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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中国文化的三个预设与新文化运动的宿命

更新时间:2015-10-12 16:53:13
作者: 方朝晖 (进入专栏)  
由于“鬼神”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能直接或间接干预我们的人生,所以人与鬼神的关系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除非你是无神论者)。对于鬼神,中国人就用祭祀这种方式来处理,而中国人祭祀的方式正表明它们认为鬼神也不能脱离这个世界,也需要依赖人的供奉。这种“关系本位”,直接导致如下一系列后果:

   首先,中国文化中真正的力量永远是人际关系,其力量远比一切制度强大。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关系学”之所以永远盛行,正是因为中国人真正信得过的是关系而不是制度。在中国人心目中,一旦“关系乱了”,世界也就乱了。也正因为如此,儒家主张天下治乱从关系做起。从《中庸》的“五伦”为“天下之达道”,到《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都说明儒家早就认识到:在中国文化中,天下大治依赖于人伦关系秩序的建立,这绝对不能用现代人靠法治建立秩序的观念来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儒家有“治人”重于“治法”思想的深层来源。

   其次,从根本上说,个人的人生安全感来源于自己与对象的关系是否和谐,因此“和”成为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体现在社会现实中,人们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九州大同、保合大和等词语来表达他们对于理想生存环境的强烈渴望。而体现在个人生活中,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与整个世界都能和谐一致,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消除人生的不安全感。所以“天人合一”成为中国文化中的最高理想,或者说最高人生境界。

   其三,关系的“层级化”导致中国人在处理与对象的关系时形成“区别对待”的特点,其中关系越近的对象,我们与其感情也越深,由此导致“人情”和“面子”成为人与人关系的两个机制。人情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需求,面子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需求。只有有了感情才能使人放心,所以一切关系总要尽量体现出合乎人情的特点。只有有了面子才能代表尊重,所以一切往来都要以面子为最后的底线。情感因素的特殊重要性导致“仁”成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之一。“仁”并不仅仅是“爱人”那么简单的事,而是在承认差序格局、从而爱有差等的情况下的“爱”;更重要的,“仁”代表一种情感,它来源于“恻隐之心”,“不仁”就是在感情上的“麻木”。然而,“仁”不单纯是事实,更是一种规范,是站在更高立场对人情的“引导”。要求人们行仁,就是要把源于亲情的爱扩充到其他一切人身上,从而最终有效避免由“区别对待”所带来的关系的不稳定、不和谐问题。

   其四,由于死后世界不明朗,中国人对于生命不朽缺乏信念,导致他们把生命不朽寄托于“关系”,其中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将自己的子女视作自己生命的延伸,由此给自己带来某种情感上的慰藉。日本学者加地伸行曾指出,中国人的宗教体现在对待后代的方式上,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22]所以中国人本能地认为孩子的诞生使自己的生命有了希望,因为子女是自己生命的再生、扩大、伸展。所以中国人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也要保全子女。另一方面,中国人在经营家庭和亲情中所获得的无限的慰藉和精神归宿感——牟宗三称其为“无底的深渊”、“无边的天”[23],也不是其他民族所容易理解的。

   为什么“孝道”在中国文化中如此有力?为什么会历朝历代都有人主张“以孝治天下”?因为中国人最真实的情感和状态是家庭关系中、在亲情世界中体现的。从道德教化的角度讲,孝也是中国文化中最容易被接受、从而也最简便易行的。孝道早在儒家之前即已存在,而儒家对于孝的提升、规范正是因为没有比以此来完善人伦关系更好的途径了。儒家这样做不单是出于技巧、策略的考虑,可以说正是找到了中国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基础。

  

   三、中国文化的第三个预设:团体主义

   当然,“关系”并非总限于与单个对象的关系,还可以指与一组对象的关系,而这组对象构成了自己的生存环境,所以许烺光称中国文化是“处境中心的”(situation-centred,与美国文化“个人中心”相对)。[24]当一组对象构成一个团体时,就形成了文化团体主义(collectivism)。所谓文化“团体主义”,是与文化“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相对的,常常指把个人当把集体的一分子而不是独立的实体,因而更关心个人在集体中的位置和形象[25],而我则认为文化团体主义指个人本能地认为集体是个人人生安全感的主要保障或来源之一。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集体的强调,包括今天从正面讲的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之类,以及从反面讲的帮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之类,其背后的文化心理源头是一样的,即体现了他们追求个人心理安全保障的集体无意识。

