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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浩岗:生命感伤体验的诗化表达

——王统照、郁达夫、废名小说合论

更新时间:2015-10-11 15:20:02
作者: 阎浩岗  
烟花世界的生活同 样可以写,但由作家本人的个性气质和创作宗旨所决定。他本人的小说创作大多集中于 表现个人生命意志(包括性的欲望以及事业发展等)与客观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以及这 种冲突所带来的各种境遇苦闷。同时表现了自我因苦闷而放浪形骸,以及放浪之后的失 落与空虚。性意识是郁达夫关注的核心。他写到了各种类型的性爱与性意识:异性恋、 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性变态等。郁达夫虽以直露坦率的性描写而闻名,其实他的作品 最有艺术魅力的还是描写“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朦胧性意识的几篇作品,如《迟桂花 》、《春风沉醉的晚上》等。《沉沦》最早以性描写而引起轰动,但该篇中的主人公实 际上也属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他性冲动很强烈,但并未做什么。最后只是以个 人生命的自我毁灭作为生命意志与客观环境之间冲突的了结。另外郁达夫小说中给人印 象深并较有特点的,是他写自己对于结发妻子不爱而不得不爱的复杂感情的几篇小说, 即《茑萝行》、《青烟》、《还乡记》、《还乡后记》。

   与王统照作品一样,郁达夫小说也有着较强烈的感伤色彩。但郁达夫的感伤与王统照 的感伤又有许多不同:王统照感叹于生命的短暂、欢乐的难久,关注于人的死亡。而这 恰恰证明他承认并留恋于生命中的美与快乐;郁达夫却认为人生本身即是苦:

   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 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 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运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3](P68)

   王统照的小说感伤虽也涉及社会因素,却更多着眼于人与自然、与神秘不可测的命运 之间的冲突。而郁达夫则认为人生之苦源于个人生命欲求与传统文化以及现实处境的冲 突,称现代的社会、现代人类是其作品主人公的“压榨机”。

   关于郁达夫小说所关注和表现的中心究竟是什么,自《沉沦》发表伊始批评界即有争 论。郁达夫自己说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3](P17),仲密(茅盾)也认为,“所描 写的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生的意志与现实的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4]。而 成仿吾却认为《沉沦》“于描写肉的要求之外,丝毫没有提及灵的要求”[5];苏雪林 更是带有贬意地称它“只充满了‘肉’的臭味,丝毫嗅不见‘灵’的馨香”[6]。笔者 以为还是茅盾的评价最中肯:郁达夫小说虽大胆坦率地写主人公的性心理,但并不意在 刺激读者的性欲,而是突出表现人的这种自然欲望同长期传统文化熏染与现实处境的压 力以及爱情与婚姻的错位给人造成的内心痛苦。他的感伤是由个人具体境遇引起的,故 笔者称之为“境遇感伤”。

   在创作原则方面,郁达夫与叶绍钧、王统照等人一样,强调从个人体验而非抽象理论 原则出发,但较之叶、王二人,郁达夫更多直抒胸臆。郁达夫小说的诗化、散文化色彩 非常明显。除了创作对象的惊世骇俗,他的作品往往以某种情调取胜,以某种情绪的起 伏串联全篇,而不重视情节的完整与曲折。在这一方面,郭沫若和庐隐的小说与郁达夫 的作品有类似之处。

   郭沫若的小说也比较突出表现主人公的性意识,也有较明显的自叙传色彩,也有明显 的感伤情调。他的《漂流三部曲》与郁达夫的《茑萝行》等作品非常相似。不同之处是 ,郭沫若小说中的主人公虽也屡屡发生婚外恋,但似乎与妻子的感情更深一些、家庭责 任感更强一些。而同为创造社成员的王以仁几乎是郁达夫的复制品,个人特色不太明显 ,故在此不再赘述。

   庐隐虽为文学研究会成员,在创作方法与艺术风格上却兼有王统照和郁达夫两人的特 点:追寻人生的意义、感叹人生欢乐之短暂易逝,类似王统照;主要写个人经历之坎坷 、遭遇之不幸,把小说当做自叙传并每每直抒胸臆,又使人联想到郁达夫。只是她并不 突出性意识。若单就创作方法而言,她的独创并不太多。

