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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伟:论郁达夫

更新时间:2015-10-11 14:48:37
作者: 倪伟  

   “他的性格里充满着矛盾的两极端,因此他的一生,就不得不为这矛盾所苦忧。”①当郁达夫这样评说卢梭时,心底是否翻涌着一种惺惺相惜的悲酸和苦涩呢?事实上,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郁达夫就以其卢梭式的大胆的自我暴露嬴得了“中国的卢骚”的称誉。在郁达夫和卢梭之间确实有许多精神性格上的相似处,譬如因纤敏易感而引起的情绪的大起大落,近乎偏执的内省倾向以及毫不留情的自我剖白和谴责,……当然最根本的契合还是他们共同遭遇的内在自我的分裂和冲突。郁达夫“豪爽热情,却又偏多感伤情调,有时甚至陷于颓唐;他孤高傲世,蔑视流俗,却又自卑,甚至到了自我作践的地步;尽管有时放浪形骸,但他本质上是一个严肃地对待生活的人②,”当然他也不乏世故老练的一面。追求闲逸,幻想超脱,又偏偏难以忘怀世事国情。内心多元的矛盾冲突在得不到整合时,怎能不导致自我的内在分裂并进而酿成深重的心灵灾难?它甚至会极大地影响到他的感知和行为方式,使他在四处碰壁后软缩到内心世界,自怨自艾,自伤自怜。不幸的是,郁达夫虽然有着卢梭自我矛盾的一面,却不具备卢梭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坚韧和执着的品性,因此倘若说自我的矛盾和分裂在卢梭那里还张扬着直面人性的复杂底蕴并勇毅地追求超越性整合的宏大而悲壮的气象,那么在郁达夫那里就只剩下无法排遣的凄伤和哀怨了。

   感伤和忧郁无疑是郁达夫性格的基调。这种情感倾向的形成自然有着个人成长心理学方面的原因,早岁丧父不仅致使家庭经济陷入困顿之中,并使得童年时的贫寒成为他终生挥之不去的创伤性记忆,而且也使他在人格成长的过程中丧失了可供认同的强有力的形象,从而形成了柔弱而内敛的自我;长期负笈东瀛的孤寂的羁旅生涯无疑也助长了他性格中的纤敏和忧愤。然而这种从个人成长心理学角度作出的解释毕竟有其局限性,它无法解释何以在包括瞿秋白、梁遇春、何其芳等人在内的一批现代文人身上都流溢着郁达夫式的感伤和忧郁。毫无疑问,这种普遍的精神倾向是有着更为深广的历史—时代背景的。在我看来,郁达夫的感伤和忧郁主要源于他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尤其是一个现代文人——的新型感知方式。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动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一方面工业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运动、速度、光和声音的新变化,这些变化又导致人们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③另一方面文化传统的崩溃也使得人们丧失了可以依恃的精神后盾,因此在现代人眼里,世界已不再是一个稳定有序、可以把握的对象,而象个庞大紊乱、变幻莫测的怪物,构成了一种惘惘的威胁。面对这个异己的世界,人们已不再拥有昔日悠游自如的亲切感和自信心,而陷入了无力把握的沮丧和惶恐之中。这种新型感知方式深刻地制约着人们对自我感觉和经验的判断。④感知方式的变化在感觉锐敏的文人身上无疑会得到最迅速也最强烈的体现,“因为艺术家的神经纤敏感觉锐利,所以一时庸人还不曾感到的苦闷、反抗和不满,艺术家就比他们要早几十年感到,或者一般庸人,在同一时代内所感到的痛苦、烦闷等,艺术家因为神经纤敏的缘故,要比庸人多感到一倍。”⑤因此,当我们听到文人们弹奏出或凄哀或愤激的乐音时,也就不必惊奇了。

