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黄爱华:半个多世纪郁达夫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5-10-11 14:58:45
作者: 黄爱华  

   1996年是郁达夫诞生100周年,在这百年纪念的日子里,我们倍加怀念这位为中国新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作家、诗人兼爱国主义战士。可是,历史也曾经给过他不够公正的待遇,这在半个多世纪的郁达夫研究历史中反映得最为清晰具体。下面试把郁达夫研究的历史发展分成三个阶段,逐段评述。[①a]

     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褒贬不一,毁誉参半

   1921年10月,郁达夫的《沉沦》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辑”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是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也招来了非议,“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②a]。

   第一个站出来为《沉沦》澄清“诲淫”、“不道德”罪名的,是“五四”文学运动的主将之一周作人。他从给“不道德的文学”作界定入手,认为《沉沦》“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沉沦》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并明确指出《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③a]由于周作人当时在文坛的地位、影响和分析的有理有据,终于使谩骂郁达夫的“文坛壮士”,“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④a]。

   1923年10月,郁达夫的小说散文集《茑萝集》问世,又马上引来了一批评论文章。对郁达夫及其作品持肯定态度的,有萍霞《读〈茑萝集〉》、胡梦华《〈茑萝集〉的读后感——覆郁达夫的一封信》等。萍文认为《茑萝集》“是求生的喊声,是人格的卫道符”[⑤a],胡文说郁达夫是“入世也深,故愤世也切”[⑥a],他们都指出了郁达夫小说积极入世的思想倾向和浪漫率真的特点。但是,持批评意见者也不少,如徐志摩、殷公武等人,就看作郁达夫是“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⑦a]。

   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是郁达夫创作的又一个旺盛期,这时期相继出版了《达夫全集》7卷、《日记九种》、《达夫代表作》、《在寒风里》、《她是一个弱女子》、《忏余集》、《达夫自选集》、《屐痕处处》、《达夫短篇小说集》(上下册)、《达夫游记》、《达夫散文集》、《闲书》等集子。随着作品的大量问世,郁达夫也成了当时文坛的热点,几乎每年都有数篇有份量的专题评论出现。而且,仅1931年至1933年,就先后出版了素雅(李赞华)编的《郁达夫评传》、贺玉波编的《郁达夫论》、邹啸(赵景深)编的《郁达夫论》三本郁达夫研究选集。一个作家能够受到同时代人的如此关注,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首先是郑伯奇、黎锦明、钱杏村等人打破初期的“印象式批评”的局限,试图从总体上考察和研究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郑伯奇《〈寒灰集〉批评》一文,把郁达夫的小说分为“自叙小说”、“心境小说”、“性格小说”、“社会小说”四类,认为《寒灰集》的“永久性”的价值,在于它“是一部主观的记录,一个转型期生存者的生活记录”,并主张用“现代的抒情主义”来概括郁达夫的创作特色。[①b]锦明的《达夫的三时期》,用联系的观点,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把郁达夫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既肯定郁达夫的“伟大”和他的作品的“无上的价值”,又指出他的“感伤极重”和“情感颓废”。[②b]钱杏村的《〈达夫代表作〉后序》,则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社会学的眼光,把郁达夫的思想创作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认为第一个时期主要描写“性的苦闷与故国的哀愁”,是“时代病的表现者”,第二个时期是“社会苦闷和经济苦闷的交流”,第三个时期则是“固有的苦闷渐渐的消失,让政治的苦闷替代了”;并对郁达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是“中国新文坛上最有力量的分子的一个”。[③b]以上三人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为郁达夫研究者广为引用。其他综合性的评论文章,还有陈文钊的《达夫代表作》、贺玉波的《论郁达夫作风的转变》、秀子(寇冰华)的《郁达夫的作品和思想》等,评价也都比较客观中肯。

