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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团:返乡潮是一场新社会运动

更新时间:2015-10-12 09:10:31
作者: 杨团  

  

   《中国青年》:近日,湖南省临澧县副县长、34岁的刘涛辞去官职,回到故乡,开始种植红心猕猴桃,你怎样看待这条新闻?

   杨团:此类事情在增多,这是一个好现象。更多的年轻人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活。以往,大家都想去当公务员,并不见得是内心的追求,而是遵循社会普遍的认知——公务员工作稳定,社会地位高,这个职业令人羡慕。

   现在,这种惯习——以外界评价为职业选择第一要义,已经不那么牢固了。一些年轻人开始向内心寻找,这一生到底怎么过,才是我自己、我个人真正期望的。个性张扬,追求自我实现,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一个重要标识,青年尤其是有知识的青年愿意返乡的比例在增加,正说明了这一点。

   我是和共和国同时诞生的,我们这一代人大都习惯于按照党和国家的指令,以及社会、外界所认可的方式,循规蹈矩地工作和生活,满足于不出格、随大流,不懂得选择,也不会选择,更不用说自我创造了。

   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人的解放,把几乎一模一样的“木头”似的几亿人,还原为具有不同个性、不同追求、不同思维的鲜活的人。尤其在移动互联时代,人的创造如汹涌澎湃的火山喷发,而且越是年轻人,越能不受束缚、随心所欲地创造,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了,选择和创造就是生活。

   大家都该记得,20多年前发起的“希望工程”,倡导全社会支持乡村青少年走出大山,到外面求学。那时的乡村,生产生活水平都很低下,孩子上不起学。帮助他们走出大山,等于帮助他们走出贫困,追求幸福。这么多年过去,现在的农村,生活水平比以前是提高了很多倍,但是,乡村里的青壮年大部分走空了,只剩下留守老人、妇女和很小的孩子。淳朴的乡情丢失了,乡情所承载的社会信任不见了,大片的土地荒芜了,河流干涸了,有滋有味、丰富多样的农产品被化肥农药改造成一个味道,甚至含有毒素了。

   原来的家乡变得完全认不出了。这让那些当年走出大山,进了城、出了国、得到一份稳定职业和不菲收入的年轻人,还有支持他们,对什么是好的发展怀有憧憬的同代人心里都很不好受。知识是用来做什么呢?首先是增进思考和分辨的能力,这是行动的推动力。当年轻的一代懂得了什么是值得保留与珍惜的价值,就会产生返乡或支持返乡愿望和行动。

   除了乡村问题,这些年城市病的显现也从反面推动了返乡。一些白领阶层里的人厌倦了城市里的生活,感悟到乡村的美好,希望自己的一生哪怕留住短暂的美好,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更单纯,吃进肚子里的食品更安全,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能展现。

   于是,他们行动起来,而且主动联合各界人士,以爱故乡为主题,推动更多的人返乡创业和支持创新改变未来。中欧校友爱心联盟以“i20-让故乡年轻”公益晚会的形式,邓飞以“e农计划”的形式都在做倡导活动。这部分人的能量大于他们的人数,而参与这类行动的人数目前在逐渐增加中。

   可以说,无论是出于自身的考虑返乡,还是对故土的眷恋返乡,都是生活方式在转变之中的表现。

   返乡潮将会在未来五到十年形成一个高峰

   《中国青年》:在你看来,这种生活方式转变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多,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或者潮流?

   杨团:2013年末,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主办过首次全国性的“返乡青年汇”活动。当时我下过一个判断,中国的返乡将会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形成一个高潮。

   我做这个判断的根据,一是中国农村的问题基本到谷底了,青壮年常年出走,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看家成为普遍现象,农村人口结构与其社会结构的演变造成农村的整体衰落,出现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问题。

   二是农村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相互脱节,党中央、国务院连年向农村投入上万亿资金,但除了大力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外,并未在整体发展上见到根本性改变。应该说,这种局面不能再维系下去了。这在中国千年历史上可以说是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个规律,就是见底翻盘,翻盘向上。中国的“三农”改革一定要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子。在这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乡村人口结构的改变是其中重要一环,所以,返乡青年的行动不仅利于乡村、利于自身也利于国家。那么,它为什么不会在未来形成大趋势或者大潮流呢?国家为什么不会予以政策支持呢?

   《中国青年》:在你看来,哪些人群会构成返乡潮的主体?

   杨团:第一类是农民工。从底层的建筑工人到中小企业家都包括在内。他们在农村是有根的,对土地有感情。

   30年前从农村走出来的这些人,在城市不仅积累了资金,更开阔了视野,有了自己的选择和主张。他们返乡后,成为农村骨干的概率最大。走出大山,回到大山,这件事可以证明,中国不但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了,人的精神也在成长。

   第二类是以年轻人为主体,他们觉得农业是可以展示自己才干和创意推动的行业,他们的乡建通常比较创新。从乡村走出来的这类人更多一些,当然也有城市出身的。

   第三类是功成身退的中年人,他们在市场经济前三十年拼搏中积累了财产,他们返乡更想做一个闲在的闲云野鹤,以愉悦身心为目的做有机农业,首先为自己、为家人,同时当然也给农村带来了新鲜血液。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融入了当地乡村的社会生活。

   第四种力量是组织化的NGO或社会企业,比如小毛驴农场、社区支持农业、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凤凰公社、梁漱溟乡建中心、滋根,还有乐施会、宣明会等境外的涉农NGO,都从不同维度关注农村问题和乡村建设。

   《中国青年》:现在距你作出的判断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时间,目前有无变化?

