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史书美 李善修:林徽因、凌淑华和汪曾祺

——京派作家的现代性

更新时间:2015-10-14 23:21:51
作者: 史书美   李善修  

   我们可以从她对传统闺怨诗主题的再处理手法中听到她的这种双重语调。男性作家也写闺怨诗,但一般说来,男性作家用男性声音写作闺怨诗是由于政治上受到排挤,他们常常用这种形式作为媒介来表达或暗示他们在政治上的遭遇和情怀,至于女诗人则用这种形式表达她们作为女性的感受和渴望。闺怨诗的抒情主人公常常是一位漂亮的女人,因种种原因被她的情人或丈夫抛弃,她深居在闺房之中,常常倚在闺房的窗口朝外张望。这也是她的一种内心情感的表现〔19〕。凌虽然也把她的女性人物安排在这样的位置上,以这种心情出现,但她把这种情景精巧地交织在一起,有强烈的破坏性内涵。

   在她的许多小说中,她经常把闺中倦怠的女人和户外盛开的鲜花相对比,来说明闺中是令人窒息的监狱。在《绣枕》(1925)这篇作品中,以“在阳光下盛开的大红石榴花”为喻嘲讽了闺房中无精打采的绣女。在《吃茶》(1925)这篇作品中,“红色的玫瑰沐浴着阳光看上去格外明快”。这与衣着过时,已到出嫁年龄,而渴望结婚的女人形成了对比。在《春天》(1926)这篇作品中,闺房中倦怠的少妇遥望窗外,她感到烦恼,因为窗外路边的酸苹果树上挂满了鲜花,招来了蝴蝶和蜜蜂,这棵树看上去象一位头上戴满鲜花的少妇〔20〕。尤其是在《吃茶》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位名叫芳影(意即美丽的影子)的古典式闺房美人,她孤芳自怜,常常望着镜中的自己,吟诵赞美女人的古典诗歌。她用一套过时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美不美,她的活动被限制在属于女性的闺中。凌表明了这些女性人物是如何情愿接受这种户内生活,这种近乎于死一般的生活,从而暴露出家族制度的弊害——正是家族制度诱迫妇女过这样一种生活。在《春天》里,凌进一步反仿了倚窗少妇的主题,在她笔下的倚窗少妇渴求别的男人胜于自己的丈夫,她因此而被视为违反了闺中的生活准则。

   用讽刺性的笔触把呆在闺中的女人与大胆步出户外的女人进行并列描述,是凌表现户内户外生活的另一种方式。从传统上讲,到了该结婚年龄的女人是被动地等待给她们已安排好的婚姻。《茶会以后》(1926)表现了与此做法相违背的一些年轻女人。她们充满朝气,步出户外寻找伴侣,象男人寻找女人一样,她们在寻找自己的婚姻对象。凌无情地批评了旧派女性这种可怜的矫饰与无用的自傲,同时表明等待着她们的将是不体面的老处女命运。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女性与《送车》中的两位传统女性的不同在于她们有着不同的爱情观。现代女性欣赏美满的婚姻,而那位传统女性渴望的婚姻只是经济与生理的契约,而没有情感,更不用说爱了。

   《中秋晚》(1925)批评了接受户内生活价值标准的女人。该小说描述了一位已婚妇女的家庭生活。这位妻子受到一系列中秋节迷信风俗的束缚,她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活动危及到她的婚姻。她迷信地认为中秋节不吃“整鸭”预示着夫妻会分离,她迫使丈夫耐心等待“吃一口鸭”再去探望她濒临死亡的继妹,结果他晚到了5分钟, 继妹没见到他就死去了。一怒之下,他怒斥妻子耽搁了他。这对原本恩爱的夫妻争吵不休。花瓶被打倒在地,摔得粉碎,他开始与其他女人来往,乱花钱。而妻子流产两次,每次都非常可怕。最后,我们看到一幅凄凉的场面:妻子和她母亲在房中,周围布满了蜘蛛网、蛾子和蝙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成了恪尽妇道维护家规习俗的牺牲品。这篇小说表明坚守户内标准规范的人成了她所遵循的标准规范的牺牲品。

