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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亚明 陈顺宣:郁达夫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独特贡献

更新时间:2015-10-11 15:20:58
作者: 汪亚明   陈顺宣  
像《五月日记》、《梅雨日记》、《秋霖日记》、《冬余日记》、《浓春日记》等以季节命名。像《劳生日记》、《病闲日记》、《回程日记》等则以事件命名。郁达夫的这些日记作品虽然没有连续性,但都是作者实生活的真实记录,对于了解一个作家的生活和情感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书信与日记同属一类,主要记述个人间的交流,郁达夫保存下来的书信不算太多,《文集》九卷所收共184封。从时间上看,从1915 年到1943 年都有书信留下, 其中1927年致王映霞的信最多达50封,这与其同时的日记写作一样属最多的一年。郁达夫书信的内容有家信,如致郁华、陈碧珍、孙荃的信等;有致同时代文友的信,如周作人、胡适、郭沫若、赵家壁、戴望舒等;有致外国友人的信,如致佐藤春夫,佐藤智慧子,小田岳夫等。这些书信记录了郁达夫家事、国事和文坛的风云。尤其是那些致王映霞的信,文笔优美,感情真挚,读来有身临其境,如见其人之感。郁达夫记日记不具有理性的强制性,当生活没有波浪而平静如水时,他就不记。只有当他被一种新的生活、新的事物和新的感情激活时,他才会不知不觉地写起日记、书信,以此来记录他的思想、情感、甚至是并不那么高尚的冲动,郁达夫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时,总会有日记留下,如1921年10月2日半夜到了芜城安庆时,新的环境, 教书的生活使他有了新感受,于是他就用日记写下了他初到此地的印象,而一旦这些新鲜的印象变成熟悉的生活模式后,他就停止了日记写作。其它以地点命名的日记大都如此。1926年初到广州写成《劳生日记》、1934年8 月到北平写下《故都日记》等等。从郁达夫记日记的年份看,1927年是他日记文学写作的丰收年,写有《村居日记》、《穷冬日记》、《新生日记》、《闲情日记》、《五月日记》、《客杭日记》和《厌炎日记》等,虽其中有间断,但是其日记中最全的一年。为什么这一年会留下这么多日记?唯一的解释是这一年是郁达夫个人生活史上最重要的一页,杭州美女王映霞的出现激活了他的创作热情,使他每天都有新的情感体验可以留下,尤其是他与王女士的书信往来,与王女士的时好时坏,不断地使他处在希望与绝望,兴奋与悲哀,幸福与痛苦的情感波动中,而记下这种波动最便捷的形式就是日记了。所以,读1927年的日记,对于理解郁达夫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贡献之四:现代传记理论的独特创造

   如果说传记文学的创作是郁达夫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主要贡献的话,那么他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更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在现代作家中,从事传记文学创作的人数实在不少,但对现代传记理论作过潜心研究的人并不多见,而郁达夫却是较早探讨现代传记理论并有所收获的不多的几个作家中的一个,他对中国现代传记理论的独特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郁达夫回答了“什么是现代传记文学”这个带有根本性质的理论问题,并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以及与中国古代传记、外国传记的联系和区别等问题, 作了精当的论述和准确的概括。 他在1935年发表的《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中,曾明确指出,传统传记文学自太史公《史记》开“列传”一体以来,1 千余年非但没有“新样”出现,而且还范围“日窄”,终于成了千篇一律,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照例文字;“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那么,“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应是什么样的呢?请看郁达夫的高见:

   “新的传记,是在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出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写来,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

   郁达夫的这段论述,很准确地概括了现代传记文学的主要艺术品格,即要写出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将传主的长处与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外在的事迹与内心情感的变化同时抒写出来。从郁达夫传记文学创作的实际看,这种艺术上的要求基本上落实到了他的传记作品中。郁达夫的自传、日记和书信,基本上是“己身的经验尤其是本人内心的起伏变革的记录”。其自我情感的投入特别浓厚,主体特征的显现自不待言。就是他费力较多的文人传记,也同样表现出这种特征。郁达夫虽在理性上强调应全面真实地写出传主的思想性格,但他一旦进入创作心境,便不由自主地任凭情感和兴趣的驱使,塑造出极具自我情感色彩的传主形象,他笔下的施笃姆、卢梭、屠格涅夫、道森、鲁迅、徐志摩、蒋光慈等传主,其一生的主要事迹大致不差,但他们的思想性格、情感心理就未必完全贴近传主。而更主要的是“浪漫诗人郁达夫眼中的传主”。由于创作主体浓浓的自我情感的注入,使那些已成为历史的传主获得了新的生命,给人们提供了既真实丰厚又亲切感人的审美对象。

