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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苏京春:本轮股市大震荡的透视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5-10-19 09:07:04
作者: 贾康 (进入专栏)   苏京春  
客观上可说做实了“分工框架”,但未必能相应做实“协调机制”——特别是非常时期的应急协调机制。此轮股市大震荡演进中,“猴市”特征已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不同监管部门的口风和步调却远非协调一致,最使市场人士纠结的是某个周末,不同部门陆续传出的不同取向的信号,使已极度敏感的市场氛围几次改变方向,一些市场策略分析师“先后撕掉了三份分析报告”,散户、小股民面对朝秦暮楚的讯息变化“一日三惊”,当时最需要的“清晰引导”,却表现为进退失据,监管当局的协调努力比较低效、紊乱,不利于收敛市场失稳状态。

   本轮股灾负面效应非常明显

   本轮“股灾”从后果来看,负面效应非常明显:一是在短期内毁掉了一批中产阶层,导致财富分配洗牌式重置;二是非理性繁荣迅速转为衰退并且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易出现的“塔西佗陷阱”隐患交互影响,累积矛盾形成激荡;三是股市杠杆导致实体经济受创,催化挤出效应;四是“人造牛市”致使庄家型利益集团强化割据,市场风险与政治风险可能“牵手”;五是救市“多管齐下”引致多维脆弱性,深度裂痕不易弥合。

   财富分配洗牌式重置

   时间很短的股市涨跌大震荡,实际上毁掉了我国的一批中产阶层,个人财富值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奥迪进去奥拓出来”的股民不在少数。“股灾”前一段时期的股市暴涨刺激了社会上群体投机的不良取向,追求一夜暴富的幻想、狂想,导致在行为选择上,一些人、一部分资金放弃实体经济而持续不懈地“全仓”投向虚拟经济,其后的暴跌又几乎于顷刻间使不少中产阶层的股民原来的“纸上富贵”化为乌有、伤及“老本”,丧失中产阶层地位,从而成为财富阶层洗牌式重置。经济网的一份“股民伤情报告”提供的数据是:6月间原持有市值50万-500万元的个人账户有21.3万个“消失”,500万元以上个人账户也有近3万个不见踪迹,当月15日大跌开始前,约有300万个新账户在高点开户入市,可料其中绝大部分资产前景不妙。

   非理性繁荣衰退

   与“塔西佗陷阱”隐患

   在非理性繁荣急剧升温过程中,社会投机心理一波一波不断被激发,直接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暴富狂想,一方面千方百计融资配资蜂拥入市,另一方面丧失踏踏实实的工作心态,放弃全身心投入实体经济、以技术创新和劳动致富的模式——试想在辛苦工作一年而无法与炒股几日收入相比的前提下,谁还会心如止水、踏实工作呢?一旦心态变了,对政府的诉求也会变化,无形中大量散户的认同是“赚了钱缘于自己的本事,赔了钱属于政府的百般不是”。在中等收入阶段难以避免的“塔西佗陷阱”式隐患因子,与随“股灾”而来的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交互影响,实际上对个体行为选择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引导,公信力的雪崩式下滑有可能还会形成后续激荡,因为不少人原抱有“赚一笔是一笔”、抓住眼前利益的极强烈心理预期,一旦落入短期内失去可观财富的状态,在患得患失的投机心理状态下,有可能转入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诉求的轨道,威胁社会稳定。

   实体经济受创催化“挤出效应”

   在股市暴涨阶段,融资配资规模不断飙升直接吹大泡沫,杠杆不断攀升,一方面可能推高实体经济“融资难”中的运行成本,另一方面会直接对实体经济运行所需资本造成较多“挤出效应”,即从实体经济领域“资本搬家”,形同“抽血”。于是,相当一部分无缘挂牌上市公司的实体经济很难直接从股市走牛中获取相应的成长机会,更会使同时作为股市主体和实体经济主体的公司与个人,不可避免地将部分可变现固定资产和营运资金卷入,一旦转为股市泡沫破裂、强制平仓等后果出现,当然会对实体经济造成直接、间接的损害乃至重创。