   这一逻辑在《有福气的人》(1926)中也有描述。这个标题具有讽刺意味。受人尊敬的老祖母无意中听到孩子们的谈话,孩子们对她的敬爱和尊重只不过是一种嬉戏,诱使她把她的家产分给他们。她一生所做的事情完美无缺:生养了四儿三女,按照常规,她疼爱儿子胜过女儿,她精心料理着她的家,以传统的社会标准来衡量她是“有福”的。但她的“福气”仅仅是表面的,虚假的。她一生在家中尽心尽力,身为母亲,孩子们对她的承认都是虚假的。作为闺中的女性,受到父权社会的限制,妇女被限制在屋檐下,就象《无聊》(1936)中女主人公所说的,“家”是“枷琐”的枷,是在“宀”(屋檐)下圈个“豕”(猪)〔21〕。

   在凌的笔下,家庭生活和感情渴求成了批评的对象,而在批评的同时,她也倾泻出了女性的被动和凄苦。在《花之寺》(1925)和《疯了的诗人》(1928)中,她的反仿的语调和对一种女性的激情的表现相辅相成。在这两篇小说中,主人公是沉醉于古典诗歌中的男性诗人。《花之寺》中的幽泉很关注自身的提高,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背诵宋朝的伤感词,在他眼里妻子燕倩是埋头于家务的普通家庭妇女。他哀叹春天令他懒散懈怠不能写诗,他怜惜自己的一生是如此完善,以至于没有了写作的灵感。他一想到这些,就想着落泪,自惜自怜。一天他收到了一位未注名的爱慕者给他的一封充满激情的信。这对他来讲是极为特殊的一天,令他大为快乐。第二天他悄悄地去花之寺与她幽会,结果发现给他写信的竟是他妻子!除了讽刺他的不忠诚外,小说还描述了他与妻子情感的差异。在这个短篇小说中,他满口是陈腐的诗句,从未说过一句自己的诗,而他妻子写的信则充满新意,是发自内心的言词。

   在《疯了的诗人》中,诗人觉生同样只知道停留在伤感诗中欣赏大自然的美。在回家探望母亲和妻子的路上,他亲眼目睹了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深受启发,由此想起了陆游(1125—1210)、王维(701—761)和陶潜(365—427)的诗,也想起了米芾(1051—1107)的画和其他宋朝与元朝的文人学士。对他来说大自然是从属于文化(诗和画)的范围,没有这些诗和画,他不会也不能够欣赏大自然。他的妻子双成与他相反,她是一位天生的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诗人。她一举一动都具有诗人的情感,她在小鸟儿、昆虫、小狗陪伴下在花园里种花,她能欣赏到月亮的美,她编织花环,想象着花神。她的语言也很有诗意。她说她衬衣上的小狗的爪印象“半开的雏菊”,露珠是天上“星星的眼泪”。蚕从睡眠中醒来时“将会穿上五彩衣裳,出去漫游”〔22〕。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她用身心表现了觉生只是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人们说她疯了,但觉生意识到她把他致力要学的东西人格化,他也决定以她为榜样。因此,她的名字双成成了“成双”的变体,也因此才有了“诗人疯了”的标题。在这里,标题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她比他更称得上是诗人。

   具有与自然、动物、直观、协调特点的女性抒情诗与沉浸于迂腐式背诵诗的男性抒情诗之间的鲜明对比,又一次把自然和文化、户内与户外一分为二。正由于与沉重的文化传统的这种分离,女性的抒情诗具有新鲜活力。尽管户内象个监狱,但燕倩和双成这两个女诗人用诗歌表达了她们的感情,表达了她们住在户内所受到的限制,这是一种新型诗歌的标志。女性的户内诗歌向男性诗歌规范发起了挑战,推翻了男性诗歌的基本前提和优越地位。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凌抨击了父权社会传统和陈腐的男性抒情诗传统。作为女作家,她因其中西修养而在那个时代受到评论界的关注。虽然她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她本人也是一位富有成就的画家和收藏家,但她却看到了女性是受压抑的角色。她从现代作家的观察方式入手,反模仿女性文学传统。在京派现代主义代表作家中,她“回归”传统的作法与废名和林徽因不同,她那具有讽刺意义的模仿仍具有现代性特色。

