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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中国文化的三个预设与新文化运动的宿命

更新时间:2015-10-12 16:53:13
作者: 方朝晖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过去数千年来中国文化建立在这样三个预设之上,即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这三个“预设”也可称为一种“文化无意识”、“文化心理结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种“微观政治学”,即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中有效的整合方式和价值系统表现为德性权威、礼大于法和三纲五常等。由此也可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制度模式虽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既然新文化运动没有颠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则说明未来中国文化中的秩序问题,即权威、制度及价值建设的方向,应当从中国过去的历史传统特别是充满了深厚自由精神的儒家传统中来寻找。这是本文所提出的走出新文化运动宿命的一个思路。

  

   新文化运动过去整整一百年了,但它带给国人的深刻影响远远没有过去。一百多年来,工业化、城市化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结构和制度框架,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全面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然而,这些西方化发展非但没有让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争议变小,反而似乎变得更加激烈了。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法治等西方价值观开始在中国落地,但围绕着它们的争议也一直不断,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时常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因此,新文化运动给国人提出的理解和回应西方文明的严峻课题,至今远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个课题的实质,在我看来就是如何看待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概念在未来中华文明中的位置。

   如何才能真正走出新文化运动的困境?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继续加深对我们自身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例如,过去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究竟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如果说建立在儒、道、释的基础上,那么它们的基础又是什么?是否仅仅是古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结构?在社会现实和制度彻底变化的今天,它们还有非常牢固的基础么?如果有的话,这一基础又是什么?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本文尝试回到“文化无意识”来思考其答案,并提出这样一种“假设性”观点,即过去数千年来中国文化赖以建立的一个基础是以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心理结构[①]。正是这一文化心理结构非常强大,决定了中国文化中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也相应地决定了儒、道、释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并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系统。由此出发,我们试图说明,在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结构和制度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情况下,传统的价值系统——特别是儒家价值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然有力?

  

   一、中国文化的第一个预设:此岸取向

   首先,一个几千年来支配中国文化方向的事实可称为“此岸取向”。所谓“此岸取向”(英文可称this-worldly orientation),也可称为“一个世界”假定,即以人的感官所及的这个世界——它以天地为框架,以“六合”为范围——为惟一或最主要的世界,同时不以死后的世界或鬼神居住的世界为目标或指导原则。数千年来中国人的世界基本上就是这一个世界,鬼神即使有也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只是其居所与人有别而已。葛兰言(Marcel Granet)[②]、牟复礼(Frederick Mote)[③]、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④]、郝大维和安乐哲(Daveid Hall & Roger

   Ames)[⑤]、张光直(Kwang-chihChang)[⑥]、李泽厚[⑦]、杜维明[⑧]、张岱年[⑨]均曾论及中国人世界观的这一特征。[⑩]

   中国文化的“此岸取向”,可通过与希腊文化、犹太-基督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文化的对比得到说明。希腊文化的彼岸取向性质可从希腊哲学区分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柏拉图称为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得到说明。[11]按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说法,可感世界即人的感官所及的这个世界属于现象范围,而哲学家的永恒任务是超越现象世界,通过灵魂的转向去发现现象背后的那个可知世界即本质世界。本质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区分在于它的永恒不变性。[12]按照这一观点,则中国人所谓的“天地”也罢,“六合”也罢,皆属于可感世界。不仅如此,无论是九重天外还是九泉地下,无论是蓬莱仙境还是昆仑之巅,皆属于可感世界范围,因而皆不应当作为人们追求的理想世界,而追求与这个世界合一(所谓“天人合一”)至少在希腊哲学家看来是非常不可取的。

   在犹太-基督文化中,灵魂不死以及对于死后世界的设定,是以一种末世论世界观为基础的。末世论(eschatology)相信这个世俗的世界迟早有一天将化为乌有,在那一天到来之时,每一个曾经活过或正在活着的灵魂都将根据其罪孽大小接受审判。末世论实际上是以道德眼光对世俗世界的彻底否定,这种世界观实际上在伊斯兰教中也得到了共享。按照这种世界观,人活着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这个世界,活着的方向目标或最高原则也来自另一个世界。末世论世界观认为这个世界从本质上只是短暂的瞬间,注定了要从整体上消亡。按照这种世界观,任何把这个世界本身当作目标、当作最高理想或原则并追求与之和合(如天人合一)的观念,都是彻底堕落或无望的。

   在以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中,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是通过“六道轮回”等信念而确立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无限的,众生都生活在充满罪恶的生命轮回中,而宗教修行的根本使命无非是解脱——最高的解脱就是从六道轮回中解脱出来。印度人的世界想像比中国人丰富得多,他们认为世界不止有一个,也许有三千大千世界,也许相当于恒河沙粒一样多的世界;但是所有这些世界,无不是虚幻不实的,也都是需要彻底摆脱的。这种“四大皆空”思想与中国人把天地之内的这个世界当成惟一世界、惟一真实的来源、一切法则的根源,差别实在太大了。