   庄家型利益集团强化割据

   “人造牛市”这种实为“猴市”且迅速演变为“熊市”的过程中,最具有相对优势来获利的,是有丰富经验的操盘团队和握有操控实力的“庄家型”利益集团,并形成了政府与庄家呼应式互动、对散户一遍遍“剪羊毛”的社会感受。经济网的报告中给出的数据是只占开户数微不足道比重的4300余户亿元以上者,所持市值占比高达66.8%——不排除这些顶级大户中也有些市值严重缩水,但能够成功“逃顶”使大量现金“入袋为安”的占比,肯定大大高于千千万万小股民,客观效应既拉大了“两极分化”,又加强了“庄家型”机构大户、利益集团的割据,难以达成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合意结果,不仅不能如愿刺激消费、拉动实体经济发展、去杠杆等,而且还制造出了新的一些难题。市场风险的背后,可能是与政治风险连线牵手。

   深度裂痕不易弥合

   政府无奈救市时,措施“多管齐下”,在其必要性和积极作用之外,也确实会带来负面效应,引致市场多维脆弱性:一是通过大量资金投入来强力操作,进一步突出强调了政府的强势角色和强力作用,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路线形成悖反;加大市场扭曲,削弱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二是“暴力”出手稳定市场也会给一些留守及有经验的投机者带来契机,跟随政策变化进行短炒,导致长线、价值理念投资行为被挤出,股票市场运行中操作特征更加超短期化;三是走在了违反市场经济运行规则、法治及契约精神的非常之策上,虽属救急的短期操作,但损害市场信心与信誉,从长期视角、宏观视角、体制机制视角看,所刻划的深度裂痕,过后也不易弥合。一系列救市举措过后,股市如何自我稳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如何发挥好、对股民的风险教育如何实施等等,仍困难不少,许多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有论者甚至指出,突如其来的股市暴涨暴跌,或许会干扰我国人民币(6.3522, 0.0000, 0.00%)国际化(以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为关键)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

   四点建议

   1.达成长期慢牛的根本之策:以实质性改革支撑成长性与培育健康化市场、活力型企业

   股票流通市场的基本作用是为了有利于实体企业在其中筹措长期资金,以优化资源流动配置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实现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以支撑实体经济企业的健康成长、持续发展,才是我国股票市场呈现长期利好的根本之所在。没有基本面的“经济牛”和实质性的“改革牛”,仅靠所谓“政策牛”、“资金牛”、“消息牛”等等,势必都是短期的支持和易于泡沫化的因素。在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攻坚克难、经济结构调整要经受阵痛、对外战略调整积极启动方兴未艾的复杂时期,本轮“股灾”所经历的前段短期快牛(“疯牛”和“癫猴”),并非是为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所需要和所能正常承受的。总结与反思中,一方面亟须扭转在看待股市时先入为主的“支持走牛而使百姓满意”这种本末倒置的思维倾向,另一方面亟须实质性地抓住抓好改革攻坚克难、解放生产力而助益实体经济和股市成长性这个“牛鼻子”,从而可以市场的力量为主培育健康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等实实在在的进步,达成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稳固经济增长的根本,从而才能够在长期时间视界内、在股票市场上生成长期慢牛的健康表现。

   2.清除结构错配的根源:化解市场安排中的机制性纠结扭曲

   我国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体制运行与结构格局中是存在纠结扭曲的,诸如对债市、股市融资和再融资过强的行政“一刀切”式管制,尽管在初衷上确有安全、稳定等积极意图,但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实体企业往往不易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股市也不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稳定和自我调节。与此同时,一方面资本市场层级、种类、产品仍较单一,大体量的资金流主要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两大领域之间流动;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价格不断推高,不论明沟暗渠,“借壳”与否,实际上资金都不易较低成本地真正到达实体经济部分。为清除这种结构错配,需在大格局上化解机制纠结扭曲,于问题导向下针对性地增加有效制度供给,而不是仅仅侧重于流动性的总量调节与一般性的面上鼓励。在理顺资本市场体系与结构(包括债市)和企业上市机制等制度建设前提下,辅以货币政策等的合理配合,才能如愿达成合意结果。

