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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建民:周恩来与长崎国旗事件后的对日外交

更新时间:2015-10-16 11:30:30
作者: 祁建民  
也不道歉。这两件事情对比起来,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很大的愤慨”。(14)周恩来还指出:日本政府对第四次贸易协定中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也不给予批准,使贸易协定不能成立,这也是直接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那就是岸信介不仅在经济上,还在政治上敌视中国”(15)。在另外一个场合,周恩来又说:制造长崎国旗事件的人,是一些在台湾问题上有军国主义感情的人,这些军国主义分子“对蒋介石有好感,对中国人民没有好感”,“他们仍想复活军国主义”(16)。

  

   对于长崎国旗事件及日本政府的立场,中国政府采取了强硬措施。5月8日,中国政府决定停止签发对日进出口许可证。此前,中国五矿进出口公司和中国矿产公司已电召他们正在日本的代表团立即回国。5月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就中日关系发表谈话,严厉指出:“岸信介政府纵容暴徒在长崎侮辱中国国旗事件,说明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态度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他“一方面表示要扩大中国贸易,以图从中国捞取经济实惠,但是,另一方面却粗暴地破坏中日贸易协定,在长崎放纵暴徒侮辱中国国旗”。(17)中国外交部档案显示,该谈话是经过中国最高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审阅的。当日,中国官方上海电台电告日本各主要公司,一切合同宣告无效。同时,陈毅在会见外国记者时也宣布:从5月11日起,断绝中日之间一切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根据日方统计,由此造成契约无法履行1262件,涉及110家公司,金额达3500万镑。(18)日方说,中方还在东海上开始严厉缉拿进入禁渔区的日本渔船。7月6日,中国红十字会告知日本:在岸信介首相改变敌视中国态度之前,大量遣返日人工作将予停止。由此,“1952年6月由于高良、帆足等努力打开的渠道,终于已经开始发展的友好交流,被完全断绝了”(19)。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倒退。

  

   二、长崎国旗事件后的对日外交

  

   在中日关系处于严重局面的情况下,1958年6月12日,岸信介第二届内阁成立,继续重申其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贸易活动,但又不予正式外交承认的政策。对此,中国政府进行坚决斗争,揭露岸信介玩弄骗局的政策。

  

   6月19日,日本官房长官赤城宗德在记者会上表示,不改变日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但主张日本政府应采取积极步骤,恢复与北京的贸易。但是,8月29日,日本政府对社会党议员佐多忠隆从北京带回的中国所提出的打开中日紧张关系之六项条件表态,认为完全办不到,并指责此六项条件无异是要日本完全投降。这六项条件是:(1)终止日本对北京的敌视政策,不再反复;(2)停止参与“两个中国”阴谋;(3)日本政府停止阻碍日本人民使东京、北京外交正常化之努力;(4)对长崎扯落旗帜事件,采取适当步骤(具体包括:日本政府派一正式代表团前往长崎,在那里悬起中国国旗;对扯下旗帜者,依侮辱国旗例严厉处罚;派正式代表团赴北京,为扯旗事件道歉);(5)为了证明停止“两个中国”的阴谋,必须按以下形式发表声明,不能缺少一个文字,即“日本政府希望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关系并为此努力”;(6)在履行以上行动后,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团前往北京,就今后问题进行商谈,代表团的形式和人数由日本政府决定。(20)根据日方记载,在直接向日方提出六项条件时,廖承志还说:这种状态不会很长,希望日本有关公司和中小企业忍耐一下,不过,对于中国来说,五年十年也能忍受,并不会感到一点痛痒。(21)这表明了中方的坚定态度。

  

   但是,日本还要开展对中贸易。1959年1月21日,岸信介向报界承认,日本政府希望与北京建立经济及文化关系,并考虑改变其目前之观望政策,以解决贸易僵局,但仍否认有牺牲台湾方面关系之任何意图。1月25日,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在演说中提到,建议与中国举行恢复贸易之大使级谈判,并愿意在政府协定下恢复贸易。

  

   这时,日本还通过苏联向中方解释其外交政策。1958年10月,日本驻苏联使馆公使衔参赞都村新次郎对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贾丕才说:中国政府在考虑日中关系的问题时应该顾及日本的处境;日本政府认为,现在形成了“两个中国”,它打算在同台湾保持关系的同时,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22)12月10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将11月29日苏联驻日大使费德林同日本官房长官赤城宗德(中国外交部档案写为“赤木”,下同——引者注)的谈话纪要交给中方。赤城宗德说:日本切望同中国和其他邻国发展友好关系,并请求苏联协助改进中日关系。(23)他还说:在一次议会会议上,岸信介首相就中国国旗事件公开表示遗憾,虽然没有向中国送交书面的抱歉文件,却是因为日本政府不认为这种形式是妥当的;但这些愿望碰到了中国方面气势汹汹的言行,北京不断地刮来冷风,日本人认为这是对日本施加压力。(24)在回答是否放弃“两个中国”政策时,他说:他过去发表的“承认存在两个中国”的声明是错误的;但日本政府不可能忽视现状,虽然很困难;对“两个中国”情况作出法律的解释,可能会导致干涉别国内政(25)。另外,他还说:陈毅元帅不久前的声明实在太过分了(26)。他还声明:他们的意见反映政府的观点,虽然就此问题政府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27)中国外交部档案显示,该文件很快抄送给“主席、少奇、恩来、朱德、陈云、林彪”等中国最高领导人,可见中方对此的高度重视。

  

