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林红:黄宗羲民本思想的再认识

更新时间:2015-10-19 01:09:30
作者: 林红  
黄宗羲认为都是为了君主一家一姓的利益,他列举了秦、汉、宋等朝代在立郡县、建藩镇、解方镇等方面的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根本没有考虑人民的利益,认为“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因此,这样的后世之法就是“非法之法”,它“藏天下于筐箧者也”,“桎梏天下人之手足”。秦汉以后的种种社会危机和政治弊病都是由这种只考虑君主统治利益而不顾及万民的法律制度造成的。黄宗羲从立法方面揭露了君主专制的私天下本质,他的批判可谓激烈,足见其对家天下、一家之法的痛恨。

   传统儒家讲求礼治,崇尚德政,认为治乱之道重在治人,正所谓“内圣外王”与“修齐治平”,对治法即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以维护统治秩序并不是十分注重,重“正德”而轻“立制”。荀子倒是融合了部分法家的思想,但是仍然对“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的情形倍感无奈,仍然重视治人。黄宗羲没有离开这个传统太远,本质上也重视治人,所以他说“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舍仁义更无他道”[25],他说的天下之法是由贤明的君主制定的,所看重的当然还是人的德性。但是,毕竟荀子之世去古不远,三代之法还有些影响,而黄宗羲认为他所在的时代,以天下为己任的三代之法早已荡然无存,当务之急是恢复“三代之法”,然后再去寻找能够执行这套法律的能治之人[26]。黄宗羲不同意“有治人无治法”的主张,在《原法》中特别提出“有治法而后治人”,即先要有合理的好的政治制度——天下之法,然后才会有政治制度下的“治人”,而有了天下之法,“法正则民悫”[27],更重要的是,君主就要按天下人的意志行事,对于后世之君的权力有约束作用。总体上看,黄宗羲仍然重视正德之事,因此,治法之后还是要回归治人,但已开始考虑从“立制”的角度来解决政治问题(包括他的置相、学校等建议)[28],这一点对于传统儒家民本思想也是有所超越的。

   四、“切于民用”的“工商皆本”主张

   儒家民本传统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主张是“重农抑商”“以农为本”,这一主张自秦汉以降已实践了两千年,保障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作为结果,农业得到高度强调,而工商等末业一直备受歧视和打击。但是到了黄宗羲生活的时代,情况有了较大的不同。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工商业发展的空间有所扩展,尤其是黄宗羲所生活的浙东地区有着较浓厚的区域商贸文化传统,商业活动和商品流通比较发达,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渐趋扩大,而学术上有重要影响的浙东学人通过著述和文论,都强调了工商业的意义,如王阳明认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应该从事的职业,因此提出了“四民平等”,认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29],他质疑“商独非吾民乎?”极力主张维护商人的利益。

   黄宗羲受到浙东学人主张发展工商业的影响,也著文提出了他对工商业的主张,他在《财计》篇中这样讨论工商业的重要性,“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亡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30]。在黄宗羲看来,工商业有助于圣王之业,而圣王之业就是为天下万民谋利益。他认为判断一个行业是不是本业,应该看它是否切于民用,而切于民用,适应老百姓需要的行业不限于农业,也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工商业。虽然工商业中也确有部分不切于民用的情况,如他指出的“为佛而货”“为巫而货”“为倡优而货”“为奇技淫巧而货”等现象都是不切于民用的,可以算是真的末业,排除了这些部分,工商业总体来说应该是积极和有利的,可以“切于民用”,和农业一样都是本业,因为它不仅可以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而且也可以吸纳失地农民,为他们提供谋生之道,同样可以达到富民、养民的目的,也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

   在明末清初之际,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从事工商业人口的不断增加,他超越了仅以农民为民的传统视野,认为同样可以创造和增长财富的工商业也关乎“万民之忧乐”,提醒统治者应该从“为天下”的角度而不是“为一姓”的角度考量各项经济社会政策。从动机来说,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经济主张一方面是为君主寻找更有效、更反映民意民情的“养民”之策,另一方面是将他所感受到的繁荣的工商业纳入本业范围以保障基本的政治经济秩序。从黄宗羲对三代之治的推崇可知,虽然“天下为主,君为客”,但他始终主张由明君治民,治民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在物质上养民,所谓切于民用更多的就是物质生产的意义,所以治民就是确定政治允许的养民范围,原来工商业不在内,但如果这种人民自养的活动发展太快,超出范围太多的话,君主治民就面临困难,于是“政治就不再保持沉默,就要进行强制干预,把经济活动重新纳入‘本’的范围内”[31],黄宗羲之前的儒家民本思想家都有较具体和丰富的指导君主如何养民、惠民、富民的社会经济主张,虽然黄宗羲也有关于田制、赋税、货币和差役方面的经济思想,相对来说,在整个思想体系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他更感兴趣的是在一个兼有心学与经世致用等内涵的哲学框架下高屋建瓴地论述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思想主轴是有继承有创新的“民主君客”观,以“万民之忧乐”为“天下之治乱”的标准。黄宗羲的经济思想之所以远不如“民主君客”论那样被后人关注,是因为这些思想只是他的民本政治思想在经济社会领域的阐发,总体上是服务于“民主君客”的政治思想。