   相比之下,数千年来中国人的“世界”是比较简单的,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天地为框架、以六合为范围的这个世界是一切生命与非生命、活着的与死了的事物共同且惟一的家园。中国人也相信鬼神,不过并不认为鬼神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外,天堂与地狱都是这同一个世界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中国人的多神概念让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得到了加强,因为每一个神是一个自然物的主宰,是它的保护者。山神是保护山的,海龙王是管理海的,日月星辰也都有管理它们的神。有了这些神的保护或管理,其他力量就不能侵犯它们。万物亦然。另一方面,中国人并不认为鬼神代表什么值得凡人向往的理想世界。就人而言,他们死后变成了“鬼”。按照《易传》等的说法,鬼只是一些游荡于这个世界上的云气而已。[13]亦可以说是魂离魄而后的飘散状态,故有“孤魂野鬼”之说。所以,鬼的世界是恐怖、可怕的,是人需要竭力逃离的。也正因如此,汉语有关“鬼”的术语都是负面的:鬼头鬼脑、鬼哭狼嚎、鬼鬼祟祟、鬼迷心窍、鬼东西、见鬼了、鬼话……这样的鬼的世界,怎么可能是人所追求的呢?又怎么可能成为我们生活原则的来源呢?

   正因为中国人只相信一个世界,他们也把这个世界从整体上神秘化、崇高化,把它当作一种崇拜的图腾。他们相信,这个世界蕴含着一切原则、原理,一切事物的秘密终将可以在这个世界中找到。所以中国人相信所谓天道、天理、天则、天命、天意、天性……,哲学家思想家的宏伟使命就是发现天地之道,人间最高级的存在就是与天地法则一致。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文言·乾》),所谓“天何言哉?四时序焉,风雨兴焉”(《论语·阳货》),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与天地参”(《中庸》)皆表达了中国人对于天地的无限崇拜。

   如果说儒家的理想就是把这个世界本身当作最高目标来造就,从未把任何脱离这个世界的其他世界当作人类的理想,因而是高度入世的;道家也从未脱离这个世界来追求生命的理想。道家一方面以长生不老的方式来让人们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因而它对死后世界其实也是极力回避的;另一方面,它的理想世界诸如昆仑之巅、蓬莱仙境之类也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庄子“庖丁解牛”的养生之道,是提示人们延长此生生命或扩充此生生命意义的一种活法,实际上建立在对这个世界、当下生命形态的肯定之上。庄子“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庄子·列御寇》)的说法,正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的一个共同假定之上:天地是最大的现实,每一个人都生来自于它,死回归于它。与其消极地面对这个现实,不如积极地参与这个现实,与之融合无间,从而不再惧怕死亡。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对于个人生命意义的最高理解:天人合一。

  

   二、中国文化的第二个预设:关系本位

   中国文化的此岸取向在整个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中所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一种我称为“关系本位”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所谓“关系本位”,我指中国人普遍生活在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神的关系中,并在一种层级化的关系网络中寻找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人生归宿,表现为人与人在心理上、情感上以及价值观上相互模仿、相互攀比、相互依赖的思维及生活方式。[14]这种“关系本位”,也被西方汉学家称为“相关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15]

   对于中国文化中“关系本位”的研究,自从上世纪末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过主要体现在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中。虽然中国学者梁漱溟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提出过中国文化“伦理本位”(梁同时也指出此即关系本位)说[16],但真正用科学统计的客观方法研究这个问题的还是一批文化心理学家。特别是以美国学者Richard Nisbett为首[17],同时包括Shinobu Kitayama, Hazel Rose Markus等在内的一批心理学家[18]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Richard Nisbett明确提出东亚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处境化、关系性和相互依赖性”(relational, contextual, interdependent)的特点。此外,杨美慧、Andrew Kipnis等人通过实证调查方式研究了华北地区关系学盛行的具体情形。[19]中国学者中,杨国枢、杨中芳曾对中国文化中的“关系”进行过认真研究,翟学伟近来所做的有关人情、面子与权力再生产的研究也与关系本位密切相关。[20]

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因为相信只有一个世界,于是他们在精神寄托上所能依赖的也只能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但是由于这个世界的万物与自己距离有远有近,关系有亲有疏,人们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依赖于所有人或物,于是他们也只能在一种层级化的关系网络中定位自己。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的“差序格局”[21]。其中最近的关系是与自己家人的关系,而最远的关系也许是自己与这个世界上与己完全无干的、陌生的人或物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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