   但是,中国方面对于岸信介政府既要恢复同中国的贸易,又敌视中国的做法,继续予以严厉谴责。1959年2月15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秘书长萧方洲在接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宿谷荣一时指出:中国人民看透了岸信介的骗局,他不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则恢复中日贸易断无可能。当日,岸信介曾告诉记者,他正考虑向中共试探,与其举行大使级会谈。但是,2月16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题为《岸信介的姿态骗不了人》的观察家评论。3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浅沼稻次郎一行时说:岸信介如果想做买卖,就应该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这要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障碍不在我们方面。(28)

  

   不过,为了照顾日本一些中小企业的困难,中国政府采取了灵活政策。1959年2月12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会理事长安井郁等时说:“我们对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对它的经济困难是同情的。中小企业中确因贸易中断而发生困难,如有进步团体介绍和保证,个别来往,而数量又不大,可以考虑,但是不能为日本政府所利用”(29)。2月17日,日本“总评”事务局长岩井章由北京返回东京,向有关部门报告称:周恩来总理曾表示,愿由日“总评”担任中间人与日本中小商人恢复一部分贸易。此前,日本社会党曾介绍日本甘草协会来华,并于1958年8月23日达成协议。日方在香港同中国华润公司签订合同,由中方提供滑石600吨,甘草20吨。(30)1959年5月28日,中国全国总工会同日本“总评”介绍来中国洽谈生漆和栗子两种照顾物资供应问题的日本中国产生漆需给恳话会、日本甘栗加工商业协同组合的代表在广州谈妥,由中方供应日本20吨生漆,100吨栗子。(31)但是,日本政府却表示:将对此类贸易加以限制。(32)

  

   对于日本政界一些要求恢复中日关系的努力,中国政府也作出真诚回应。1959年6月8日,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访华时,曾转来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于6月4日致周总理的信件。石桥湛山在信中说:最近两年半来日中关系比当时还要恶化,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仅仅是我们两国国民,对于世界也是非常不幸的;我虽然病后,但是无论什么时间都可访问阁下。(33)对于石桥湛山的来信,周恩来批示:“决定原则同意他来,由廖主任名义给他回复。”(34)6月21日,廖承志向石桥湛山回信,转达了周恩来欢迎其来访的表态。8月22日,周恩来又亲自致信石桥湛山说:我赞同阁下关于中日友好维护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不仅如此,这种愿望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35)在此期间,周恩来还邀请日本自民党顾问、前文部大臣松村谦三访华。(36)8月28日,岸信介也表示:原则上不反对前首相石桥湛山和前文部大臣松村谦三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前往中国大陆访问。

  

   9月9日,石桥湛山到达北京。周恩来与陈毅在会见他时说:中日要恢复正常关系,日本政府必须排除敌视中国的政策,摆脱外来干涉,并且保证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7)但是,岸信介在对华问题上却依然搞两面派政策。石桥在回国并与岸信介等会晤后,对记者说:岸首相表示同意双方交互访问,但日本政府无意接受中国所提政治与贸易不可分之要求,并不准备改变现政府对台湾与美国之政策。10月20日,日本自民党顾问、前文部大臣松村谦三到达北京。周恩来在会见他时说:日本国内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令人担心,美日修改《美日安全条约》的目的是逐步使日本军国主义化,并更加敌视中国。中方还将以周总理名义正式邀请日本前通商产业大臣高崎达之助的信件交由松村谦三代转。

  

   在与日本这些政治家交流的同时,中国政府对岸信介继续保持高压态势。1958年11月23日,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致电日本工商业者要求立即恢复中日贸易大会,重申“只有岸信介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罪恶政策,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中日贸易关系才能恢复”(38)。1959年5月7日,中国驻柬埔寨使馆致电外交部,请示:日外相藤山爱一郎访柬,柬政府组织我迎送,我不参加;另,日驻柬大使奉调回国,因他是使团长,我们拟参加欢送活动。(39)中国外交部复电:“岸信介仍在坚持敌视我国政策,为保持压力,不宜同日使馆人员来往。但日大使系使团团长,使团组织的欢送活动可适当参加。”(40)6月17日,中国驻波兰使馆致电外交部:日本使馆一秘要非正式访问我参赞,使馆应如何处理?(41)6月20日,外交部告使馆:日一秘可能是日外务省前中国科科长冈田晃,冈田此次调波兰的可能是,就中日关系问题向我刺探,了解中美谈判的情况,作为日政府考虑中国问题的参考;日一秘要求接触系岸信介两面手法的一部分,我应不加理睬,继续对岸施加压力。(42)8月17日,广东外事处致电外交部:日驻港副领事2人曾到港中旅社询问想来我国参观事,应如何对待?(43)8月22日,外交部复电广东外事处:应拒绝;如日副领事再来问港中旅社,可告,业经请示国内,有关方面认为,由于日本岸信介政府对中国采取不友好的态度政策,不能同意你们的要求。(44)

  

   1960年4月10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岸信介政府一天不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日关系就一天不可能改善。中日关系目前的不正常状态,其责任完全在于岸信介政府”。(45)6月17日,周恩来在廖承志关于目前反美斗争具体安排报告的批示稿中,在“口号”一项中增写了“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岸信介血腥统治的民主斗争”等内容。(46)

  

1960年7月18日,池田勇人当选日本新首相。中日关系开始出现转机。日本通产大臣石井光次郎在7月25日声称:日本需要与中共贸易,但目前还不是开始贸易的时候。但是,在同日,日方又称:日本不反对中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率代表团访日。7月29日,刘宁一率中国代表团前往东京参加日本工会“总评”第15次定期大会及第六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全面裁军世界大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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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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