   五、黄宗羲民本思想的局限与被误读

   梁启超说过《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怪书[32],这或许说明后人在认识黄宗羲思想上的复杂性。黄宗羲是对近代中国民主思想演进最具影响力的古代思想家之一,也是当代学术讨论中关注和争议较多的一位古代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总体来说很清晰,他设计的政治理想国以三代为楷模,有一位圣明君主,认识到“天下为主,君为客”,制定天下之法,和辅佐他的大臣一起共同治理天下,服务万民。事实上,考虑到后世之君确实难有先王的德性,黄宗羲的许多主张其实旨在适当地限制或削弱君权,除了上述的治法主张外,他的关于置相、学校的主张都包含某种约束君权的意图,都服务于他的理想政治。

   黄宗羲民本思想较之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有新内涵、新超越,学界基本已有共识,认为他的思想达到了中国民本思想的新高度,他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启蒙意义的社会改革主张,也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人们甚至认为他的民本思想对于推动当代民主政治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3]。但是,这些共识并不能掩盖人们在判断他的政治思想的性质方面存在巨大分歧。根据2006年4月在浙江余姚召开的规模盛大的“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成果,分歧主要在于能否判断他的思想具有民主性。学者们认为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可能是以下四种的一种:(1)并没有实现真正超越的传统民本主义;(2)民主启蒙学说;(3)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4)实现了超越传统的民主性民本思想即新民本[34]。关于黄宗羲民本思想与民主的关系,是另一个复杂话题,本文一时难以做出简单的判断,但是,以上所讨论的民本思想内容可以提供一些判断的佐证,即黄宗羲反对的是君主专制制度本身还是三代之后的专制恶君?

   黄宗羲强调民之于君的意义,重视君主的德性修为,但同样兼有浓厚的儒家等级观念,在君、民之间仍然有上、下的等级区别,天下虽然是万民所有,却不是万民可以管理,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没有德性,需要教与养,实质上仍然是一个被动的社会主体。不管被黄宗羲无限崇拜的经典时代三代盛世是否存在过,在他设计的理想政治生活中,他强调和关注最多的仍然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君主,说到底,黄宗羲的这一套理论是为明君准备的,正如他的书名所暗含之意,是一种回归开明时代的治道之术,他同样怀揣儒家的尊君思想,只不过他尊的是三代明君而已。

   黄宗羲的民本追求的是圣王“以民为主”的理想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治国之道,这种理想政治在三代的开明君主制之下曾经出现过。他曾说:“余尝为《待访录》,思复三代之治。”[35]三代之治的理想政治背后包含有强烈的尊君(明君)思想,黄宗羲不反对君主,不反对由圣君明主治理天下,他反对的是背离了他的理想政治的后世之君,他的现实批判落在了具体的专制君主身上,他说的“君者,天下之大害也”,以及“向使无君”之说都指向具体的后世君主。说到底,黄宗羲不是要“非君”,而是想通过“原君”找到理想化的君主原型,并没有上升到批判这些君主所依托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本身。

   在黄宗羲所处的17世纪,东西方政治隔绝,没有思想交流,他不可能知道有民主政治这类东西,他的宏大的“公天下”理想只是对君主而言,万民的主体作用和具体权利他讨论得很少,民是天下的主人,却是民本政治的客体,他设计的具有政治参与意义的“学校”也只是对士绅和知识阶级开放。因此,黄宗羲所坚持的政治理想并没有超出“君主民本”的范围,他对现实的批判是主张回归经典时代,托三代之古,改后世之制。

   《明夷待访录》问世后,由于其思想激进,不能见容于当朝,在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在清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为人所知。直到清末,又一轮“朝代更替”之际,黄宗羲的这一套思想才受到了清末改良派、革命派的高度关注和大加赞赏,甚至被誉为近代民主思想的启蒙,谭嗣同等人还把《原君》等名篇节抄并散发,作为宣传民主共和的工具,批判封建君主专制,这反映了当时改良派亟须从传统资源中寻找支撑近代反专制主义的思想资源,为其启蒙运动构建思想传承和认同,因而有片面解读之嫌。归根结底,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想不是一个轨道上的东西,即使被后人誉为有革命性内涵的“新民本”,也终究开不出近现代的民主之花。

   [收稿日期]2014-05-23

   参考文献:

   [1]季学源,桂兴沅.明夷待访录导读[M].成都:巴蜀书社,1992:20.

   [2][3][4][6][7][8][9][10][13][15][16][17][19][21][22][24][25][30][35]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2、2~3、2~3、2、3、10、6、4、5、3、5、5、4~5、6、6、6~7、7、40~41、192.

   [5]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56.

   [11]周桂钿.春秋繁露·基义[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479.

   [12]朱熹.河南程氏遗书(卷五)[M].

   [14]方向东.贾谊新书集解(大政下)[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22.

   [18]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179.

   [20][28]李存山.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兼评所谓“民本的极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6):1~8.

   [23][31]张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50、288.

   [26]俞荣根.黄宗羲的“治法”思想再研究[J].重庆社会科学,2006,(4):88~92.

   [27]司马迁.史记·孝文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419.

   [29]王阳明.节阉方公墓表·王阳明全集(卷二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41.

   [3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56.

   [33]吴光.黄宗羲民本思想研究的新高度[J].探索与争鸣,2006,(6):50~52.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chenhaoch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2977.html
文章来源:《学习论坛》(郑州)2014年第20149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