   让郁达夫最为哀伤的,恐怕莫过于在现代社会里失落的境遇了。过去某些文人备受尊崇的黄金时代已去如杳鹤,在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他们被迫卖文鬻字,四处奔走,表面上虽享有着流浪汉式的自由,然而这却是一种失去任何生存空间的自由,一种被抛弃的自由。⑥沉重的经济压力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一点可怜的自由转化成极其惨酷的精神折磨。吁贫叹穷是郁达夫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从他忿懑的绝叫我们不难看出生计问题给他带来了何等沉重的精神压力。1921年从日本学成归国后,他本打算在上海靠文学谋生,但是严酷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他的玫瑰色的文学之梦。在上海四处奔波的结果竟是找不到一项足以糊口的固定职业,只好蛰居于亭子间,昼伏夜出,靠偶尔获得的微薄的稿费果腹。连养活自己都还成问题,又哪有余力来畜养妻孥呢?迫于生计,他只得辗转流徙于安庆、北京、武昌、上海、广州等地,谋求教席,遭到排挤倾轧,处处碰壁。随着文名渐隆,他的经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但早年求职屡屡失败的经历以及贫寒造成的精神创伤仍然使他时常会陷入懔懔自危的感觉。避居杭州的那几年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为安定的时期,交权贵,读古书,游名山,名士的隐逸气很浓厚。然而,即便这样悠闲,他也依然摆脱不了对覆巢之危的近乎本能的警觉,而慨叹道:“人到了中年,感觉最切的,是无钱的悲哀。”⑦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文人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不做文人,一条是不要靠文章来吃饭,因此在《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一文中,他奉劝青年切不可以弄文为谋生的职业,若是出于对文人的盲目崇拜,“凭了一时的感奋,不顾前后,马上就跃入了诱感、不着实地的急流漩涡之中,一生的快乐与事业牺牲了倒还事小;有的时候,恐怕连性命都要保不安全。”⑧在《小说与好奇的心理》里他更干脆认为文学和爱情、忠君爱国一样,“都是生活问题解决以后的一种消化Dessert Course(餐后甜点心),有了原更好,没有也并不是必要的。”⑨这当然只是激愤之言。其实,郁达夫对文学极为钟爱,在他看来,文学不仅有美的价值,可以提供一个赖以追寻梦里青花的无何有之乡,而且还有知的价值,可以让人认识到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及人生的各个侧面,而文学家在作品里寄托的理想甚至也能成为后人依照实行的蓝图。⑩言论上的巨大反差正反映了郁达夫的失落者的心态。对于视自由和真诚为生命的文人来说,为了谋生而出卖自己的思想、知识乃至人格,这无疑是极其痛苦的。这一重苦痛正是中国现代文人最基本的生存境遇之一,他们的感伤与忧郁恐怕与此也不无关系。

   在现代世界里,有人只有通过手腕和逃避才能保住自己的自由。而绝大多数文人根本就不具备逃避的条件,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地与世人虚与委蛇,以此求得立锥之地。郁达夫世故老练的一面多半就是如此催逼出来的。他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就是一个极明显的例子。1927年可说是郁达夫一生中思想最为激进的时期,他一改昔日的颓废作家的形象,以激进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之上,不仅撰写了不少鼓吹革命的政论文章,还第一个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这是否标志着他思想上的转变呢?事实上,郁达夫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中提出的口号虽然与其后的共产党理论家相一致,但内在思路很不相同。他并没有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思想背景,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只不过是出自他作为文人的敏感和警觉。广州之行使他认识到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专政的人物,和握有兵权的人物,大抵是以出于小资产阶级而受过前期资本主义的训练者为多。他们要利用民众的时候,不妨造出很动听的话来打倒比他们更大更有实力的旧阶级,而万一事功成就之后,或竟至事功半就的时候,他们的根性,就会发露出来,要压迫大多数的民众了(11)。”因此他呼吁真正彻底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即劳动者和农民——来作中心人物,才能获得成功。这一思路与《广州事情》是一致的。随后发表的《〈鸭绿江上〉读后感》和《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虽然进一步指出与现阶段的中国国民革命相适应的革命文学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文学,甚至断言“将来中国若没有文学则已,中国若有文学,一定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文学”,(12)但这两篇文章也还只是前一思路的延伸,只不过是声势虚张得更厉害些罢了。其实,对于当时的国民革命,郁达夫根本就抱着怀疑和绝望的态度,在日记里他写道:“现在的革命,恐怕也不过是回光返照的一刹那,真正的共产政府、真正的无政府的政府,恐怕终究是不会有实现的一日的。”(13)(1927年3月29日)既然如此,那他为何要这般不遗余力地鼓吹革命、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呢?这恐怕与他对生活的深谋远虑不无关系。他极其珍惜自己已经在文坛上占据的一席地位,不愿意过早地失去这一切,成为一个落伍于时代的“老作家”。而当时的文坛几乎完全被政治形势所左右,革命形势的高涨诱使许多作家投笔从戎,另谋发展。郁达夫的老友郭沫若和成仿吾等就纷纷南下投奔广州政府,郭沫若更是摇身一变,成了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这对于自恃在三人中才分最高的郁达夫当然是一种刺激。在日记里他慨叹“此后若不自振作,恐怕要成一个时代的落伍者”(14)(1926年11月21日)。在“革命”风甚嚣尘上的文坛,他若不跟着鼓噪,确实可能会很快地被遗忘,这对于以卖文为生的他来说无异于自绝生路,他又怎能不对此心怀惊惧呢?与王映霞的结识与相恋构成了另一重压力。和当时众多的时代女性一样,王映霞也是言必革命,竭力鼓励郁达夫投身革命,做一番事业。为获取她的欢心,郁达夫自然要努力鼓荡起寒灰的生命,想迎来第二度的青春。更大的压力或许来自于对未来生计的考虑。郁达夫深知“培护名花,要具有大力”,(15)与王映霞结合后必须有大笔的钱才能支撑起家庭的生活,而要多赚钱,只有多写文章,而且还得是投一时之所好的热门文章才行。他其后提倡农民文艺和大众文艺,自然也有着这一重考虑。可见,郁达夫的世故老练不过是一种软弱的自我保护手段,它掩盖着的是对于不可理喻的现实和无法预知的未来的莫可名状的焦虑和恐惧。