   3.对冲市场主体非理性的关键:政府理性地发挥引导作用和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作用,优化改造“分业监管”框架

   若从人性趋利角度来看,股市所具有的较高风险、较高收益特征,显然对一部分投资和市场主体充满吸引力,往往成为动物精神、理性预期失灵等主导下群体非理性行为的集中地,一定意义上也属必然。对冲这种非理性的关键,就在于积极管理引导相关人群的预期、培育健康的投资心理,通过管理部门的积极引导使投资者行为尽可能理性化。从暴富狂想与非理性选择、塔西佗陷阱(实与民粹情绪相伴相生)等因素的激荡来看,我们在长期视角中应更注重引导股民形成正确的财富观,适当减轻民众投机心理,除了正确的舆论导向、知识普及、风险警示宣传等市场预期管理之外,通过资本市场的改革为资金构建更好的容纳场所,使长线健康投资成为可能,也需正确总结经验优化政府监管、调控体系来清除监管错配。我国“一行三会”的分工监管如何优化改造,已是此次动荡之后反思中的应有命题。

   4.政府发力重点和应急举措需尊重市场逻辑,优化游戏规则

   如华生教授指出,从西方股市几百年历史来看,早已形成以市盈率、市净率、换手率作为衡量股市泡沫尺度的一般模式,如忽视通盘权衡判断,将股市简单作为一个短期眼界下能否让老百姓赚钱的场所来理解,极易陷入“一厢情愿”,而与市场规律南辕北辙。政府的职责主要应定位于尊重市场,依法监管,让市场的配置功能正常发挥而能够总体上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于规则合理公正的前提下监管到位,便可使投资者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也会最大限度地减少“无奈救市”局面出现的可能性。当然,股市无万全之策,假如不得已之下强力救市的事态再次出现,救市中政府发力的重点和基本立场,仍应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市场规则和法治契约,这时盯着指数救市,当然情有可原,但非常时期“救市”的决策思维,其实不应是某个指数水平或只是以权重股的操作速“达标”,而应是市场功能得以维持的底线。所以,应借助合理的综合性分析,在操作中聚焦于市场不至失效的界限,而求系统性“维稳”的结果。

   在此,关联两个敏感词的认识很有必要提及,一是关于“恶意做空”:投资者做多做空皆为利益驱使,在准确认定到底某一动作是“恶意”还是“善意”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国际实践中即使对索罗斯式“金融大鳄”们的兴风作浪,也无以罪名认定成功而藉此予以惩处的先例。监管部门的思维逻辑与核心概念,还是应当回归“违规与否”的命题,依法打击内幕交易等违规行为。二是关于“阴谋”:应当说监管部门之外的其他入市者“暗中策划”式的股市操作决策及相关操作要领,必以“商业秘密”形式普遍存在,与其于“股灾”发生后将其归之于这些主体的“阴谋”使然,不如直接诉诸于管理部门的违规调查(以示严格市场规则)并同时检讨市场规则的漏洞与欠缺(以求“亡羊补牢”)。动辄按照运动式粉碎敌对势力的思维方式摆出姿态或处理股市波动问题,并不符合塑造监管理性、体现监管水平的市场经济时代要求。索罗斯兴风作浪后的名言是援引谚语“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管理部门的市场建设在开放条件下,惟有选择“制度自强”:政府发力的重点始终要放在以制度、规则、手段的合理化封堵可能的漏洞和缝隙之上。

   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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