   上世纪70年代末,荷兰学者Geert H.Hofstede通过美国跨国公司HERMERS在全球66个国家(后来国家数量大幅增加)员工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提出个人主义-团体主义作为文化的四个维度之一的观点。[26]后此以美国学者Harry C. Triandis为代表的一批心理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27]根据他们的研究,中国文化无疑是团体主义指数相当高的。与此相应地,欧美多数国家的个人主义指数比较高。2002年,美国密西根大学的三位心理学家Daphna Oyserman,Heather M. Coon, and Markus Kemmelmeier撰文对过去二十多年来个人主义-团体主义的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28]2007年,Marilynn B. Brewer & Ya-Ru Chen撰文指出,[29]他们发现,迄今为止对团体主义的所谓研究其实主要不一定是在研究团体主义,至少不是研究者所设想意义上的团体主义,而是在研究一种人际关系。具体来说,团体主义者所关心的核心概念“团体”(in-group)其实很少在研究中被关注,多数问卷调查的问题都集中在“人与人关系”上而不是“团体”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按照作者的区分,文化团体主义应当区分为两类:关系式团体主义(relational collectivism)与集团式团体主义(group collectivism)。这一发现在东亚文化中尤其有意思,那就是东亚人所表现出来的团体主义,其中是一种关系式的团体主义。换言之,是按照人际关系的原则来建立的团体主义。而在美国等个人主义指数高的国家,并非没有团体主义,甚至有非常强的团体主义,但不是在东亚式的人际关系为基础而建立的。我认为这进一步说明中国文化的团体主义来源于关系本位的文化心理结构。

   文化团体主义研究的一个突出成果,就是说明了这种文化对于“自己人/外人”、或者说“圈子内/圈子外”的区分(英文中称为in-group/out-group之别),这其实是前面所说的差序格局下对不同人“区别对待”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文化心理学家据此解释了为什么二战期间日本人不把外国人当作“人”对待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中,同样是人,对于不视为“自己人”的人进行残酷虐待的现象是常见的。比如我们时常听说过的继母虐待孩子的情况(前不久陕西一位继母将一位年仅6岁的非亲生女孩虐待致死,死者身上充满了刀痕,外阴被剪开),其实正是这种区分的典型表现。又比如中国人勾心斗角常常在人际关系上以帮派的形式进行,这种帮派实际上是利益角逐的需要,而在帮派斗争中对不属于圈子内的人的要求,往往不是以正常、理性的心态来看待,而容易在一种仇视情绪支配下用过于挑剔、不近人情的方式来对待。

   文化团体主义研究还证明,在团体主义越强的国家,权威的势力越大;团体主义越弱的国家,社会的势力也越大。[30]这是因为,团体主义强使得当权者容易以集体利益为借口来强化集权。我曾提出,这一结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历史有所谓有“分久必合”的规律,而欧洲的历史上虽也曾出现像罗马帝国那样的大帝国,但从古希腊以来“分而不合”却是主流。[31]这是因为中国人认为,生活在一个强大的集体里,个人的安全感也会更强。所以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更多倾向在小型企业里工作,而团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更多倾向在大型企业里工作。与西方人的“分”可以相安无事相比,中国人“分”了之后,就会勾心斗角(关系本位一种的表现形式),兼并之所以有市场也是因为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至少统一可能减少由于相互窥视带来的巨大的不安全感。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历来有所谓“外儒内法”的说法,其实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都是认可集权的。儒家的“三纲”思想,我曾解读为“从大局出发”等,这种大局精神诚然是普世的价值,古今中外无不需要,但“三纲”在中国文化中取得了超绝一切的核心价值地位,则又只能诉诸文化心理来解释。

   文化团体主义还表现在现代东亚等国所特有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其具体体现形式为:一方面,以各种方式把本民族说成是最优秀、最值得自豪的民族;另一方面,把本民族的历史打扮成一个饱受欺压的历史,那就是自己永远是最热爱和平的,而自己在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中从来都是受害者。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据说可以激发民族自豪感,产生强大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之所以被认为无比重要,是因为文化团体主义从来倾向于认为集体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然而,这种教育也导致人们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不能以公平、客观的心态来看待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冲突。不仅如此,当其本来带有误区的民族主义心理在国际交往中受挫时,会进一步激化一种非理性的、盲目的排外心理,其最激烈的形式是甚至可以引发国与国的战争。因此,对于文化团体主义,与对于关系本位一样,本来是需要引导和管理的,任其发展就可能导致很多消极的后果。

  

   四、文化无意识与微观政治学

   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并非任何人强加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而是一个在漫长历史演化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化无意识(或说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本文中又称这种文化无意识为“文化预设”、“文化心理结构”。正因为它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不能仅凭个别人的意志来从总体上摆脱;个别人可以超越它,但作为一个文化生命整体,要摆脱它的束缚则极为困难。至于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今天我们确实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找出其精确时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就是我们从殷周金文、《左传》《国语》以及其先秦诸子的材料足以说明,它在西周时期就应已基本定型。此后一直支配着中华民族的生活长达三千多年,即使在今天也没有明显的松动。我要强调,本文所提的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于提供一种更加有解释力、或更好的解释框架来说明中国文化中的种种现象,只是作为一种“假设性前提”,希望得到更多证据的证明。

   正如文化人类学所发现的那样,每一种文化都可能有自己的无意识机制[32];而文化之为文化,乃是一种“集体的心灵程序”(Geert H. Hofstede[33]),它一代代地复制下去,保持了自己极其顽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34]正因为它是一种文化无意识,所以对一个民族的群体生活方式影响无比强大;正因为它有根深蒂固地连续性和遗传性,任何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无意识的改造都必须在掌握其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而不是凭空进行。就其作为一个文化中人成长的基本土壤而言,它是中性的、不能用价值判断标准来评判。

必须特别强调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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