   世故老练毕竟不是郁达夫的本色,他那点在险恶的生存环境逼迫下习得的手腕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在时代的滔天浊浪里,连狡诈多变的权谋家都不免会触礁毁亡,更何况是他那样的文人?他的性格柔而不韧,慈而不狠,生活上又过于脱略不拘小节,这种十足的文人习性只能让他在现实生活中吃尽苦头。要俗就得俗到底,要世故就应舍得抛弃己见。郁达夫偏偏又做不到这一点,在骨子里还执持着真诚,每遇大的问题关节总不肯做一个“糊涂”的聪明人,所以到处要遭人挤兑,真正知心的朋友少之又少。扰攘乱世中,几乎人人都怀着一肚子的下流念头,既然知道“中国人的文法变化只有一个字,就是你揩油,我揩油,他揩油,”(16)就应该心照不宣地也去揩油,又何必多事,去指陈广州政府革命招牌后的污糟呢?弄得十数年的老友“都不得不按剑相向”。(17)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时,又一厢情愿地以无产阶级一分子自居,却没料不多久就遭到了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新锐们的猛烈攻击,被判定为“没落的士绅阶级底最彻底最大胆的代言人”,“唯一的出路,只有醇酒妇人以消极的自杀。”(18)以发起人的身份参加左联,却疏懒成性,不愿参加左联频繁举行的各种大小会议,终至被议决除名。流亡于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时,他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军周旋,还开办了一家小酒厂,借此掩护胡愈之等流亡的进步文人,可是胡愈之等人秘密组织“同仁社”,却没有邀请他参加,甚至都没向他透露过一丝口风。郁达夫自然也猜到他们有个秘密组织,所以每次碰到他们聚在一起象是在讨论什么时,总是有意避开。(19)当你在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着一帮人,可这些人却并没有把你当成值得信赖的自己人时,你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滋味?

长天渺渺,孤雁失群,极目四望,看不到一片可以栖足的绿洲,这一份孤独和悲哀该如何来承担,来化解呢?对于生性柔弱、对异性又有着近乎病态的欲望的郁达夫来说,醇酒妇人似乎是最容易想到的逃避方式了。在萍踪飘泊的早年,他频频出入于烟花柳巷,并以自身的游狎经历创作了《茫茫夜》、《秋柳》等一批小说,也因此蒙受了色情作家的恶名。在二十年代初,北平各所大学的不少学生和教授都喜逛窑子,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人很有限。(20)对这些事,一般不会启齿,更别说形诸笔墨了,郁达夫毫无顾忌地将它们写进小说,还要大肆地渲染一番,可见其性格的痴狂。郁达夫常常混迹于花柳阵中,与单纯以泄欲为目的的嫖客有些不同。他早年就极迷醉于古典诗文,浸濡颇深,对传统文人诗酒征逐、挟妓而游的才士习气不免神慕心仪。对他来说,游走青楼不仅可以暂时摆脱孤独和烦忧的侵袭,而且本身也以为是风雅韵事。这种迂痴的观念使他对待妓女的态度比较特殊,“他在她们面前说话时,是十分潇洒,温和,自然,而且彬彬有礼。问问她们的生活状况,客人多少,收入多少,于剥剥瓜子,喝喝清茶、闲谈一阵之后,即便起身。”(21)妓院之于郁达夫如同一座避难所,它虽然也充斥着虚假、做作和欺诈,但与外面寒冷黑暗的世界相比,毕竟要温暖舒适得多,何况在妓女身上可能获得一点同命相怜的体认和慰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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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沪)199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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