   杨团:我把很多社会观察结合在一起,能看出返乡行动是涨势,不过,我以为涨的速度目前不是太快,算作前期吧,而五到十年这个趋势将会蔚为大观。

   从社会政策上看,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重点鼓励的返乡主体应该是农民工,还不是大中专毕业生。政策的把握是很重要的。当然,大中专毕业生还有白领返乡,其社会影响力往往更大。

   无论是弥合城乡裂痕,还是振兴农村,都需要青年返乡

   《中国青年》:返乡大学生在返乡浪潮中处于什么位置?需要注意些什么?

   杨团:大学生返乡创业,目标比较明显,舆论比较关注,但人数不多。这些人要想真正在农村扎根,可能需要成群结队,要进入当地的农民组织,才有希望坚持下去。返乡大学生一定要认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我看来,真正扎根在农村而且能做出成效的,不太多。除非真正和农民打成一片,让农民信任你,成为他们的领头人。

   这涉及一个前提条件,即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状况。目前,中国的各类农民合作组织130多万,超过一多半规模都很小,而且缺乏真正的合作意识和合作制度,能够让大学生愿意进入并为其做贡献、还能养得起自己和家庭的合作社更少,这也是一些大学生心里想着返乡却迟迟不敢行动的重要原因。而创业本身是创新活动,大学生在农村创业并不容易,要找准方位,建设团队,当作长期事业而不是短期项目来做。

   《中国青年》: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好的话,会引领接下来的返乡潮吗?

   杨团: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好解决的事,涉及“三农”的深度改革。我们有本书《综合农协——中国三农改革突破口(2015卷)》刚出版,2015卷已经是第二卷了。我们觉得,如果把综合农协的事情做好,返乡青年就会大批的进入。

   综合农协这一体系在20世纪初诞生于日本,这一组织兼具合作金融、农产品供销、加工、农机推广、社会服务等综合性职能,全称叫做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在乡镇的基层农协被称为综合农协。它既可以给农民带去经济利益、改善农村的公共服务,又能够有效地维持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它的资金来源于自己创造的经济价值,当然,政府也给予制度化的资助。

   中央4月份发了个11号文件,网上全文刊载了,是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的综合改革。我们有一个期望,供销社这样一个直接涉农、多元多功能、大体量、层级完整的组织体系,如果能够做好综合改革,能够将基层合作社改造成为乡镇一级的综合农协,就可以创造大量的青年就业岗位。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乡镇农协拿工资的员工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中国有多少乡镇?大约5万多个吧,那可能就是500万~1000万个就业岗位。

   如果国家制订出一个完整的计划,加上对农民工和青年返乡有更多的关注和政策引导,相信就会引发返乡大潮。

   《中国青年》:最近,返乡创业热度不减,是不是跟互联网+,跟万众创业、大众创新有关系?

   杨团:当然有关系,这是国家的号召。但是我却觉得,大量年轻人做电商,未必是正确的选择。电商实际上是组织和技术方式上的变革,大大降低了成本,边际成本为零。乡村电商的空白已经被工商资本看到,早就纷纷占地盘了,返乡青年可能会成为其体系中的一员,等于做下线,而真正自己创业、独立去做还是很难,当然不等于不能做,我就知道有做得很好的几个案例。

   如果做电商,要找到自己的独立优势,最好的方式,可能是跟农民合作社结合起来,要搭建“线上线下共同合作的平台”。

   《中国青年》:电商未必是正确的选择,在你看来,正确的选择可能还包括哪些?

   杨团:我觉得主要方向还是农业,因为农业以土地为本。这个农业包括生态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社区营造等等。

   再有一个就是农村的文化。非遗、古村落,民俗等等,做这些的困难在于需要较大的资金支持和投入,不比农业,农业只要投入就会有产出。而文化的产出是精神的愉悦。这部分工作非常重要,农村不只是农作物的产出地,还是文化和精神的产出地。对此,社会的认识、政府的认识都还很不够,我想,未来一定会考虑乡村耕读文化的恢复问题,乡村文化的重要性会得到提升的。

   《中国青年》:对于今天方兴未艾的返乡创业潮,怎样在宏观的背景下看待其意义?

   杨团:首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再不改变,就会伤及国本,伤及民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贵州毕节四兄妹自杀,无论什么原因,孩子自杀是事实。大孩子如果不是绝望的话,怎会带着那么小的妹妹自杀?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到了断裂的地步,再不对这样的农村进行彻底的改造,是活不下去的,不只是经济水平,社会生活的匮乏也会使人活不下去。我们不仅要推动青年返乡,甚至要推动全体国人关注农村,关注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弥合城乡差距,弥合城乡的信任和情感,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尽的责任。

   第二点,三农的现代化,需要一群有知识、有能力、有抱负的青年人去推动。现在农村留下大量留守老人和儿童,难以承担推动三农现代化的任务,这就需要一批长期志愿军。需要青年以长期奋斗、扎根农村的精神返乡。也就是说,无论是弥合城乡裂痕,还是振兴农村,都需要青年返乡。

   第三,对于创业青年来说,农村有比城市更加广阔的天地。当今农业,已经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概念了。农业实际上是综合的六次产业,通过农业生产向二、三产业延伸,促进一、二、三产业的相互融合,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我们对农业的概念和看法都应该转变了。眼下,在生态农业方面,有太多不为人所知的领域等待人们去开发,而城市里面,已经没有多少空白地带可以作业了,未来,不仅是中国青年要返乡,到农村去,其他国家的青年也会走向农村,去寻求更广阔的事业发展空间。这是对自己对乡村对国家有利的事情,返乡对农村是机会,对青年人更是机遇。

   第四个,从国家政府的角度,要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最大的短板、最大的弱项在农村,这需要通过青年返乡创业等方式补上。

   杨团,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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