     三、汪曾祺的《复仇》:“散”的美学

   汪曾祺用“散”来描述他的短篇小说的一个主要特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的这种“散”的特点并没有超出预先的设计,或者说没有超出作者巧妙的构思。因此她在小说的序言中声称:

     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23〕

   他承认这松散的观念是受苏轼写作理论的影响,在同一序言中他引用了苏轼的话: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

   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24〕

   在苏轼眼中行云流水的运动并不受其内在的意图的限制,实际上它们与周围环境是共在并行的:云彩因与天空的关系而具有了形式,流水因特定的河床而赋有形体。正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受控制和无目的运动,因而它们才有了无穷无尽地变形的可能性。“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作为写作艺术的隐喻,都强调了天赋自然和顺其自然之意。

   苏轼对文理自然的追求,排除了写作上的精心设计,包括布局、性格化和主题设计等等。这自然也适用于叙事艺术。因此当汪曾祺理解了苏轼的写作理论时,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努力打破正统的小说定义、范围和范型的限定。由此我们得以理解汪曾祺所说的“散”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要将传统上被视为最松散的艺术体式“散文”(按其字面意义讲,即“松散的写作”,一种随笔文体),和作为叙事文类的小说综合为一了,他的小说正是这种综合的具体实践。

   1944年出版的《复仇》,是同类写作中最好的例子。如题所示,这是一部表现复仇的小说——一位隐姓埋名的青年人寻找杀害了他父亲的那个仇人,想要杀死他,为父报仇——但小说没有遵循中国复仇小说的传统模式。实际上,它是对传统复仇小说的消解。首先,这个复仇者的一些品质他不适合于担当复仇的角色。作者用极其瑰丽的词藻描写这位复仇者:

     这位旅行人是个遗腹子。父亲被仇人杀了……到他长到能够从

   井边攀摘那架红花的时候,母亲交给他父亲的剑,在他的手臂上刺

   了父亲的仇人的名字,涂了蓝。他就离开了家,按手臂上的那个蓝

   色的姓名去找那个人,为父亲报仇。〔25〕

   红花的顶端是测量身高的,寻找和杀死那个仇人的危险行动被美化成为力求找到蓝色的名字。复仇者最后终于明白,他一直寻找的是那个蓝色的名字,而不是一个人。当他找到这个名字时,他同时也发觉名字不能等同于人,并且他永远也不能仇恨那个带有这个名字的人。他意识到名字的意义是有限的,名字并不能证明一切。进而他还发觉他自己的存在竟荒谬然而真实地与这个仇人的存在息息相关:

   有时候他更愿意自己被仇人杀了。

   有时候他对仇人很有好感。

   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仇人。既然仇人的名字几乎代替了他自己的名字,他岂不是借了那个名字而存在的吗?仇人死了呢?〔26〕他的生活目的已被规定为寻找仇人,所以,他又害怕这个目的的实现,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他自己将失去生存的意义。在这里,汪曾祺就复仇者和仇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解释。宁愿互相依存,也不愿意互相憎恨。这个复仇者不仅从观念上认识到自身与仇人的并存共在关系,而且最终他也查明了他的仇人——他偶然在庙里遇见的一个和尚——也是手臂上有蓝色名字的人。就是说他同这个仇人都是为父亲报仇的,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领悟到这一点,他放弃了复仇计划,并毅然决定留在这庙里同这个和尚在一起。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这座庙里有个特别的房间(禅房),在神坛前面有个额外的不常用的蒲团。这个和尚的生活是他早已向往的,其实这个和尚也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到来。

   就这样,按常规讲与自己如此对立且相隔如此之远的他人(仇人)竟成了自我的一种回应。通过自我与他人的认同,仇杀也就得以避免了。这样一种表达无区别或存在同一性主题的情节,事实上带有道家哲学的色彩。汪曾祺本人在小说的开头就引用一段《庄子》的话,而紧跟引文之后,汪未曾引用的一段话更有意味:

     是以天下平均,故无攻战之乱,无杀戮之刑者,由此道也。〔27〕

   当《复仇》中复仇者最终认识到这个天下平均、普遍同一的道理后,他同他的仇人和解了。

作为一个形式术语,散的特点首先表现为这部小说自由变换叙述视角。叙述从第三人称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2888.html
文章来源:《天中学刊》(驻马店)1995年增刊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