   从今天看来,郁达夫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方法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对小说创作对 象的开拓,在于他对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价值的格外重视。然而,其过多的直抒胸臆、不 太讲究结构的创作原则,影响到其作品的艺术韵味。就连作者本人也承认“文体太松” 是一种缺点。所以,20年代以后,随着创作对象方面轰动效应的消失,这种创作方法便 日趋没落、逐渐消亡了。

       三、废名:日常生趣的发现与生命感伤的超越

   在1920年代小说家中,废名(冯文炳)的创作也是别具一格:有人根据其创作题材的特 点,把他归入乡土小说派,可又发现他与王鲁彦、蹇先艾等人有明显差异;严家炎先生 在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将其视为京派小说的创始者与主要代表人物。笔者也曾 发表过一篇题为《京派小说:和谐蕴藉的浪漫主义》的论文。但后来的研究使我认识到 ,废名与沈从文在创作方法上固然有共同特征,但二人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有些甚至 是关键性的,单用一个“主义”来笼而统之地概括废名的创作方法难以见出废名本人的 创作个性来。如前所述,废名的初期创作也带有1920年代中国小说的感伤色彩。然而, 这种感伤和哀愁是淡淡的,而且越到后来越淡。到了《桥》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感伤基本上消失了。个中缘由,在于废名人生观与艺术观的发展变化。关于自己小 说的创作宗旨,废名没有专门明确的阐述。解放后在《<废名小说选>序》中他曾表示, 他写小说“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同唐人写绝句一样”。[7](P393~394)这 一是指他取材的逃避现实,二是指他语言的经济。不过,其中也暗含着他的美学追求, 即追求小说的意味和韵味。若抛开作者的自我表白而单看小说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废 名小说其实从始至终都反映了作者对于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严肃思考和艰苦探索。如果把 废名小说与王统照和郁达夫的小说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颇有意味的关 系:王统照突出描写人物的死亡及其对作者的强烈影响;废名对人物的死亡则往往轻轻 一笔带过;郁达夫极力写主人公与环境的冲突以及生之艰难。废名主要代表作中人物与 环境的关系却都是和谐或基本和谐的,他有些重要篇章突出的是生之乐趣。废名小说也 屡次写到了人物的死亡。例如,《浣衣母》写到驼背姑娘的死,《阿妹》写到年仅7岁 的阿妹的夭折,《火神庙的和尚》写到金喜的死,《竹林的故事》写到老程的死,《河 上柳》写到驼子妈妈的死,《墓》写到友人的死。然而,除《阿妹》外,作者都将人物 的死亡淡化了,作品的感伤气氛也随之淡化了。《浣衣母》中驼背姑娘的死尚使其母李 妈“眼泪干了又有”,《竹林的故事》里老程的死却随着林中竹园中菜的一天比一天绿 起来而“一天比一天淡漠起来”,后来其女儿三姑娘“连曾经有个爸爸这件事实几乎也 没有了”。而《河上柳》写驼子妈妈的死,只用清明时节陈老爹折下一枝柳,“一枝撇 成两份,挨着妈妈的灵屋放”一句话交代过去。当然,他的这些早期作品虽不写人物的 感伤或不写其感伤之强烈,却也让读者读后感叹人被遗忘之快、人生之倏忽难料。

   到了小说集《枣》中,感伤几乎完全消失了。最后一篇《墓》写“我”去西山时顺便 造访故友欧阳丁武之墓。“我不知因为疲倦了的原故呢还是什么,对于人世间成立的关 系,都颇漠漠然”;当面对死人或其照片时“无论与我什么关系——死人呵,我又不胜 惶恐了,生怕我有什么罪过似的,但我不能不天真地说,那一下子我简直地起了一个侥 幸的心喜,‘我不管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意识”。死了的这位诗人朋友“自有世界,自 然应该疏远了”。这次造访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担水姑娘美好的步态与身影。《毛儿 的爸爸》则突出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写日常生活的快乐。它写衙吏赵志祥一家的日 常天伦之乐,全篇无冲突,也几乎无情节。内容大致是:毛儿的爸爸赵志祥很疼爱毛儿 。毛儿知道爸爸疼他。毛儿的妈妈是个美人,爸爸很欣赏妈妈的美。妈妈也是舐犊情深 。如果非要从中寻找“冲突”,那只有毛儿和小伙伴王金火打架,打败了。但这也并没 有引起两家大人的纠纷。小说写到了赵志祥父亲的死,可毫无悲哀气氛。人们注意的是 赵孝子穿孝衣的样子。赵志祥家的也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穿孝衣的样子。作者写这些时笔 调透着赞美而绝无讥讽。赵志祥父子剃头的场面作者更是着力描写,用了四分之一的篇 幅。且看这段:

   爸爸已经在那里取耳。万籁无声。赵志祥实在的享乐,斜了眼,偏着头,新头,什么 都不管,等他的耳矢看。赵志祥家的又叫一声毛儿道:

   “你爸爸剃完了。”

   她没有看赵志祥,看见了,正如看见了太阳,虽然没有去看它。赵志祥,一个新头, 常日碰见的事。只有冷天,赵志祥剃完了头走到房里去,她手上做着针线活,抬头一看 ,道:

   “要戴帽子。”

   ……两棵杨柳她看了一棵。慢慢的她掉了头,她的眉毛,叶子底下显得更乌黑,似乎 真动了一下了,见毛儿那么的贴住爸爸,道:

   “要挨这么近!——多热的天!”

   赵志祥心头的舒服不能比拟了。……

   30年代的长篇小说《桥》和40年代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更是发展了这种倾向 。盖因此时的作者在人生观上已入禅境。废名对佛教唯识宗狠下过一番钻研功夫。他不 是教条地机械地接受其教义,而是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进行独立思考。他没有走向彻底 否定或逃避现世之路,而是依据该宗以生老病死的“现在世”为实体的观点,立足于从 人的饮食起居中寻找意义,寻找生之乐趣。《桥》中的小林、琴子、细竹永葆童心,在 秀山丽水、亭塔桥树之间流连忘返。《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莫须有先生的幼子纯 在战乱中感到趣味,女儿慈不以忍耐为忍耐;而在其父看来,“忍耐并不是苦,本也就 是乐”。抱着这样一种平和心态,甚至《小五放牛》中写陈大爷的做“乌龟”、《火神 庙的和尚》与《四火》写乡村生活与市井生活中的琐碎(乃至蝇营狗苟)也使人感到妙趣 横生,而不觉其沉闷压抑。因为“对于莫须有先生只有光明,莫须有先生对于他们只有 同情”。

   在创作原则方面,废名笔下的生活与人物虽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但他完全是按理想的 样子来写的。他写的是自己梦中的生活。正如周作人所言:“这些人与其说是本然的, 无宁说是当然的人物;这不是著者所见闻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8 ](P227)他1920年代的作品基本如此。至于《莫须有先生传》特别是《莫须有先生坐飞 机以后》,虽则强调实录,但作者并不像一般所谓“现实主义”作品那样再现生活,而 是以自己关于生活的某种理念来结构和统帅全篇。不过,废名作小说时并不像郁达夫那 样让个人情感泛滥,他始终将情感隐于人物特别是景物之后。《莫须有先生传》及《莫 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常有大段议论,但这种议论都是理胜于情。刻意追求语言的精炼 和生涩,有意使小说具有诗的意境与禅趣,造成废名小说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此正所 谓“唐人写绝句”的写法。

   所以说,在小说诗化的途径方面,废名小说与王统照式情感浓郁的“感伤诗”以及郁 达夫式的“宣泄诗”不同,它是一种“意境诗”。

   若单有类似王统照的《阿妹》和类似郁达夫的《少年阮仁的失踪》、《去乡》,废名 尚不足以成为废名;有了这些超越感伤、展示日常生活中生之乐趣的作品,废名才有了 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独特风格。

   我们若把王统照、郁达夫和废名1920年代创作的小说综合来看,即可见出中国现代小 说家当时在共同的时代气氛熏染下,对于个体生命价值以及个人创作个性、创作方法艰 苦探索的过程和成果。

  

  

   【参考文献】

   [1]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王统照.王统照文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

   [3]郁达夫.郁达夫文论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

   [4]仲密(茅盾).沉沦[N].北京:晨报副镌,1922-03-26.

   [5]成仿吾.《沉沦》的评论[J].创造季刊,1923,1,(4).

   [6]苏雪林.郁达夫论[J].文艺月刊,1934,6,(3).

   [7]废名.冯文炳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8]周作人.周作人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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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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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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