   不过,随着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高潮的到来,郁达夫也遭到了社会各界的严厉的批评,其中尤以华汉(阳翰笙)和苏雪林的观点最为激烈。华汉的《中国新文艺运动》一文,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认为郁达夫之所以“沉沦”、“悲观”、“消极”、“堕落”、“颓废”、“浪漫”,根本原因在于他是“没落的士绅阶级的最彻底最大胆的代言人”,郁达夫的全部作品,都“赤裸裸的反映了这一没落的士绅阶级的意识形态”。[④b]苏雪林的《郁达夫论》更是从内容到形式全面否定了郁达夫的创作,认为郁达夫是专事“赤裸裸描写色情和性的烦闷”的“颓废作家”,他的作品所一贯表现的思想,就是“所谓‘性欲’的问题”,而且“都带着强烈的病态,即所谓‘色情狂’的倾向者是”,甚至把它们归入卖淫文学”一途;并说“自我主义”、“感伤主义”、“颓废色彩”是构成郁达夫作品的“原素”,而三者正是“‘世纪病’所给予现代文人的一种歇私的里的病态”。对于郁达夫的艺术表现,苏雪林也提出了“不知注重结构”、“句法单调”、“人物的行动没有心理学上的根据”之类的批评。总之,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可言。[⑤b]其他批评文章则大多集中于对单篇小说《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的不满,如认为《迷羊》“脱离时代的特点”[⑥b],艺术上也不成功,“完全丧失”了“作家的一切的魅力”[⑦b];认为《她是一个弱女子》只是“蒙了一重社会问题的皮相”,大体上“依然是一部描写色情的作品”[⑧b],等等。他们的这些批评,显然是偏激的,带有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初期“左”的烙印。尤其是苏文,几近于个人攻击,离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批评态度甚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郁达夫研究也因此进入了停滞状态。直到1945年9月郁达夫被日本人暗杀,才又形成了一个研究热潮。但这时大多是郁达夫生前友好的一些回忆性散论,如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郭沫若的《论郁达夫》《再谈郁达夫》、陈翔鹤的《郁达夫回忆琐记》、王任叔的《记郁达夫》、静闻的《忆达夫先生》等等。他们从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等各个方面,在宏观上对郁达夫做出了总结性的评价,从而为建国后的郁达夫研究奠定了基础。如胡文指出郁达夫的“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①c]。特别是郭沫若的两篇文章,澄清了不少事实,认为“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让那些假道学、假才子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②c]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郁达夫作品的强烈的反封建性;还认为郁达夫的“卑己自牧”,与“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堪称“文坛的三绝”,郁达夫是“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③c]再次阐明了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我们说,这一阶段对郁达夫的评价之所以出现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情况,与当时“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这一基本文化语境中各因素所占比重的变化密切相关。20年代,正是“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最高涨之时,但同时也是封建卫道士们最猖狂的时候。所以,会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并存。当然,毕竟当时人的解放是时代的主旋律,故肯定、褒扬仍是主流。但是,从20年代末开始,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阶级解放的意识大大强化,甚至超过了人的解放的要求,于是就有了“左翼”文坛对郁达夫的激烈批评。不过,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郁达夫,又成了评论界关心的话题,郁达夫当然地成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作家”、“爱国主义战士”。可以说,这时期郁达夫研究的反反复复、几起几落,完全是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的结果。由此我们也可看出,中国的新文学批评还处于发生、发展的阶段,在其“童年”时期,难免要有所依附;新文学批评要迈出完全独立的一步,还需做相当大的努力。

     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否定批评居多

   这20多年,总的来说是,日本、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学者对郁达夫关注、评论得多,大陆相对较少。并且,大陆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否定和批评郁达夫的居多,而中肯客观的评价较少。可以说,比起前一阶段,郁达夫研究处于低谷时期。

   建国初期,北京开明书店为展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实绩,出版了一套“新文艺丛书”。丁易作为《郁达夫选集》的编选者,为之写了一篇序。在这篇“序”中,作者一方面肯定了郁达夫“五四”时期的作品带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又认为“浪漫主义的感伤颓废是达夫先生作品中的一个主调”,而且“一直到他后几年的小说中还是浓厚的存在着”;一方面指出郁达夫自叙传式作品的“积极方面”是“揭穿了旧礼教的虚伪和尊严”,另一方面又批评说“这种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并且是“在客观上对青年们的前进向上的热忱起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极作用”。作者甚至断定,郁达夫的作品在“五四”以后“不但已经丧失了它的社会意义,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社会前进的障碍了”;郁达夫是“始终没有放弃他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也始终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因而决定了他“始终不能坚决地背叛自己阶级走向革命道路”。丁易对郁达夫的有保留的肯定和简单化倾向的批评,直接影响了50、6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郁达夫的看法。

   较多地承袭丁易的观点的,是这时期出版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如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等。由于它们是当时普遍通用的教材,影响也尤为显著。其中特别是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对郁达夫几乎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首先,张著否定了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认为“其狭小可不言而喻”,他一再申明:“这种爱国热情和他渺小的自我结合着,使人觉得有些庸俗”、“郁达夫的爱国热情自始就和他的悲哀、愤恨结合着。他看不见人民的力量,看不见民族的前途,……但这悲哀、愤恨也难免于庸俗”。其次,认为郁达夫的作品在揭露旧礼教的虚伪的同时,也起了副作用,即“对于青年读者,他的作品是很少教育意义的,相反,有坏的影响”。[①d]这些近于武断的批评,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时,也出现了几位力求客观公允地评价郁达夫的论者,虽然为数极少。如文学史家王瑶,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中就基本肯定了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王著解释郁达夫的“伤感颓废”,“实际上是对现实不满的悲愤激越情绪的一种摧抑,浪漫的情调中是有反抗和破坏心情的”;又说:“其实他的小说大部都可以当作不满现实又不愿逃避的爱国的青年的苦闷忧郁来读的。”[②d]其他像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论》,全文分六个部分深入系统地探讨了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道路,对郁达夫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如认为郁达夫作品中的“颓废情绪”和“色情描写”也有它“可理解的和积极的一面”,因为“性的苦闷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提出的”,而且“在于它对封建旧道德的自觉的挑衅”;[③d]还分析了郁达夫思想矛盾的根源,并指出正是这种仅仅“在自己的理论中呐喊”的矛盾,构成了“郁达夫的悲剧”。[④d]另外,像田仲济的《郁达夫的创作道路》,虽然难免受到当时文化氛围的影响,但也不失自己独到的评价。

   进入60年代,关于郁达夫研究的论著就更日见稀少了,整个大陆几乎见不到一篇(一部)有份量的专论。“文革”十年,则除了香港、台湾和外国的一些学者仍然对郁达夫情有独钟,不时发表、出版若干著述外,大陆的郁达夫研究这块园地,可以说是寸草不长,一片荒芜。

这一阶段郁达夫研究的总体特点是否定批评居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2802.html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沪)1996年1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