在封死“修昔底德陷阱”后进一步迅猛发展;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目标的人本主义潮流,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春潮涌动。环顾世界,虽有局部冲突(文明的或非文明的冲突),但和平与发展仍是这个世界的主题。

   中国正处在1919年现代史开启以来“第三波转型”的历史起点。第一波1919年-1949年社会制度转型已经过去;第二波,1978-2013,经济体制转型,虽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以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则从更广阔的层面,开启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全方位转型也即“第三波转型”的新征程。十三五期间,恰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上。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2016-2020五年虽然只占千分之一,但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五年。在这五年中,中国将实现两千多年前《礼记-礼运篇》曾朦胧描绘过、而由中共十六大给予科学内涵界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第一个100年(1921--2020)任务将在十三五期间完成,而第二个100年(1949--2050 )的历史任务也将接踵而至。继往者之业绩,开来者之新局,乃是十三五规划期最显著的特征。

   新时代、新征程,以及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需要有新理念。那么,应该有哪些新理念呢?

   “人本导向”理念

   “十二五”规划,曾经写入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且强调“更加注重”,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但是,尚未把“人本”提到“根本导向”的位置;尤其是,从五年的实践看,人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

   从“理念”上说,这涉及到对“新社会的本质”的把握问题。今年2月,笔者在布鲁塞尔再次观看了1845-1848年马克思流亡比利时时写作《共产党宣言》的地方。对《宣言》,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但在此46年后(1894年),恩格斯单挑出《宣言》中的一句话把它作为“题词”,不知熟悉否?这位导师在给《新纪元》杂志的主编卡内帕回信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并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

   “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笔者把这个情有独钟的思想简称为“人本导向”。在新阶段,包括“十三五”期间,必须把人的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一个根本导向问题。

   --“人本导向”针对的是物本导向。长期以来,中国存在根深蒂固的“GDP崇拜”理念,加之在实践中考核指标体系的扭曲作用,“GDP至上”比较盛行。近年来随着观念更新,“GDP崇拜”有所缓和,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十三五”期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以及对经济增长问题的重视,估计“GDP崇拜”可能会泛起,在此之际,强调人本导向更具现实意义。

   --“人本导向”针对的也是“官本导向”。根据笔者看到的文献,中国第一个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的管仲。但是,他的出发点和导向是什么呢?请看他的原话:“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安,本乱则国危。”(《管子·中篇·霸言》),显然,他是从霸王“本治”角度出发的,这实际上是“官本”导向。究竟是从“本治”出发,还是从“人的解放实质”出发?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本”观。

   “人本导向”不是水中月,镜中花,不能把它变成空洞的口号,而应成为新阶段的切实行动。在“十三五”规划中,建议从三个方面切实落实。

   第一,横向上“全体人”(而不是“部分人”或“多数人”或“大多数人”)。要“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社会共生”。关于“社会共生”,笔者在《包容性改革论》提出:“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那就要切实研究,如何实现“社会共生”?--“穷人”如何不能再穷?富人如何不能出走?中产如何进一步扩大?“一个也不能少”。“十三五”规划要铺陈,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是否“普惠”到“每一个”个人?人文关怀是否达到了可能性边界?还有哪些地方、哪些人群是“短板”?要知道,作为“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前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补短板”可是“十三五”的工作着力点啊。

   第二,纵向上“多代人”(而不仅仅局限于“当代人”),强调“本代公平”与“代际公平”乃至“下代公平”并重。首先,是“本代公平”,坚决遏止本代之间严重的分配不公等现象蔓延;其次要着眼于“代际公平”,绝不能再做那种“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之事;第三,寻求“下代公平”。存量失衡要调整,增量失衡尤需防。不能把封建社会那种“龙凤老鼠”之类血统论机制及其社会结构板结化、长久化,要给草根群体提供公平竞争、同等受到尊重的畅通的上升孔道。

   第三,内核上“多需人”(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等等各种需要,而不是“单需之人”)。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个由“基础人本”向“高端人本”逐步提升、逐步扩展的过程。本着“补短板”的要求,先致力于基础性人本,包括就业、扶贫、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需要;与此同时,寻求进一步实现与人的尊严相关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

   基于上述考虑,在规划的各个方面都应体现人本导向的“新思维”。以结构转型为例,应以“人本型结构论”来推进结构转型:需求结构,核心是提高“居民消费率”和“藏富于民”;供给结构,核心是发展服务业和新兴产业;要素投入结构,核心是“心灵放飞”和造就一代“无限制的新人”;资源环境,核心是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城乡结构,核心是填平城乡之间的制度“鸿沟”;区域结构,核心是区域协调、防止“板块碰撞”。结构转型如是,其他方面也如是。

   坚持人本导向,应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理念。

   “市决政用”理念

   “十三五”期间,一个绕不过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角色定位问题,特别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如果把社会主义制度比做“大家庭”,市场经济比作“媳妇”,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不允许市场经济“媳妇”进门的。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突破性进展,就是允许“媳妇”进门。但进门后她的角色是什么?是“丫鬟”?是“偏房”?还是名正言顺的“媳妇”,还是能够熬成主导的“婆婆”?一直存在争议。估计下一步还会争论不止。

   在这个问题上,30多年来,就理念来说,大体经历三个台阶:

   第一个台阶,1980年代中后期,提出要发挥市场(当时虽未提市场经济,但已提市场)的“重要”作用,但如何重要,并没有“捅破”。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市场不过是个“婢女”而已。

   第二个台阶,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共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后,十六大删除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前提,并加了“在更大程度上”;十七又加上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等等;但三个字--“基础性”一直是个核心命题。应该说,“基础性”比模糊的“重要”要明晰的多,但是“基础性”却留下了很大的漏洞,它容易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在“基础”的上面还有一个“决定”的力量(并没有给市场经济合理的“名分”)。这客观上给“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或称“婆婆干政”提供了一个理论借口。

   第三个台阶,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里最明显的变化是把原来的“基础性”改为“决定性”。它不仅是力度的变化,而且是质的提升,我把此简称为“市决政用”。

   当前面临的问题是,虽然中央已经明确界定,但是,市场经济定位问题在理念上(更不用说在实践上)并没有解决。最近有理论界朋友针对“决定论”,提出“驾驭论”,即政府来“驾驭”市场经济。这就意味着“媳妇”即使在她“能决定的范围内”也不能“自主决定”(更休想熬成“婆婆”)。按照这个思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市场决定论”势必大打折扣,“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将继续惯性运作。对此很难不让人产生忧虑。

   当然,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不能过度夸大解释,市场只能决定它能决定的东西,决定不了它不能决定的东西,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不能形成“市场万能论”。何况,从1774年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论断后,人类文明又向前发展了240多年,市场经济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今天人类实行的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原教旨的市场经济。要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观来看待这一问题。

   “十三五”势必面临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为此,一方面,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以此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问题,真正向政府主导型模式告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沉浸在市场万能的迷思之中,在市场失灵领域发挥政府的应有作用。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和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等。“市决政用”--这是应该确立的理念。

“创新双驱动”理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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