   其次,郁达夫的日记文学理论也是他对现代传记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日记是传记文学的一种样式,另一方面也因为日记具有鲜明的个人性和隐私性,通过它可以窥探日记作者的内心世界,进而准确把握其思想特点和气质性格,历来为传记作家们所重视。郁达夫不仅有日记作品的创作实践,而且有对日记文学理论的探讨,曾写下《日记文学》与《再谈日记》两篇专论,对日记的分类、特点及西洋日记的创作概况等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郁达夫认为,日记主要用来“记交游的往来,叙俗尚的迁移;遇见了伟人,发生了怎么的感想,留下如何的印象,逢着了大事,受到了些怎么的刺激,写下了怎么样的批评,也是日记中常有的事情;所谓社交与文艺的日记,就是指的这一类日记而言”。当然,郁达夫的这种分类并不完整,因为除了社交与文艺日记之外,更大量的是生活日记,他自己的日记作品也大致可分为这三大类。对于日记的特点,郁达夫的理解和把握也是深刻而独到的,他认为日记体属散文的一种,它的重要特点是具有真实性,“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地记叙下来,人家不会说你在说谎,不会说你在做小说,因为日记的目的,本来是在给你自己一个人看,为减轻你自己一个人的苦闷,或预防你一个人的私事被遗忘而写的”。而读者有一种探究作家和私事的阅读心理,所以,日记与书信便成为人们爱读的作品了。郁达夫自己很爱读作家的日记,并在该文中详细介绍了亚米爱尔(Amiel)的日记,说他:“三十年如一日, 中间日日在自己解剖自己,日日在批评文化,日日在穷究哲理。”亚米爱尔既怀疑自己与世界,又信仰神的存在,这种矛盾心理既使他一生苦闷,而同时又拯救了他的灵魂,这一切都可从他的日记里看出。在《再谈日记》一文中,郁达夫就前文所说的真实性问题再作补充说明,说“读日记时,若记载虚伪,读者也同样可以感到幻灭”,“好的日记作家,要养成一种消除自我意识的习惯,只为解除自己心中的重负而写,万不要存在一缕除自己外更有一个读者存在的心”。并进一步说好的日记作者,不一定是文人或名人。同时凡举西洋日记文学史以论证这一观点。郁达夫的这一论述就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要求日记作者保持纯一的自主意识,不应在写作时存有戒心而故意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这种深层次的心理真实观体现了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的本质要求,不仅对日记文学而且对整个现代传记文学的繁荣都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第三,郁达夫在传记体式的创新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受中国古代文人喜欢在诗后加注这种形式的启发,创新和发展了一种新的“诗注体”形式,即用诗后加注的形式来完成传记的内容。如他17岁以前写的一组《自述诗》,其诗后所记内容与他的9篇自传基本相同。 而曾轰动一时的、发表在1939年3月5日香港《大风》上的那组《毁家诗纪》(诗19首,词一阕),也是用这种“诗注体”来记录他与王映霞感情破裂、家庭被毁的经过的。为使人们对郁达夫的“诗注体”有一个直感的印象,现引录《毁家诗纪》第四首诗及注于后,以供欣赏: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原注:这是我在福州王天君殿里求得的一张签诗。正当年终接政治部电促,将动身去武汉之前夜。诗句奇突,我一路上的心境,当然可以不言而喻。1938年1月初,果然大雨连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龙泉、 丽水。到了寓居的头一夜,映霞就拒绝我同房,因许君这几日不去办公,仍在丽水留宿的缘故。第二天许君去金华开会,我也去方岩,会见了许多友人。入晚回来,映霞仍拒绝和我同宿,谓月事方来,分宿为佳,我亦含糊应之。但到了第三天,许君自金华回来,将于下午6 时去碧湖,映霞突附车同去,与许君在碧湖过了一晚,次日午后,始返丽水。我这才想到了人言之喷,想到了我自己的糊涂,于是就请她自决,或随我去武汉,或跟许君永久同居下去。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很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二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同上武汉。

   这种“诗注体”形式,在郁达夫的诗中有30多首,不能说是随意为之,而是一种自觉的创新。这种形式,既具有传记的功能又有诗体的审美价值,两者的和谐统一,相得益彰,使其放射出独特的艺术光芒。

   本文所引用的作品和引文均引自《郁达夫文集》(1—13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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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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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金华)199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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